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回家”孙春龙：对人性的关注可以跨越政治的隔阂

曾经的中央媒体记者怎么就转身做起了“老兵回家”的公益？

对待国民党老兵，什么才能跨越政治的隔阂？

从民间行为到国家行动，2013年的“两会”上发生了什么？

日、英、美三国又是如何解决老兵问题，他山之石如何反照我们的不足之处？

8月9日，深圳龙越慈善基金会发起人兼理事长孙春龙走进拙见「与思想者同行」年轮1945-2015·哈尔滨故事演讲现场，讲述他和抗战老兵们的故事。

｜演讲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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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荣幸能在松花江畔的哈尔滨给大家做一次讲座。我们如果谈到中国远征军，我们可能就得了解缅甸战场。缅甸战场是在1941年的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占领了缅甸的仰光。当时仰光是我们的国际援华物资的一个重要的中转站，所以说我们国际援华物资的一个重要通道被切断了。同时，日本一路北上，就威胁到了我们的西南大后方，所以这时候就组成了中国远征军，1942年初的时候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第一次入缅作战是以惨败而告终，后来在一年多之后我们又从印度和滇西发起反攻。两次入缅作战总共投入兵力大概是40万，伤亡大概是20万，非常惨烈的一场战争。在战争结束之后，有很多老兵就留在了缅甸或者滇西，为什么呢？有的是不愿意去打仗做了逃兵，有的是受了伤，有的是当地的华侨，有的是打完仗之后他已经复员，所以说有很多很多原因。

触动：不懂历史，被老兵指着鼻子骂

我是在2005年，就是整整在十年前的时候，那时候我是一名记者，然后我去缅甸的金三角去采访毒品。采访毒品的时候我当时碰到一个远征军老兵，这个老兵当时知道我是媒体的记者，而且是新华社的记者，然后就和我在聊这段历史。在聊到这段历史的时候，他表现出来的是从未有过的那种愤怒，我能看到他内心的愤怒，他指着我的鼻子说：“你们总说我们不抗日，那么你去国殇墓园看一看我们的兄弟是怎么死的？”当时听了他这句话的时候我无言以对，因为我不知道国殇墓园在哪里，而且在我所学的历史知识中他们就是不抗日的。所以，那个老人当看到我没有回应而且是一脸茫然的时候，我能感受到他的绝望。老人的表情给我的触动非常大，我一直疑惑他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如此绝望呢？所以回来之后我就百度了一下国殇墓园，当我看到关于国殇墓园的介绍的时候，我那时候感觉到自己的无知。因为在十年前我已经是将近三十岁的一个中央媒体的记者了，我竟然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

▲云南腾冲国殇墓园

转身：从新华社记者到公益人

国殇墓园就是当年中国远征军在滇西打仗，然后修建的一个墓地，是目前应该说是保护最完整的一个国军抗战将士墓地。所以说在不久之后，我就开始想我作为一名记者，通过我的报道把这段历史告诉更多的人之后，我是不是还能身体力行地去做一些事情，所以就发起了“老兵回家”的活动。“老兵回家”活动到现在有七八年时间，我们已经陆陆续续从缅甸、泰国、越南、台湾以及云南的边境帮助四十多位老兵找到了他们的亲人，失散都是长达七十多年时间。在这个中间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其实在做“老兵回家”我觉得回家之后让我们感受最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就是每个老兵回到家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父母的坟前去祭拜。因为当年他们出征的时候，他们的母亲都会告诉他们一句话：“你一定要回来。”但是很多人就再也没有回来。而这些老兵当他们终于可以回家的时候，他们的父母早已作古。所以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都会想起台湾的作家龙应台在《大江大海》里面写过的一段话，写这些老兵的一段话，就是说：“当他们垂垂老时，他可以回乡了，山河仍在，春天依旧，但是父母的坟在太深的草里，他们僵硬的膝盖无法跪拜”，非常让人无奈的一件事情。

顿悟：让政治归政治，让人性回归人性 

在老兵回家的过程中，有一个老兵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从越南的富国岛上接回这个老兵。但是在接这个老兵的时候我们受到了很大的质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老兵是在1949年当兵的，他没有参加过抗战。所以很多人就说你们接了一个纯粹的一个国民党反动派，他不是抗战老兵，我们为什么去帮助他？当时我也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等后来我把他接回来，后来当我看到他回到家里和他的亲哥哥，失散六十多年的亲哥哥相拥而泣的时候，我终于明白老兵回家关注的不是战争的胜利与失败，也无关于党派，一定是人性。所以这两年我们觉得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让政治归政治，让人性回归人性。

我们“老兵回家”活动，在2009年的时候我们做了一件事情，就是，当时有九个老兵回家，我们当时协调了很多方面，当时有两位边防礼兵站在国境线上向这些老兵致敬。我想这应该是历史性的一刻，2009年的5月30号的下午，这是共产党的现役军人向国民党老兵致敬，国民党这些抗战老兵也还了一个礼。我想这些老兵在这一刻，他们内心里面已经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委屈，在那一刻，因为一个军人至高的一个礼节，让它们可以烟消云散。我想，最大的感受，在那一刻，我感受到了我们对人性的关注一定可以跨越政治的隔阂。

转变：从民间行为到国家行动

后来在老兵回家的过程中，有一件事情给我的影响特别大，就是我们帮助一个老兵去寻亲特别特别的难。我们终于帮他找到，而且那个老兵特别渴望回到家，特别贫困的一个老兵。当我们帮他找到亲人去接他回家的时候我突然发现他已经去世很长时间了。这件事情对我影响特别大，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所以后来我就在2011年的时候就辞掉工作，然后在几个朋友的支持下去创办了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我们希望能有一个更大的平台，能聚合更多的资金去帮助更多的老兵。截止到现在，我们基金会成立四年时间，我们陆续在全国找到了有七千二百多名抗战老兵，因为这些老兵年龄都非常大，因为我们众所周知的一些历史原因，他们的生活贫困的特别多。我们给将近三千名抗战老兵每个月提供了三百元到八百元的生活补贴，包括将几十位老兵送到养老院。我们甚至还在街头发现了很多乞讨的老兵，我想这都是因为历史的原因造成了这么多的伤害。这个事情都是通过民间的努力在完成。

▲9月2日，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向30名抗战老战士老同志、抗战将领、为中国抗战胜利作出贡献的国际友人或其遗属代表颁发纪念章

同时，我们在努力的同时，我们还有越来越多的热心人士加入这场和时间赛跑的一个公益活动，包括在座的王敏刚先生，在两年前通过人大代表的建议案，联合港区的三十多个人大代表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优抚原国民党抗战老兵的一个建议案，得到了民政部的一个积极的回应；包括杨锦麟老师是我们云南老兵关怀计划的代言人，经常去参加我们的活动，帮助我们呼吁。也是在民间的越来越多的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在去年的时候，七月七号习主席在北京接见了三位原国民党的抗战老兵。其中有一个老兵，他问他是哪个部队的，他说中国远征军。习主席说了一句话：“艰苦卓绝。”而且，另外一个让我们很激动，很确切的消息是什么呢？在不久后即将开始的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大阅兵中，将会有国民党抗战老兵来参加，我想这是一个通过民间多年来不懈的努力，终于让它成为了一个国家行动。

他山之石：日、英、美怎么对待老兵

缅甸我去过十多次，每次去都会有很多的感触。在战争结束之后，大概是在1975年的时候，日本开始组建了一个“全缅甸战友协会”，开始重返缅甸去寻找日军在缅甸战死的士兵的遗骸。我看了很多关于日军在缅甸寻找遗骸的资料，我非常非常地惊讶。就是作为一个战败方，在三十年之后他们重返缅甸去寻找他们的遗骸，竟然找到了一半以上的遗骸，我们发现他们对他们战士的资料做得特别的完备。一个是，如果当时现场有士兵牺牲，他们会火化之后带回日本；如果来不及，他们会割一条胳膊或者一个手指火化后带回日本；如果连割一个手指都来不及，就特别惨烈的、惨败的这种战事，他们会绘制一个地图，在哪里牺牲了多少人。所以就是因为这种资料的完备得以让他们在战争结束三十年之后找到了超过一半以上士兵的遗骸，而且作为战败方。

这是关于日本。英国在战争结束之后，英国在仰光修了三个墓地，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一个地方，一望无际的大草坪，上面有黑色的大理石做的墓碑，整齐地排列着，就像当年他们出征时的队列，仿佛他们永远没有死去。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在这个墓地去考察，那个时候我带了一个有六个人的团队，包括有摄像师。我们到这个墓地里面进去了之后，它的管理者叫奥斯卡，奥斯卡马上上前来非常惊讶地问我们：“你们是日本人还是韩国人？”我告诉他：“我们是中国人。”他又问我们：“你们来自台湾吗？”我说：“不，我们来自北京。”后来他又问我一句话：“那么你们是来做木材生意的还是石油生意的？”当这些对话之后我们感到，每一个人都感到无地自容。后来我红着脸告诉他，我说我们是来找老兵的，奥斯卡简直要跳起来。他说：“你知道吗？我在这个墓地里工作了二十多年时间，这个墓地里面安葬了有英国本土的士兵，还有缅甸，还有印度，还有澳大利亚，还有非洲他们的雇佣军。每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时候，他们的家人或者他们国家的人都会到这里来祭拜，但是我从来没见过中国人”。这是在英国的墓地，这个墓地后来我们研究它属于英国战殁英灵管理委员会，他们的宗旨就是把每一个为这个国家牺牲的人，把他们的名字刻在纪念碑上。美国也是当年缅甸战场我们的盟军，战争结束之后美国将他们的士兵的遗骸送回了美国的本土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郡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在几年前我曾经给一本书写序，这本书是历年来美国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前的讲话，看完这本书之后我想了很多。其中这本书给我印象很深的有一段讲话是2000年的时候当时的总统克林顿发表的一个讲话，他说：“明天我就要去越南访问，这是在越战之后美国总统第一次到越南访问。我想告诉美国公众的是，我这次去访问越南谈的第一件事情，是寻找我们在越战时候失踪的美军士兵的遗骸。因为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士兵有一个承诺：无论你战死沙场或者失踪，我们一定要接你回家。”这是克林顿当时的一个演说。美国不仅是这么说，而且是这么做，在越南至今还有美国国防部的工作人员。在2011年的时候我当时在重庆有一个活动，刚好碰到了美国驻成都的总领馆总领事，当时刚好是希拉里到缅甸去访问，我就问他，我说：“希拉里到缅甸会谈什么事情？”这位总领事告诉我一句话：“我们谈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是寻找我们当年飞虎队士兵的遗骸。”这是日本、英国、美国。

反思：何谓国耻？何谓国难 ？   

我们在去缅甸考察这些墓地的时候，我就第一次，08年我就问华侨，我说我想去墓地看看。我兴冲冲地一大早在那个市场买了一束菊花，那个华侨用异样的眼睛看着我，他说：“哪有什么墓地？早就被毁掉了。”我说：“最起码有个土堆在吧？”他说：“别说是土堆，连尸骨都找不到了。”这就是中国远征军新一军孙立人的部队在密支那的墓地，上面现在是住户，这家住户的猪圈下面就是新一军的墓地。我们在缅甸考察了一个多月，后来考察结束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感到太多的沮丧。因为有十万中国军人为这个国家牺牲在这片土地上，但我们找不到一个可以向他们去下跪的地方，所有的墓地全部被毁掉了，成了学校、居民区。

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我们启动了一个项目叫“中国远征军缅甸阵亡将士遗骸寻找与归葬”，这就是在那个猪圈下面我们找到的第一具遗骸，在这个遗骸的位置我们发现了这个帽徽。当我们看到这个帽徽的时候，旁边的一个人说了一句话：“这是我们的人，这一定是我们的人。”那一刻我们都流泪了，当这个士兵在他为这个国家牺牲七十年之后，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回家了。到现在为止，我们最新的数据已经是找到了至少是二百九十五具遗骸，我们会力争以尽快的速度接他们回家。

在松花江畔每年的“九一八”的时候，我们都会高喊“勿忘国耻”，在这一天很多城市都会响起防空警报，但是我想，在抗战胜利七十年之后的今天，我们在举国庆祝这场胜利的时候，我们还会发现有很多老兵依然生活在贫困与彷徨之中。我们经常把“九一八”叫做“国耻”，但是后来我在想，“九一八”不叫“国耻”，那叫“国难”，那一刻我们的国土开始沦陷，那叫“国难”。但是我们回头再看那些在国难当头义无反顾走上战场的士兵，当他们年迈的时候依然生活在贫困与彷徨之中的时候，当那些为这个国家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他们的骨骸还是横陈荒野的时候，我想这才叫“国耻”。

“老兵回家”活动我们更希望传递的是什么呢？我想不是仇恨，一定不是仇恨，而是人性，而是人性。前不久奥运会再一次成功申办，这也是一个大国走向世界舞台的一个标志；但是同时我们会发现，我们缺少了像第一次申奥成功的那种激动。所以我在想，一个国家真正的强大，它不仅仅是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也不仅仅是“神舟”飞船的上天，而是对生命的尊重，对每一个生命的尊重。

拙见对谈

田延友&孙春龙&王敏刚

2011年，孙春龙辞去工作，成立深圳市龙越慈善基金会，专做老兵的公益活动。两年后的2月19日，他发出这样一条微博：“两会在即，有哪位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愿意就优抚抗战老兵提出议案或提案，请与我们联系，我们愿意提供详细、权威的资料。”

很快，孙春龙得到了回应，这个人就是王敏刚，港区人大代表，香港著名实业家。

拙见“年轮1945-2015·哈尔滨故事”演讲现场，拙见出品人田延友与孙春龙、王敏刚两位嘉宾就老兵、公益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对谈。

“历史教育的割裂和集体教育的误区，让我们难以正视问题。”

田延友：做“老兵回家”这样一个公益的项目，是不是充满了希望、泪水、无奈和感动？

孙春龙：是，我们这个公益项目比较特殊，有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做的不应该是一场公益活动。同时，我们也是在和时间赛跑。每天几乎都有老兵逝去，我们却没有办法给他们更多的照顾。我们遇到的困难，可能要比其他公益活动更多。因为我们在历史和价值认知上存在障碍。这让我们整个团队做得非常困难。印象特别深的是，刚开始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去接一个老兵回家，我给一个煤老板朋友说：“你能不能赞助我们两万块钱？”他一口答应了。第二天突然反悔了。他打电话说：“我才知道中国远征军是国民党的兵，我为什么要帮助他？”当时我很无奈，这就是近几年的事。我们对这段历史教育的割裂，让我们的活动增加了很大难度。刚开始做这个活动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历史知识的普及和教育。我们要告诉他，历史是什么情况，可能有90%的人对这段历史一无所知。对这段历史了解的人，又有90%觉得有风险而不愿意参与。这是让我觉得很难做的地方。

“帮助老兵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参与者的改变。”

田延友：很多人是有爱心的，但是从有爱心到有公益心，从有公益心到去做公益事业，这之间的距离是不是挺长的？

孙春龙：是这样，包括今天现场也是同样的情况，我们每次去演讲的时候，都会有很多人感动和流泪，但可能仅仅停留在今天，明天这些都烟消云散。当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像我们去捐赠或做这件事，我认为没有这个必要。我们的一个理念是：我们帮助了多少老兵很重要，但是有多少人去帮助老兵更重要。我们看重的是参与者的改变。

老兵的问题与我们的理念、价值观和方向不对有关。我在演讲的时候，经常很多人看到这个东西说，你们想要达到的改变很难实现。每个人的内心真正树立对人性的尊重，对个体生命的尊重是很难的。因为我们传统接受的都是集体利益教育，它忽视个体利益，讲得更多的是奉献。但是我想，只有我们去做，只有越来越多人去改变的时候，才是希望的开始。

“老兵问题不是政党问题，而是人性问题。”

王敏刚：春龙做这个项目，我们大家都很赞赏。我们在座各位，现在享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社会经济稳定。大家可以想很多更远的事，比如未来70年我们中国怎样发展。我们能够做这些，都是因为70年前的前八年，中国有很多青年人牺牲他们的生命，离开他们的家园，保护了我们的国家，我们今天才能有这样好的环境。所以，对春龙和他的团队做这个工作，我们致以衷心的敬意。

香港回归祖国18年，回归之前，我们在香港也有一个和平纪念活动。当年，我们在香港有中国的东江游击队，香港九龙独立大队，他们也做了很多事情。因为历史的关系，回归以前他们没有被港英政府承认。所以，我们爱国爱港人士也长期在做这样的事。前几年，春龙在网站呼吁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支持国家对国民党老兵给予确认，不分政党，都是抗日英雄。作为港区代表我觉得很有意义，我们香港36个代表对春龙的工作做了长期研究，大家都很支持这件事，春龙也很配合，他们把资料用七八个大箱子带到我们那里。我们认真研究后，2013年就写了一个要求给民政部。民政部5月份给我们答复，令我们很高兴。民政府特别表扬了春龙的工作，要求全国各地民政局协作和支持，把抗日老兵纳入安抚计划，每一个老兵每个月都有经济上的补助，过节时有嘘寒问暖。更重要的，是对老兵抗日历史的确认，以及对他们家人的补偿。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他们的家人受了很多委屈。国家现在也越来越重视这个工作。9月3号阅兵大典上我们也能看到老兵的风采。刚才春龙也提到，我们老兵的问题，不是具体哪个党的问题，而是人性的问题。我们传统文化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说过一句话是，亲吾亲以及人之亲。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泛泛的谈反美反日，我觉得没有必要。我们其实反对的是那些好战的人士。我们的历史看远一点，日本也有很多反战人士。中国的民主共和发展，日本也给了我们很大支持。今天日本首相安倍好战，不尊重历史，但在日本首相当中还有鸠山由纪夫，村山富市这样的人物值得我们交心。我们看事，也要看人。

“马英九的意思是老兵问题他管不了。” 

田延友：孙春龙先生，您之前通过其他渠道反映过老兵问题，但没有积极的回应？

孙春龙：其实王敏刚先生的反映已经是第三次了，之前已经有人大代表连续两年做过反映。我们也写过内参，副总理批示过，到了相关部门那里之后，相关部门说了一句话：“别说是副总理批的，总理批了都没用。这事必须总书记来批。”所以最后我们只好不停的呼吁，一点点地推动。后来王敏刚先生作为港区人大代表联名反映，国家比较重视。虽然民政部后来的回应有点应付的意思，但我们发现这个回复还是取得了很好的社会反响。上层没有批评，老百姓一片叫好，促成他们继续出台更多的落地政策。解决老兵问题，仅仅通过我们民间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我们必须要和政府合作。另外，这件事从民间行为变成国家行为，他是可以作为案例研究的。在一个敏感的，涉及到政治历史问题的事情上，民间和政府达成了优势互补。现在我们取得了民政部的信任和合作，源于我们在做的时候内心知道目标是什么，我们需要政府更多的肯定。

王敏刚：春龙的这个活动还有一个“时机”的问题。更早的时候，政府部门想做，但没有条件去做。另一方面，我们香港代表团认为这是我们应该要做的。香港回归祖国18年了，18年前我还是英国人。我现在感到很愧疚的是，在香港我从小受的是殖民教育，读大学的时候我分不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区别，直到我1968年去美国读书的时候才开始了解一点政治，历史的启蒙是在国外完成的，接触到老兵回家这样的活动我们觉得很感动。当时台湾《联合报》一听到我们联名反映的消息就写了条新闻，它里面写道：“香港的人大代表都开始关注国民党老兵，马英九你们做了什么？”其实我们港区人大代表只是一个配角，未来有能力的都会尽力支持春龙的工作。

田延友：刚才提到台湾联合报曾批评马英九在老兵问题上不作为，马英九政府不管这些事？

孙春龙：我给马英九写过信，信中措辞严厉，我认为他们有责任把老兵照顾起来。后来马英九回信中说“治权不及于大陆地区”，意思就是他管不了。后来我去台湾，又写了封信，说不管也行，能不能有捐款。我去了国民党总部，他派了陆委会（即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简称陆委会，为中国台湾地区“行政院”辖属的政府机构，是对大陆、香港、澳门的官方对口机关）主任出来见我。陆委会主任先对我鞠了三个躬，他说我们知道你们在大陆做的事情，但我们真的无能为力。他掏了一堆钱，说“我个人先捐点钱吧。”

“做公益无法像做记者那样尖锐。”

孙春龙：民政部的回复是历史性的一刻，当时在网上传播很广，影响特别好，促使这个事情能有良性循环。今年两会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不太好的消息：抗战纪念活动要发纪念章，可能没有国军老兵的。我们很失望，觉得怎么能没有他们呢？有一个政府部门的人暗示我，你们自己去想想办法吧。我很快就明白他的意思，从他办公室出来之后我就联系王敏刚代表。他当时正在北京开会，我说：“我们能不能开一个新闻发布会，呼吁给这些老兵颁发纪念章？”王敏刚先生马上就答应了，第二天早上10点就做了新闻发布会。当天下午就有相关部门给我打电话说：“我们会想办法解决的。”

孙春龙：从一个调查记者到一个公益工作者，这当中的转变特别大，需要我去适应。之前的我是一个权力的对抗者，而现在我知道有时会妥协、放弃，甚至改变性格，因为我知道我需要什么。我们在推进这件事时，必须学会妥协和设身处地考虑问题，这是我从记者转变成公益人士学到的重要一点。职业特点不同，做公益无法像记者那样尖锐。我们要做的是一点一点地推进，而绝不是推翻。我觉得在体制内，有很多可以达成共识的人。各个层面的人一起努力，让整个社会的文明进程前进一步。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而不是一有情绪就喊一句“钓鱼岛是中国的”。

“与其抱怨国家，不如改变自己。”

孙春龙：有句话叫“国难当头，匹夫有责”，它讲的是个体责任的问题。我在讲座时经常有人问我：“你们做的都是国家应该做的事，为什么你要去做？”也许在座的也会有这个疑问。我会反问：“请你告诉我，国家是谁？”国家是由我们每一个个体组成的。我们经常听到对国家的抱怨和谩骂，但要真正去改变这个国家，我们应该停止抱怨，每一个个体都去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