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级大学生李公明与公民知识分子的正确打开方式

拙见说

他甚至会说起，“最坏的时代”正在路上。知识分子的工作就是思考社会应该是怎样，他会感受到时代的普遍性的痛苦。他所表达的痛苦，很大程度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这个社会客观上就存在这种情况。

拙见+0911讲者 李公明

健笔

1992年12月下旬的一天，李公明在铁路医院的产房里，在待产的妻子的床边写一封信，怀揣忐忑与期待。搁笔后的几十个小时，儿子李尔克出生。他以这封发表在《南方周末》的信迎接这个新生子。

在信里，李公明向儿子坦陈此刻的真切感受：“这是那样一种岁月：市场的价值观念正日益主宰着一切，过去所有英雄史诗式的情感和向往均已死灭。你恐怕难有机会亲身体验年轻的生命在风雨中慷慨悲歌的氛围了。”

李公明又写道，“在这样的岁月里，真正的知识分子生涯必定充满痛苦。”

1982年1月，李公明从华南师范学院历史系毕业后，分配到广州美术学院文艺理论教研室任中国美术史教师。在老校区窄小的宿舍里，书籍堆得一摞一摞的。从事教育数十载，他确信没有比大学教师更理想的职业，自己喜欢的无非就是读书和写文章。

多年以后，有一次李公明和家人从香港回广州。和往常一样买了很多书，其中有些学术性的书在过海关的时候被扣下来。不正常的恐惧，不由分说的阻断，让李公明的妻子出离愤怒。儿子李尔克几乎和海关人员对峙起来，周围的路人都看过来。儿子据理力争，让李公明感到欣慰，“因为他知道什么是文明，什么是野蛮。”

“知识分子痛苦论”至今没有变过，“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市场经济突然转型，我们开始感觉到，我们在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边缘化。”当时，被称为知识分子的群体，站在一个清贫的读书人的视角，目睹周围人一个一个下海经商、转型，让他们感到有些刺痛。

似乎明确地感觉到历史被推到一个临界点，无力，痛苦，他都感受得无比清晰。“譬如讲，由80年代开始思想启蒙，到末期经历重大的挫折，90年代经济大潮的一种转型，在这种情况下，知识分子的理想和情怀，无论怎么样去努力，都觉得有一种无力感。无力感是造成了我觉得是一种痛苦的感受。”

我随着李公明逡巡在广州美术学院里，见到面熟的学生，他会伸出食指点一下，耸一下眉毛，像见到老友一样嘿嘿地笑，露出一点迷人的狡黠。

作为美术史研究者，除开那些艺术史论文、著作之外，他携一支健笔在各大报刊上针砭时弊，《南方都市报》、《新快报》、《东方早报》，都有大量他撰写的时事评论或书评。亚运会收尾工程问题，白云山工程隧道问题，停车咪表收费问题......李公明没有停止追问。也因此，他获得了更多专业领域以外的话语权。

他印象很深的是80年代初期在《特区工人报》上进行的一次关于“改革者”的讨论。当时用了一个很形象的题目——“公鸡在什么时候才应该鸣叫”。李公明参与了讨论，有人认为，改革者如果太早提出自己的思想，可能会得不到落实，而且下场或许会很悲惨。

因此，改革者应该是在适当的时候，恰如其分地提出自己的思想，引领社会的转折和变革。他承认这是理性的选择，但他更认为有时候公鸡应该在它觉得不得不叫的时候就喊出来，其余的管他呢。

锐眼

在最期待改革的领域里，教育必然是其中一个。90年代中期开始，高校大量扩招。李公明意识到，在许多学院纷纷盲目升格为大学、大学盲目扩招的背后，本质就是好大喜功，完全脱离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

他说，从我们许多国产日用品来看，这个道理便可窥知一二。无论是工艺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某些产品都很落后。“熟练的技工人才是我们最紧缺的人才，而并非所谓的大学生人才。”

他刚毕业到美院当老师时，看见学校医务室医生的玻璃台下面，夹着一张纸——全校学生的名字都在上面。他惊奇地发现，整个美院150多个学生，老师比学生还多。如今每个班各招八九十个学生，认全都很难。“在大学城，要让学生与老师和社会有紧密联系，还是比较困难的，这并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在“扩招”多年之后应运而生的广州大学城，这座在李公明眼里叫做“大学生城”的地方，坐落在番禺区小谷围岛，距离市中心十余公里，学生难以在课外与老师乃至社会有密切的交流。

为了寻求改变， 2014年广州大学城主办的大学生创新创业活动中，李公明应邀主持策划了 “两岸四地大学生艺术创新大赛首届年度展”。初衷是希望通过活动能够促进大学生之间的学术与思想交流，他相信以艺术创新为支点，可以撬动大学生们的大脑风暴。

话锋一转，李公明有点无奈： “不知因为什么原因，后来这个大赛中的很多项目被取消，原来期待的交流效果被大大缩减。”

青春

1977年，被文化大革命冲击而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刚得以恢复。中国社会慢慢回归到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的轨道上。作为77级大学生的李公明，毕业后度过了80年代，那段时光在他的记忆里很值得珍惜。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当时很多从西方翻译过来的学术著作、文学书籍在青年人中间非常流行，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有很多学术研究的书印量非常大，你今天最多印几千册，都还卖不完。”

在美术界曾有一股85美术新潮。1979年，星星美展之后，西方现代主义艺术思潮开始深刻影响中国艺术家。那时年轻一代的艺术家，经历过文革，又接受过专业的学院教育，对一切新的艺术风格和形式都充满渴望。

李公明浸淫其中，深受启发，他认为85美术新潮折射出80年代的思想启蒙氛围。

然而，高考恢复至今已经快四十年，作为大学教授的李公明对于教育发展的现状与前景并不乐观；他甚至连连质问，“从恢复高考到今天，在学校里的学术氛围距离学术独立、思想自由的理想有多远？从教学到科研，又有多少是按照教育的规律、按照真正的学术精神来做安排的呢？”

“我可以说，我们今天完全没办法交出一个令自己满意的答案。”提出尖锐的问题，随后他又自己解答了。

时过境迁，周遭环境却令李公明越发失望。报纸越来越薄，平面媒体“断崖式”消亡，他曾经认识的报人纷纷离开。舆论空间越来越窄。以时事评论闻名的他，也写得越来越少。

可以理解，多年以前，他在迎接儿子降生而写下的那封言辞恳切的信里就提到，他多么希望有一天和儿子一起以讨论哲学和诗的场景作为他们的生活方式。

如今，长成青年的儿子李尔克赴美读法学院，也已经在国内发表了不少专业性较强的书评，甚至有些也引起了学界关注。他还和父亲联名发表了纪念著名法学家德沃金的文章，也曾共同发表探讨中国电影出路问题的文章。这一切，离李公明对儿子最初的愿景似乎并不遥远。

如今，李公明还常常会想起那段荒谬、痛苦但也不乏某些美好记忆的知青岁月。他父亲乘着工厂的卡车送他到从化县神岗公社插队下乡；回广州探亲之后，他带着父亲给他煮好的面豉猪肉回到山村，一瓶面豉猪肉能吃上好多天；在知青生活中建立了友谊，在煤油灯下唱歌与读书。

还记得到乡下的第一个星期，农民安排李公明等三个知青各自到一个农民家里吃饭。因为还没有种出自己的青菜、没有从山上把树柴砍回来煮饭，倒是在农民家饭管够，有两条青菜和几块腌萝卜，餐餐如此。

他说，在那段青葱岁月里，无论经历怎样艰难的环境，你都一定可以找到自己的快乐，找到你对于青春生命的某种体验。

1977年恢复高考，当在生产队的广播喇叭里听到这个消息时，知青们都很兴奋。高考那天，来神岗中学考场参加考试的知青很多，像是趁墟一样。尽管复习很仓促，李公明怀着兴奋的心情，迈入了教室。

1978年春，新的日子来临了。

视频：健豪&启儁

撰文：苏海伦

「拙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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