1912年10月8日，梁启超结束了十余年流亡海外的生涯，从日本归国抵达天津，10月20日，又应袁世凯邀请进京访问，至11月1日复返天津，此间20余天，袁世凯、共和党、民主党以及国民党的激进派和稳健派围绕梁启超归国这一问题进行了竞争与角逐，成为民初政坛轰动一时的重大事件。

梁启超与归国旅途的“一波三折”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表达了因应时局的策略：对内控制京城禁卫军，对外利用第六镇吴禄贞，联合发动兵变，驱逐奕劻、载沣，由清廷下罪己诏，速开国会，实行立宪，“以杀革党之势”。与此同时，梁于11月9日抵达大连，拟入京联络第二十镇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蓝天蔚。然而，三日后，熊希龄忽急电催其立刻返回。这一方面由于吴禄贞被刺杀，使梁的政变计划搁置；另一方面，汤觉顿、罗瘿公“谓蓝天蔚等将不利于梁”。此为辛亥之际梁归国第一次受阻。11月16日，清廷委任袁世凯出山组织内阁，梁启超拟被任命为司法副大臣，这使得梁归国之行再现曙光。然而，梁却并未应允立即动身，仅表示自己可与袁交相为用。与此同时，梁写作了《新中国建设问题》，提出了“虚君共和”的主张，只是该言论在国内并未获得有效同情。此为辛亥之际梁归国第二次受阻。至1912年5月底，梁启超的归国议程再度浮出水面，与此同时，“梁党”友人趁势制造梁归国舆论。梁启超归国转机的出现，主要得益于三方面的因素：其一，武昌起义以来，梁即表现出“联袁”的姿态，拟定了“和袁、慰革、逼满、服汉”的八字方针；其二，党争发展的新形势，使得共和建设讨论会敦促梁启超归国这一问题显得极为迫切；其三，杨度的推荐，以及孙中山、黄兴的默许，在促成梁启超返国问题上亦有推波助澜之效。

梁启超归国与孙、黄、梁、袁共和建设之讨论

从民元政局的大背景而言，梁归国恰逢孙黄北上访问结束，孙、黄、梁等围绕建设共和的目标，从不同侧面提出了各自的理念。第一，推动政党政治进步是孙、黄、梁、袁共同的目标，各方一旦深入讨论政党建设诸问题，如采用“两党制”或“多党制”“政党内阁”或“人才内阁”等，则存在明显的分歧：其一，孙中山倾向于“两党制”，梁启超在“两党制”之外，关注了“第三党”的意义，黄兴主张的是一大党执政，而袁世凯所容许者乃“多党制”；其二，除了孙中山对内阁问题无明确表态外，黄兴、梁启超倡导的是“政党内阁”制度，而袁世凯则力主“人才内阁”。第二，谋求实业发展是孙、黄、梁、袁关注的另一话题。他们普遍认为，应以兴办实业为改良政治的先导。然而，他们对于发展实业的切入点持有不同设想，孙认为兴实业必自修造铁道入手，故将“兴修铁路二十万里”作为进京晤袁的宏愿，黄表示发展实业当遵循“农以生之，工以成之，商能通之”的次序，因“农工发达，则商业亦自然发达矣”，袁则以金融业为发达实业之先导，“银行为流通资本之枢纽”，梁重视的是改良工商业，既以本国基础为依托，亦借鉴外来经验。不同于袁主张创设新式银行，梁一面强调对山西票号等旧有金融机关的整顿，一面提倡仿设大规模的股份有限公司，此后方能在同各国的“商战”中占据一席之地。此外，在利用外债与发展本国实业关系这一问题上，他们也存在不同看法。袁迫于国库资金一筹莫展，被迫向列强银行团举借外债。黄则认为借款有损国权，故以劝募国民捐为抵制之策。不同于黄拒斥外债的态度，孙视利用外资为走向工业化道路的捷径，并主张将铁路批“外人包修”。梁则侧重“变外债为内债”，将借款存入中央银行，作为收回旧钞的基本金，一旦兑换基础确立后，外国资本团便无从挟制。可见，梁在使用外债的策略方面“反客为主”，既防止了孙“借款筑路”计划之隐忧，又超越了黄仅吸收全国分散之资，且易酿成强迫之弊的救急之计。尽管各方在建国理念上存在某种共识，但由于政治利益的分歧，终究不免使得归国后的梁启超同各方派系的关系染上了极为微妙的色彩。

梁启超归国与各方势力的角逐

欢迎梁启超最力者，当属由前清立宪派蜕变而来的共和党、统一党，其党派利益同袁世凯政府联结最为紧密。对于梁而言，寻求同共和党的对话，正好合乎了此次归国的政治诉求。至于党争中的竞存路径，从共和党与袁的关系而言，可以袁政府为依托，拉拢立宪派合作，实现政党与政府的共赢，从而渐同国民党“一争高下”；从共和党与其他党派关系而言，可努力促成各政党之归并，使共和党缔造成为“大政党”。这使得归国之初的梁氏，奔走致力于民主党与共和党的合并事业。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

早在梁启超归国之前，共和建设讨论会即表现出拥戴其为领袖的姿态。初抵天津的梁启超，则胸有成竹于运动共和、民主两党合并。按照梁的理念，国民党改组后，已有一日千里之势，民主党绝非与之抗衡的对手。若仅依赖共和党一己之力，孤军奋战，恐难持久。然而两党合并之议，并未能按照其设想进行。一方面，早于归国前夜民主党内即有持反对意见者；另一方面，两党在安置梁位置方面产生了分歧。最终梁氏两党合并计划胎死腹中，这不免令其颇感黯然神伤。

随着时势的转移，武昌起义后，梁对于袁的态度发生了逆转，转而寻求联络。一面是梁对于袁的推崇备至，一面是袁召梁回国的求贤若渴。表面上看，梁、袁的感情似一反从前之仇恨，但双方的猜忌未必能就此破除，实际上则免不了相互利用之用意。就梁而言，一面欲以北洋政府当局为依托，贯彻其“开明专制”的政治理念，一面借袁氏之力遏制革命党的“暴民政治”，进而为赢得民初政坛的席位而张本。而袁世凯所看重者，也是梁在巩固自己权力与统治方面的政治砝码。一方面，梁氏张扬“国权”，抑制“民权”，抨击革命党人以《临时约法》限制总统权力，主张行政与立法合一，以建设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为目标，多有迎合袁心意之处；另一方面，袁则有利用梁氏之威望，进一步整合立宪派力量，同国民党相对抗，并竞选正式大总统之意图。

国民党内部对待梁启超的态度最为复杂。国民党激进派对梁肆意诋毁，稳健派则对梁归国表现出相对宽容的态度。稳健派同梁联络的深意，实在于力阻共和与民主党合并，从而维护占据绝对优势的党势力量。然而，国民党稳健派同梁启超的尝试性接触，并未能成功地“化干戈为玉帛”。就日后形势发展看，梁协助袁组建“进步党”，终与国民党分道扬镳，内中主要有两个方面因素：其一由于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导致其无意于承认“国民党欢迎梁启超大会”的合法性；其二是梁本人对国民党之欢迎，始终心存芥蒂，也使得双方隔膜难以打破。国民党稳健派同梁的对话，不仅为双方和解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且延续了孙黄北上同立宪派达成的政党合作基础。只是，由于历史上梁同革命党的矛盾，双方的信任机制尚难建立。

实际上，在各方势力围绕梁启超归国这一问题竞争博弈的背后，隐喻了民初政党政治发展的趋向。梁同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均寄希望于袁政府，秉持政治上稳健的立场，推行渐进的改革，并努力塑造袁“政治强人”的形象。梁同民主党的关系曾一度降至冰点，但最终在梁的促成下，共和、统一两党吸纳了民主党，如愿实现了三党同袁的靠拢与携手。梁本企图通过与袁结盟，击败国会中的国民党人，实现“开明专制”的理想，却因袁解散国民党与国会等举动，使得议会制度土崩瓦解，这无异于消解了政党政治的合法性凭借。1914年2月，梁辞去司法总长职务，其所推崇的“拥袁”理念宣告破产。国民党稳健派与梁及进步党，均希望将国家引向政党政治的轨道，只是后者为袁的“独裁”所利用。既然存有潜在的对话空间，这也暗示了二者日后在携手“反袁”的道路上，可以走向合作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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