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褚时健:烟和水果现在让我选,我不搞烟了

2015-10-19 拙见


十多年前的一天,褚时健75岁的时候,他和任新明说:“我要种橙子。”


绝大多数人到了这个年龄已经没有什么不甘心的了。但他不行。就这样,从烟草跌倒,再种着橙子爬起来。

在媒体报道中,有一句话形容得特别好:

“所谓英雄本色,说的是男人失意落魄时,怎样找回尊严。”

荡气回肠。

两个月前,拙见总策划田延友先生和杨锦麟先生一行到访玉溪新平褚橙庄园内,和褚老进行了一场交谈,录制了一段对谈视频。

视频共26分钟。为了让拙见朋友有更好的体验,褚老的视频将分两期推出。今天推出的是《硬汉88年(上)》

[采访视频]

https://v.qq.com/txp/iframe/player.html?vid=j0169eklga9&width=500&height=375&auto=0
烟和水果现在让我选,我不搞烟了

田延友:诸老,您原来在烟草这个领域里面已经是功成名就了。现在又在做“褚橙”,也已经做成了一个标杆。两者相比较而言,您觉得哪个领域让您更有成就感?

褚时健:事情成不成的规律都差不多。

但是我认为在当年玉溪卷烟厂的时候比现在障碍多,难度大就大在要排除这些障碍。这些障碍有时候是来自高级干部的。这个工厂很少有人去找财政部长。因为烟叶要保持高品质,我认为当时他们的办法不对,我就去找财政部长。

我去了三回。直到第三次,他跟我说:“你来了三次了,你可能有什么事要找我。前面几天忙,我们两个这下静静地谈谈。”我把事情谈完了以后,他说:“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个事情合情合理,我明天就给你下文件。”那时的干部作风不同。原来省直属整天来跟我们吵,他的文件来了之后,省直属就说了一句:“我们只管红头文件。”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烟草的高速度发展的时代就来了。瞎子不怕老虎啊。

田延友:褚老,现在您的“褚橙”被定义为“励志橙”,您喜欢“励志橙”的这个描述吗?

褚时健:这个也是人家乱拉扯了,不是橙子本身励志,是有这样子两个老人在七十岁八十岁的时候,把中国最不喜欢的品种变成中国最喜欢的品种,把其中有很多技术问题和其它各种问题都排除后生产出来这样一个商品,这个倒是真的事。所以他们说,你们学学,年纪老到这个程度可以将这个难题解决掉,你们年纪轻轻的更应该努力。

田延友:褚老,如果未来的30年,让您再选择一个投资领域的话,您会投什么?

褚时健:现在的市场在不断变化着。那时搞水果的时候我在想,如果说烟的危害大,我就来搞水果。水果不影响健康,而且我们各种有害物质的残留完全符合国家标准,就这一点讲,我说我们就做水果,对人的生活对人有好处。叫我现在重新选择这两个,我不搞烟了。

田延友:下一步除了橙子之外,还会种其他的水果吗?

褚时健:没有能力了,现在我的孙子辈们,他们每人在搞着一个公司,在扩大。我这边等于养着一只老母鸡,每年剩余的钱都给他们,支持他们去搞他们的公司。单保证把产品生产出来还不行,我还要负责把他们的品质搞上去。

现在我们一年剩余的利润有个一亿多点,就只是帮他们做物管了。一年给他们每家公司两千多万,让他们做好,明年开始上市了。我就说:“我88岁了,还有一点点精神,帮你们把这个搞上去,但是你们要晓得,产品不过硬,你们随时会垮台。将来要永远关注产品质量,只能比现在好不能比现在差。”叫他们把个人这一块负责好,就心甘了。


褚时键看命运:一路走来,我没有白费精神,都有一点记号

杨锦麟:你自己说你霸道,对您也有很多争议,您也得罪了不少人,怎么看这样自己命运的这样跌宕?得罪人自己觉得怎么样?

褚时健:我很珍惜这些经历。我想做的事不管正确不正确,都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就这股牛劲,像牛一样,得罪了人,而且每次都是等到后来才知道我得罪了哪一个人。我想说两点经验,一个,是不要得罪任何人;另一个,要对国家负责。

当时有些高干子弟找我,因为只要在我们这里拿一个火车皮的烟,他就能赚很多钱。像这种情况,遇着我就不会发生。我只能对他们说:“你找我不行,我这边有指标管着的。”当然,侧面上还是跟他讲你去找国家行业的最高领导人去,他给我指标了,我有原料有生产力,我帮你整。但他始终不给我信。有一位小子,遇着我儿子就说:“我们原本找你爸找了三回,三回都吃冷门。”我知道因为这样我得罪了很多人。再后来,在我因为他们倒霉的时候,落井下石的这些人就有一部分在里面,但是多数人对我的印象还是可以的。所以我倒霉的时候我开始种橙,有很多朋友有来帮我的忙。

他们能出多少力就出多少力。我们搞橙,开始的时候销售很困难。别人不知道我们的质量。他们就讲,一年反正你生产的100吨、200吨、300吨、50吨、80吨……我们跟你买,买来之后发给职工,公款还可以搞起。他们帮我搞了两三年,我才度过了难关。

田延友:褚老您最委屈的时候怎么调节自己的这种状态?有没有最无助的时候?有没有想放弃的时候?

褚时健:很少。

原来组织部的那个张部长,江泽民时代的组织部长,我在北京开会吃了晚饭,他说你要不要跟他们看戏去,我说我不喜欢看京戏。他说今晚上我们两个来谈一谈,我们就谈企业的领导制度。我的看法是,在实践中碰到的那些问题,你们让谁来负责,就把权力给他。所以烟草当时把专卖局、烟草公司、烟厂三合一,三个章就放在一个抽屉里面,这样办事就顺了。后来他推广了这种做法,说明他们是讲道理的。

我说党委书记讲这三架马车,党委书记这个权力就是他抓,厂长讲厂长抓,反正从制度上来说不合适。那么你们认为要厂长负责了,你就应该把最终决策权交给他。你不要权力没有,任务一个跟一个来,那个整不好事情的。

今年年初,国务院有一群以前我们经常来往的老人下来调研、听意见的时候,说:“以后简政放权,你说说对烟草这些要怎么整好。”我就直接说:“对不对你们根据上级的做,你们要谁负责就把权力放到底,你不要放到省,也不要放到市,你把权力直接放给他。政府拿税,就是我们纳的税越多,它越高兴。如果我的税竞争不过别人,你就把我免掉;但是你把责任给哪个了就应该把权力也给哪个,把权力放下去,放到基层。现在的干部不像以前,踏踏实实,以国家利益为重。乱干的多。

田延友:褚老,您有什么遗憾吗?

褚时健:遗憾是外身的条件帮我找出来了一生的麻烦,这个历史任何人改变不了。走过这一段就只能那样了。就我自己讲,我觉得,我搞过工厂、特大型企业,一般的中小企业我也搞过,最后搞自己的。反正一路走来,我没有白费精神,都有一点记号。其中就是办事认真,确定了目标追求到底。一般大的失误还没有出现过,我酿过酒、制过糖,搞过好多东西,我觉得在当时,我做的会比他们好一点。他们有一些搞糖的、搞酒的,他们要国家弥补亏损,我的只有交税的,而且一年比一年多。所以从这一点上看,只要是干实事,我还没有为难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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