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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0万孩子,野蛮生长

有温度的 拙见 2019-08-05


7月12日夜晚,棉花沙影像工作室十周年的感恩放映会现场,座无虚席,导演蒋能杰站在昏暗的灯光下,絮絮叨叨地说起创作的背景、留守儿童的现状,声音里有细微的颤抖,那是赤诚的内心表达。


站在十年影像生涯的关口,蒋能杰还是选择了以影像的方式和这个世界对话,这也是他过去十年的缩影,以影像关注当下,关怀社会。

 

留守儿童是其中一贯的主题,从首部纪录片《路》,到记录六年而成的《村小的孩子》,《加一》,再到这个夜晚放映的首部剧情片《矮婆》,十年来,蒋能杰孜孜不倦地把镜头对准故乡湖南偏远山区的留守孩子。


在中国,有6000万留守儿童。他们普遍面临着相似的成长环境:错位的隔代管教,缺失的父母教育、无保障的乡村教育在封闭的乡下,他们像植物一样野蛮生长。


留守是整个社会变革道路中蹒跚前进的脚步,在他们更艰难的成长和命运里,展示的是一个高速发展时代的裂缝。


蒋能杰说:“希望以后我们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人与人之间更信任,更安全,没有恐惧的时代。”


影以载道,一部部留守儿童题材片传递的是蒋能杰对孩子们的美好祝福,也是他对这个时代发出的真诚呐喊。


观影会前一天下午,拙见和独立制片人、纪录片工作者蒋能杰进行了一场深入的交流,探讨留守儿童群体更真实的一面。


以下为精选对谈,和你分享。




2019年7月11号下午,蒋能杰接受拙见专访





拙见:蒋老师,您的棉花沙工作室今年刚好10年,在这个关口,你特别想说些什么?

 

蒋能杰:这10年,我一直追求用影像,用独立纪录片的方式去关注当下,关注社会。收获的最多的就是通过追求梦想,以片会友,关注社会,同时社会也很关注我们。

 

拙见:你一直都在关注留守儿童。过去我们聊到留守儿童,大家可能都会有误解,你听到比较多的误解是怎样的?

 

蒋能杰:第一个误解是我们给人家看这个片子,他们觉得这些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其实留守儿童跟每个人都相关。以后这些孩子会走向社会,如果他没能健康成长,他可以祸害其他孩子,他可以让其他人不好过,这都有可能。

 

当然还有些人对这个群体老是以自己的标准来衡量,老是用俯视或者用自己的生活标准去衡量他们。有些资助很暴力,直接拿钱给孩子。他们缺的不只是一个漂亮的书包,而是这个社会能给予他们什么?

 

有人认为这些孩子有缺陷,谁说一定有问题?以固有的观念去看待这群孩子,是一种偏见。


《加一》剧照




拙见:当我们给这种孩子贴上留守儿童的标签,也许就已经是一种偏见。《矮婆》是你的第一部剧情片,在您看来,主人公矮婆是不是比较典型的,真实的留守儿童的一个形象呢?

 

蒋能杰:矮婆这个女孩,其实并不矮。当然她承载了很多东西。矮婆是长女,她就要照顾年幼的两个妹妹,照顾奶奶。


当她奶奶因病去世,她带着妹妹去投奔广东打工的父母,她父母就想把孩子们留在身边,但是发现农民工孩子上学不好上,只能选择回去。当她回去又面临新问题:怎么养活孩子?

 

拙见:你觉得这是留守儿童的一个典型现状吗?

 

蒋能杰:留守儿童现状其实很多会有区别的。很多是隔代教育,可能会造成他心理上的一些缺陷,比如会比较内向、自卑、不善于沟通。

 

很多留守儿童的父母以前也是留守儿童,所以他们也不知道怎么教育孩子。当你在家庭这种环境成长,在学校又得不到好的教育,就会造成很多阴影。包括我们有一些片子,孩子说我一直走不出阴影。

 

拙见:我想到一个词,孤独地成长。

 

蒋能杰:野蛮生长。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剧照




拙见:在他们身上,你还看到了什么?

 

蒋能杰:拍纪录片《村小的孩子》时,我们挑了三个家庭,其中有一个家庭比较励志。孩子的父母不在身边,但是学习成绩很好,姐姐走上社会工作待遇还不错,弟弟也考上了省重点中学。所以,我们不能用一棍子打死的观念去看待一个群体。


拙见:其实他们每一个个体都有各自的命运。

 

蒋能杰:对,其实我们关注人就是关注个体。

 

拙见:刚刚你说到,有一些农村孩子可以通过学习改变自己的命运。那大部分的孩子是怎样的?

 

蒋能杰:大部分乡村孩子所接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包括社会教育,注定了他们不可能和城市的孩子处在同一起跑线上。他们没法通过教育推动、引起自身阶层的流动,或者考上更好的名牌大学。


为什么乡村有一些人觉得读书无用?并不是因为他们目光短浅,而是基于现实的考虑。

 

拙见:感觉很悲观。


蒋能杰:现实中很多东西就很悲观,这群孩子可能初中毕业就去打工了,很快他就结婚了,他小孩会不会再次被留守?


有一个叫罗思高的教育机构,针对中国乡村孩子做了一份数据分析。数据显示,百分之六十多的中国乡村孩子,初中毕业后没上高中。

 

教育可以让孩子更文明、更素质、更理性。我觉得如果一个民族觉得读书没用的话,是很恐怖的。

 

拙见:这是由他们的基因、他们生长的这片土壤决定的,没有相应良好的环境。

 

蒋能杰:他们的生存环境注定他们以后会遭受更多的不公平。

 

纪录片《村小的孩子》剧照




拙见:随着城镇化在不断的发展,你觉得留守儿童群体会不会慢慢消失?

 

蒋能杰:10年我对自己的乡村学校做了5次统计,超了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比例一直没有下降。

 

拙见:为什么会这样?

 

蒋能杰:因为核心没变。留守儿童最缺的是爱,缺的是公平的乡村教育,这些现状是没有改变的。

 

那有什么改变?道路修得越来越好,房子建得越来越漂亮。漂亮就幸福了吗?不一定。

 

拙见:在经济发展过程当中,这个问题是不可避免的吗?

 

蒋能杰: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避免,因为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改革开放追求发展,没有错。但在资源分配上,还是要保证农民的利益,而不是掏空乡村。发展能不能均衡一点?

 

现在大城市可能只需要这些留守儿童父母的廉价劳动力。他们的孩子在城市上学有很多限制,甚至会被暴力驱赶,这样很不人性,会播下很多恨的种子。

 

纪录片《加一》剧照




拙见:如果对社会说一句话,你想说什么呢?

 

蒋能杰:我希望有表达的自由,希望以后我们的孩子,能够生活在一个人与人之间更信任,更安全,没有恐惧的时代。希望我们的孩子上学,或者父辈养老,医疗救助,可以不要去求人。


拙见:你是否有恐惧感?

 

蒋能杰:肯定会有,我们只是希望这个国家变得更美好,说了一些真话而已。


拙见:你作为一个记录者,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力量其实特别微弱?

 

蒋能杰:没有。很多人质疑我,问我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社会的正常运转需要各司其职,而记录就是我该干的事情。凭什么站在道德高点审判人家?


其实有时候,遭受质疑的干活的人比那些键盘侠生活得更艰难。

 

拙见:你提出问题也是有力量的。

 

蒋能杰:是的,看见是第一步,是改善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前提。有人意识到它是问题,它才是问题。


所以社会很需要一些有担当的媒体人。媒体提出问题,倒逼着相关部门处理解决。这个社会需要公平,不要持有“这事跟我没关系”的态度。

 


棉花沙公益图书馆




拙见:2016年,你开始真正行动起来了,建乡村图书馆。

 

蒋能杰:对,大城市有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但是乡村比较缺乏。所以依托一些亲朋好友的支持,在乡村学校门口建了图书屋。我们以后也会进行延伸,举办一些乡村摄影大赛、读书会、电影放映会等,希望能丰富他们的生活。


拙见:你觉得我们能为这个群体做些什么事情?

 

蒋能杰:先做好自己,同时关注社会。比如,看到不会坐地铁的农民工可以很友善地给他指引,这是爱的权利。


拙见:接下来你会拍更多的剧情片吗?

 

蒋能杰:不会,因为环境不好。戴着脚镣跳出优美的舞蹈比较困难,所以还是会多拍纪录片。

 

当我对这个社会彻底失望了,我可能就不拍片子,回家种地去了。我很感谢我还是有根的人。有些人根本就没根,灵魂没有归宿,就好像游灵。


拙见:最后,你还特别想说什么?


蒋能杰:这个社会糟糕的事情太多了,每天都在上演。


我希望我们的作品能增进大家对某一群体的了解,能学会换位思考,更有同理心。


我们以前喜欢去高校放片子,希望能培养大学生的人文情怀,等以后他们社会中坚力量的时候,可以更多地倾向于这些底层人士。


这是我看到的一些希望。


拙见:保有希望,真诚地记录。感谢蒋老师的分享!


点击上方小程序,回看2016年7月13号蒋能杰在拙见的对谈


每一个个体都值得被关注,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


留守儿童是一面小小的镜子,折射出时代的瑕疵。其实,在更广阔之地,更多不被赋权的弱势群体:农民工,空巢老人,尘肺病人……都在等待着被真正地看见。


公平、公正,不该只是一个口号。只有真正的关注,才能赋予生命以真正的尊严。

                                            


采访·撰文丨夏忆

配图 | 来自网络


“你希望给孩子一个怎样的童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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