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误解的中国人

人不知而不愠。

孔子以一言传递了中国传统儒家的处世哲学，而这一君子之言，对于当下的国际形势，格外应景。

随着中国经济的复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日渐妖魔化中国形象，而国际市场的中国故事缺失，更是造成了美国人对中国的误解。

误解是最大的危险，攻击是最深的自卑。

为了打破镜像，由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欧元之父罗伯特·蒙代尔提出设想，导演柯文思、制片人韩轶执行，历经4年，拍摄完成了一部纪录片《善良的天使》。这部片子以人性的视角，记录了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中美老百姓，试图揭开大国政治博弈的皮相，减少两国对彼此的刻板印象和误解。

2019年7月9日下午，在上海，拙见邀请纪录片《善良的天使》的导演柯文思（Malcolm Clarke）、制片人韩轶进行了一场深度的中美关系交流，试图从多个角度去探讨当下的中美关系的更多可能性。

以下为精选对谈内容，与你分享。

田延友：在影片中，您采用了两个民间化的、可能具有象征意义的元素：美国的橄榄球和中国的算盘。请问它们是真的有象征意义吗？

柯文思：我们看到橄榄球教练迪蒙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很好的对象。因为刚来中国时他对中国很不了解，但是他愿意花时间去了解。他遇到的中国太太，成为了他了解中国最迅速的方式。影片中他和太太的婚姻关系，就像中美关系，求同存异，往更好的方向发展。

田延友：影片一开始似乎在关注基辛格等比较宏观的大人物，然后慢慢回归到普通人的视角。请问这是一种以小见大的表现手法，还是您觉得难以把握宏大主题的权宜之计？

柯文思：我一开始拍摄时，是从政治角度来考虑的，后来我意识到这样的片子会很无趣，所以开始把视角转向普通人。我们把政治人物作为影片的框架，而影片填充的肌理，是普通人的故事，是有情感的、能打动人的。

田延友：您觉得影片达到预期效果了吗？

柯文思：很少有纪录片的结局能与预想一样，因为纪录片的制作是一个演变的过程。这部影片与我预想的相差比较大，但效果理想。中国观众如果在看完影片后，能对美国有更多的感同身受，那么对于中美未来和平，是个坚实的基础。

韩轶：中美关系是个非常抽象的概念，用艺术形式来表现它是个很大的挑战。在时间和资源都非常有限、中美关系经常变动的情况下，我们能完成这个作品，还是挺满意的。

田延友：在中国有一个词叫政治正确。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有考虑政治正确的因素吗？是否有一些顾忌？

柯文思：因为中美关系这个话题有一定的敏感性，我们一开始就知道会遇到麻烦。确实，有很多人不希望中美能和平共处。但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如果能和平相处，对全世界来说都很有意义。在影片中我采访了基辛格——中国支持者。他当时跟我说：“我因为支持中国，在美国一直遭到批评，现在轮到你接受批评了”。

现在的问题在于，中美关系没有中间地带。如果你不仇视中国，那就是亲近中国。我认为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我是一个英国人，我支持的是中国和美国和平共处。

韩轶：政治正确这个问题在美国要严重得多。在美国，如果你不是在做反对中国的影片，那你就一定是亲中的、被中国人收买了的。我们想通过影片表达：中国不是敌人，世界上可以有两个超级大国同时共存，而不是仅有一个高高在上，对所有人指手画脚。但这样的观点在现在的美国政治环境下，是政治不正确的。所以影片在推广上确实是比较难。

田延友：您刚刚说您是从一个相对中立的位置来看美国和中国，如果抛开政治的因素，您觉得您个人更倾向于中国发展更好，还是美国更加强大？

柯文思：美国很多地方我都很喜欢，但有一点我不喜欢，就是美国大部分民众觉得美国永远世界第一。

在过去的3000到4000年，中国一直都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而美国只有几百年的历史。中国从古到今都没有那种很强的优越感，它并没有对外界进行侵略或殖民。过去几年，中国一直在跟其他国家增进关系，比如一带一路。

我认为，任何西方人想要去减缓或者逆转中国的复兴是疯狂的。中国的复兴是21世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会持续地讲下去。西方应该做的不是害怕或者抗拒这个过程，而是努力去接受、理解并且拥抱她。单极世界是不好的，有两个这样的超级大国，或许可以更好地达到一个平衡。

田延友：电影里把特朗普很多疯狂的观点放到了中国长城上。这是刻意为之，还是剧情需要而取舍呢？您有自己的倾向性吗？

韩轶：长城上的那一段其实是有象征意义的。中国修长城是为了防止入侵，她不是一个进攻性的大国。影片中，特朗普的言论其实是在长城的一边，相当于这个国家受到了外来的一些指责或批评，这一段是导演的创意。

为什么选择特朗普？因为他在整个竞选过程中，把中国作为替罪羊。我们完成第一个剪辑版本的时候，是奥巴马时代，没人知道特朗普会当选。在我们做完完全版本时，他当选了。要把最新的时局反映在这个影片里，就要用上他，这确实是有意为之的。感情倾向肯定有的，因为每个人对里面人物的感受不一样。

田延友：在整个团队做这个片子的时候，有预期设定的目标，可能还有一些基于全球视角和格局考量，如对社会的推动作用，包括对中美关系发展的推动力。最后从发行的结果或者这个片子的影响力来说，有没有某些程度上的一种失落感？还是说会后发制人，后续有一个长尾效应？

韩轶：我肯定希望它有一个长尾效应。没有一个影片可以承担改变世界的责任。但你不做，一点反应都不会有。

我们确实会在发行上遇到一定困难。首先，在中国市场纪录电影是比较小众的题材。如果指望它跟流行的商业电影比是不可能的，我们为观众提供另一种选择可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会只看到票房就特别失望，到目前为止观众的反馈还是让我们很欣慰的。

在美国，因为政治不太正确，我们需要绕道校园，自下而上地改变一小部分人。我不敢说这个影片能改变美国所有人的想法，当然我们在尽量尝试。希望总有一天可以让特朗普看到。

田延友：这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导演。

柯文思：做纪录片这么多年，我知道纪录片有部分成功在于对社会的影响，不是说这个片子就能改变中美关系，而是它打开了一扇门，让中美双方增加对话和了解。

看过片子的观众，不一定赞同我们的观点，但至少让他们在政治以外，从人性角度去深入考虑中美关系。

影片中很多部分都被批评太亲中，包括一些中国人。事实上，影片的制作过程是完全独立的，包括影片的前期和融资。

在我看来，这是我们第一部把中国讲述给世界听的作品。之后，我们从普通人的情感，去把中国故事带给世界。

田延友：无论是中国复兴，还是跟美国并驾齐驱，都是不因个人或历史阶段而变动的趋势，我们只是独立客观地描述这个状况。但我们帮助被误解的中国人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被正视的机会，人们却不领情。美国又觉得是在背叛他们，这个过程当中会不会感到不平衡，或者委屈、懊恼？

柯文思：一部影片要满足所有人，是痴心妄想。其实在美国，一些川普支持者看了影片之后，也会发现中国在很多地方其实跟他们是一样的，差异并没有想象那么大。

这部影片更多是想找到共同点，去弥补“信息赤字”。中国人对美国人的了解，远大于美国人对中国人的了解，不了解带来的恐惧对双方的未来都无益。

韩轶：受到批评，会不会有些不平衡，我觉得我们都是成年人。如导演所说，是否喜爱作品，是关乎个人背景和成长的主观体验，我们无法控制。所以从电影的层面，对我们影响不大。

但从另一个角度谈，片子没有被更多人看到，我作为制片人觉得遗憾，任何创作者在创作时，其实都有话想说，都希望更多人听到。我们现在面临的困难，在于两边关系还处在波折当中，现阶段还不能很好地去推广影片。这是一点小遗憾。

田延友：您刚刚说我们都是成年人，会成熟地思考、对自己负责、尽心尽力，无论结果怎样都了无遗憾。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您认为现在的电影市场是成年状态吗？这个社会是成年状态吗？您觉得中美社会状况是青春期、成年了还是老气横秋了？

韩轶：如果说电影市场，中国可能还未成年，还在起步阶段，所以目前大家都在诟病，为什么我们不能产出既优秀又卖座的作品。我们的电影工业起步晚，它没办法跟美国的百年工业比，在它面前，我们还是小孩子。

而纪录电影作为一个电影类型，也需要在电影院被看到。从这个层面来讲，成熟的市场应该是能够容纳各种各样类型的，而这些类型能找到它的观众，这一点在欧洲跟北美都要好很多。

如果再说到社会，我觉得美国现在肯定不是成年状态，尤其是现任政府，它有很多朝令夕改，很多小孩子脾气，也会很不负责任，从这些标准来判断，就是个很淘气的小孩。 

柯文思：美国有一个问题是，美国人民容易受到政客的操纵和煽动。我们放映的电影会让他们看见一个未曾了解的中国。

电影是一个武器，可以通过打动人心去改变人们的看法，放到中美关系上，电影创作可以为改善中美关系的未来照亮一些微光。

田延友：你们觉得中国的电影最应该向美国学习哪一方面？或者说中国电影有没有可取之处？

柯文思：中国电视上的纪录片偏向于告诉观众你该怎么去想，而不是让观众去体会。不过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独立纪录片越来越好，但他们一直没有进入主流的视线。

中国电视纪录片的误区在于，一直在讲述中国有多长的铁路、多快的高铁。

在我看来，普通人故事的意义会远远超过高铁本身。最快的高铁只是冷冰冰的数据，而背后的普通人故事才是有趣的，这也是在中国主流的纪录片领域所缺失的一部分。

柯文思：美国向中国输出的基本上都是大片，他们更多的是把中国作为一个赚钱的电影票仓。所以，中国不可能指望美国人来改变电影市场。

每年中国会制作一千多部影片，但是佳片很少，根本的原因在于缺少好编剧。我建议中国的编剧可以受到更好的培训，让他们发挥能量。这样，中国的电影市场上就会少一些无聊的喜剧片、青春爱情片，多一些现实题材故事。

中国的迅速发展让人佩服，但是我更想看到那些有感情、有血肉的，付出了牺牲的普通人的故事。这些故事可以拍得很好，也是西方人想看到的，可以帮助西方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拍这些故事，中国就可以到西方的市场去赚票房。

田延友：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中国的纪录片更多的是采用数字和规模宏大的叙事表现手法。这反而会让西方人对中国产生恐惧感，而不是亲近感。而人性化的故事也许更有温度，更能让西方人去了解真正意义上的中国？

柯文思：是的，不管是AI还是5G的突破，中国有理由为自己的成就感到骄傲，但记录可能会让西方人产生恐惧：中国的崛起意味着西方的衰败。所以中国应该把科技背后人性的一面展示给西方观众，告诉他们我们的相似之处大于不同之处。

韩轶：在中国，我们对于纪录片的理解很狭隘。在过去，纪录片由电视台创作，那么可能大家还可能会认为，在纪录片里会有一个主持人去导演，这是一种非常原始的理解。实际上，纪录片的类型很丰富。

还是那句话，任何一个个体都能理解喜怒哀乐，理解爱情，理解亲情。所以，如果我们去讲这些故事，就可以贴近距离。

为什么全世界的人都能很好地接受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因为它把镜头放在个体身上，没有宏大的视角。我们看到《泰坦尼克号》也会哭；我们看到《阿凡达》会联想到我们的家园被破坏。个体的故事最容易让人感同身受。在这个层面，我们可以学习美国。

田延友：中美贸易战中的这些冲突误解，其实可能导致一些消极走向，比如说中国一下子把美国好莱坞的片子全部拒之门外。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对美国而言意味着什么？美国电影界现在有这种担忧吗？

柯文思：我觉得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它不会击垮好莱坞，但会对好莱坞的收入有很大影响。另一方面，好莱坞与华盛顿有着紧密联系，中美贸易措施影响好莱坞的同时，也会影响华盛顿的政客们。

田延友：您怎么看待华为在贸易战过程中的整体表现？如果请您拍一部关于中国企业的片子，让美国及其他西方市场上的观影者了解中国的个体与企业的价值观，您会选择拍摄哪些企业？

柯文思：中国政府在处理贸易战时克制、智慧，任正非与华为代理人也同样。美国想要遏制华为，但他低估了中国与华为的能力。美国已习惯在各个领域都保持世界第一，当他觉得在科技领域赶不上华为，他就控告华为是被中国控制的间谍企业。

我觉得华为是中国对待美国态度的一个标志。其中难能可贵的是，虽然中国一向不回应来自他国的指责，但这次我们能看到中国的态度：如果美国认为华为是间谍，那请用证据来证实。中国这种正面回应的方式是值得鼓励的。

柯文思：我当然非常乐意拍华为，这会是很有趣的事情。

华为自20世纪始，便从世界各地获取并呈现了很多文化灵感，美国却认为这是在窃取知识产权。其实，美国政府才是全世界最大的知识产品窃取方。然而，我并不觉得这是一个大问题，这是国家、机构在发展过程中会自然发生的事。

说起中国的企业，我还对字节跳动（抖音）感兴趣。它的快速成长，让Facebook、Google、Instagram等公司都感到害怕，因为它正在思考美国企业还未开始思考的问题。中国的企业正在挑战、瓦解一些东西。

这些科技公司，可能在某种层面上改变世界，这让美国感到害怕。美国更希望Tesla成功，而不是比亚迪；更希望Facebook成功，而不是字节跳动；更希望Apple成功，而不是华为。

如果我要拍这些片子的话，我更愿意展现这些公司人性的一面、展现是什么让这些公司充满了创新和活力。

田延友：关于艺术电影的推广，现在有创作者，他们特别需要一个路径。比如说，有很多的电影是无聊的、没有意义和价值的，制作的水平很一般，但它拥有着超乎想象的票房。这其实是在浪费社会资源。

在这一点上，您觉得最希望整合哪些人？希望这些人齐心协力去推动一些什么主张？

韩轶：如果仅仅考虑电影这个类型，我觉得它应该、也值得被放到电影院里，让更多的观众看到。这其实不仅仅是创作者的事情，他们可能会有200%甚至300%的意愿去做，但到最后，还是渠道的问题。

就影院而言，无论如何，它是有KPI的。只能说，可以在票房压力没有那么大的基础上，给到艺术电影一点空间。

另一方面，市场的发展和观众的培养还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一夜市场一下就变得繁华起来。在目前这个阶段，创作者所期待的，只是希望能找准那两三百万喜欢看艺术电影的观众，让他们能够在电影院里看到这些电影。如果能够实现，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

田延友：《善良的天使》在推广过程中，走进了美国各个高校，其实，在中国也有这样的资源和可能性。我们可以跟中国高校的大学生进行一些更丰富的对话，也可以做中美两地的连线直播，让这个影片变成民间的一个交流的平台和契机，甚至有教育的属性。

韩轶：对的，柯文思导演也一直在说，虽然我们不能改变中美的关系，但至少，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给大家提供一种探讨这种关系的可能性。尤其是给未来的年轻人，他们可以从一个既非美国也非中国的第三方视角，接受到更多的信息，来做出他自己的判断。另外，如果真的能实现两地对话，让中美年轻人开启新的对话，这是非常好的，也是这个影片一直想做的事情。 

田延友：一切关于年轻人的成长链接，我们称之为未来公民成长计划。未来的公民一定是有国际化视野的，他要知道世界怎么看自己，自己怎么看世界。某种层面上，我们正在做着同一件事。《善良的天使》，让我们得到了很多感动和力量。

韩轶：感谢拙见的关注和鼓励！

田延友：感谢《善良的天使》！

外交不一定要通过政治，也可以通过老百姓。

我们可以是同事，就像中国企业里的美国员工，哪怕不懂中文，也可以用肢体语言、用篮球、用简单的“你好”、“早上好”来侃工作、侃生活。

我们可以是朋友，就像盲人旅行家在美国人的帮助下，顺利打卡自由女神像、黄石公园。他听得最多的一句话，估计是美国人常说的“What' s up, man?”

我们可以是夫妻，就像美国橄榄球教练来到中国上海，和中国姑娘结为夫妻，吃着酸辣粉，养成中国胃。他说，“我有一个美国梦，但是中国制造的。”

我们会发现，我们是共生的。

误解来源于遮蔽，当我们真正坦诚相见，以一颗心抵达另一颗心，我们得到的，会是共赢。

如拙见出品人田延友所言，“我们不是生活在天堂，但一定在通往天堂的路上。”

配图 | 部分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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