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涛：社工的基础是百姓自组织的民间社会
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法学院副院长、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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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工作就是要深入基层，跟老百姓结合在一起的。如果长期靠政府购买和拨款，社会工作就离不开政府了，等于是政府养了一拨人从事所谓社会服务，跟工厂发工资搞生产没什么区别。
2017年，中山大学裁撤社会工作专业本科，当时在社工领域有很多讨论，我们能不能从此事推断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会受挫，或者出现大趋势上的变化呢？我还不这么认为。讲历史嘛，我试着倒退回去，看看中国的社会工作专业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它有一个怎样的历史由来？
▌西方社工的两大传统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工作专业，讲的是经过专业训练的人职业地从事助人的活动。
在西方，社会工作萌芽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一些来自教会组织或慈善机构的中产阶层女性去为穷人提供帮助。当时的社会制度不允许她们更多地参与到职业工作当中去，但是她们有钱、有闲、又有爱心，于是就去做不受薪的志愿者。人们通常叫她们做“亲善访问员”。
她们主要是帮助一些教会组织或慈善机构对穷人进行家访，了解穷人的生活情况和需求；有时候，她们也尝试提供一些直接的帮助，比如说看到穷人们在带孩子方面有些欠缺，就会跟穷人家的主妇们讲一讲如何更好地教育子女，慢慢地带给她们一些好的影响。
这些亲善访问员可以看做是社会工作者的前身。从一开始，社会工作者就以女性居多，直到今天依然如此。同时，因为亲善访问员都是一些中产阶层的妇女，所以我们也可以发现，她们的价值理念中有中产阶层的价值理念。但是，她们的专业训练是不够的，她们更多的是凭着爱心和经验去帮助人。
▲ 电影《面纱》根据毛姆的小说改编，讲述了上世纪20年代一对年轻的英国夫妇到中国乡村生活的故事，妻子在当地的教堂做护工，给孩子们当音乐老师。 © The Painted Veil
人们后来意识到，亲善访问员对教会组织或慈善机构很重要，于是慢慢把她们转化为受薪的正式从业者，这就出现了最初的职业化社会工作的概念。亲善访问员的经验后来发展出一套按照不同情况采取不同救助办法的工作技巧，这些技巧后来成为个案社会工作方法很重要的基础。
1869年伦敦成立了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推动民间的志愿救济活动。1877年在美国的布法罗成立了第一个慈善组织会社。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工作在西方进入专业化发展阶段。1898年美国成立纽约慈善学院，开始培训“慈善组织会社”的“亲善访问员”。1904年成立纽约社会工作学院。到1910年为止，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都已开设了社会工作的相关课程。
个案社会工作是社会工作的第一个传统，它的先驱是玛丽·芮奇蒙德（Mary Richmond）。社会工作还有另外一个传统，是社区社会工作，它的先驱也是一位女士，叫珍妮·亚当斯（Jane Addams）。
美国有一个著名的社会学家叫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 1863-1931），他也是社会心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一部代表作叫《心灵、自我及社会》（Mind, self and society），讲的是人的自我是怎样形成的。
▲ George Herbert Mead © audiobooklife.com
作为一个社会学家，米德除了教书、做研究，他还定期会去一个叫赫尔大厦（Hull House）的地方。赫尔大厦是珍妮·亚当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在芝加哥建立的一个穷人救助中心，里面住了很多贫困移民、失业者、流浪者。她觉得这些人需要帮助，但不是通过慈善机构去帮助，而是要把社区居民联结起来，想办法调动他们的能力，让他们的社区有所改变，发展得更好。
这就是社区社会工作传统的起源，它强调社会工作应当以整个社区为工作对象。人是不能从一个社会中割裂出来观察的，一个家庭也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问题是和其社会环境紧密相关的。要改变一个社会环境就要更多地调动一个社区整体的力量。这个传统带有一定的革命性。
▌中国社工的起源与历史
中国社会工作的历史也将近有100年了，从20世纪初就开始萌芽，但比起西方来还是晚了大概半个世纪。
中国社会工作的起源和西方大同小异，也有两个传统。第一个就是大学里以个案工作为主要传统的社会服务专业教育。大概是在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燕京大学开有社会服务学专业。这个专业偏重在把社会工作看做是一种服务。服务意味着什么？一个萝卜一个坑，这个人遇到问题了，来找我，我就像个医生一样去诊断评估从而帮助他。一般讲服务的时候，它会带出这个含义，是个人有需求，社工一对一处理。
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创立于1922年，1925年改称社会学及社会服务学系。这一学系开设“个案工作”、“团体工作”、“社会行政”、“精神健康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课程，培养了我国第一代社会工作者，开启了中国的专业社会工作教育。
在燕京大学社会工作教育起步后，复旦大学、之江大学、南京金陵女子学院、齐鲁大学、福建协和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也相继开办了社会工作专业教育或课程。
在社区社会工作方面，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等知识分子主导的乡村建设，和革命政党主导的土改工作，至今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
▲ 位于北京海淀区温泉镇的梁漱溟乡村建设中心培训基地，围墙上写着“为农民服务，为理想奋斗！过有意思生活，走理想之路！” © 3nong.org
如果你有做社区社会工作的经历，就会非常清楚，社区社会工作者跟老百姓之间的关系，绝对不是他们有什么要求、我们去回应和满足这么简单。这中间充满讨论，有时候甚至是斗争。经过这么多年的市场经济，人们很少有互助精神，老百姓每家每户都想干自己的事情，怎么样让他们在相互协作？这太难了。作为一个社区的组织者，需要把老百姓组织联合起来，形成自己的团队。
市场经济的后果之一就是所有人的关系主要变成利益关系，我认为这个过程有问题。就像前面说到的，很难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但是，这个过程也有积极意义，那就是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强调的集体精神也很容易被利用去剥削他人。
如果我们到一个社区去做工作，最基本的是要想清楚是做社区服务还是社区发展。
社区服务和社区发展的区别，就是后者可以让社区里的人有服务他人的意识。怎么样做到这一步？重要的是把他们组织起来，发挥他们自己的力量，当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可以自己服务自己，甚至可以服务其他人。
中山大学的社会工作专业是偏向于社区传统的，在某种意义上有自己的门派特点。张和清老师说，他带的学生，要求至少三个月的时间在一线做社会实践，不是一对一的个案，而是驻村做社区工作，培育老百姓自己的发展意识。
在1930年左右，我们这两个传统、两个方向基本上就都已经形成了，具备向前发展的条件。可惜的是这两个传统都没来得及很好的成长，就迎来了一场巨大的社会变迁。
如果当时有足够的时间、空间，这些传统可能会有所发展，可以帮着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但因为后来我们建立的是革命的政权，它不接受改良主义，而试图从制度上消除社会问题的存在，所以根本不需要社工的存在。
不管怎么样，体制思路就是这样，试图通过制度消除社会工作的土壤。如果我们放大视野来看社会工作的选择，必须要大大地拓宽我们的想象力，其实这种结构式的社会工作也可以构成一种选择，但它是有特定条件的。
在今天，我们需要改革所谓的“社工事务所”。现在的社工事务所办得就像律师事务所一样，接案子，等服务需求上门。其实，这只是社会工作中的一部分，而且是很小的一部分。这样做完全误解了社会工作的运作。个案工作不代表社会工作的全部，社会服务也不能代表。
▌社会工作的基础在民间
社会工作中，无论是个案工作、社区工作，还是连接它们二者的小组工作，都只是方法，其目的都是为了让老百姓的需求得到更好的满足，最后消解社会问题，改善社会。
社会工作解决社会问题，不是从管理的角度，而是从服务和发展的角度，这源自于现代社会政治的理念。我们要了解方法，也要知道在大的社会格局中，它为什么存在。
一个社工送过我一本书叫《变化中欧洲的社会工作》。我后来写了一篇关于这本书的书评，题目叫《社会工作者的自我意识》。我从中理解社会工作的使命，不是居高临下地帮助别人，而是要尊重每一种存在的价值，克服我们的限制，去看见其他生活的可能性。
我认为，在社会工作和政府、老百姓的关系上，我们要知道要到哪里去。在我看来，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和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不能过分依赖与政府的关系。
▲ 2016年10月，成都爱有戏社区发展研究中心社工走访社区，通过深入院落，了解社区并促进居民参与社区营造项目。 © cdsqyz.org
针对那本书，我还写了第二篇文章，叫《公民社会：专业社会工作的社会基础》。我认为，社会工作的基础是老百姓自我组织的、互相帮助的民间社会，我们的工作应该要能促进民间社会发育。
为什么说专业社会工作的社会基础在民间社会？我看到了香港的发展，他们在追求专业化发展的道路上，逐渐丧失了跟民间、老百姓的紧密联系，大量经费都来自政府拨款，这样一来，他们还怎么说动老百姓和其他民间力量来帮助他们呢？
社会工作就是要深入基层，跟老百姓结合在一起的。如果长期靠政府购买和拨款，社会工作就离不开政府了，等于是政府养了一拨人从事所谓社会服务，跟工厂发工资搞生产没什么区别。
社会工作是干什么的？第一个层面，是帮助人们实现更好的社会功能运作，它不同于生理和心理功能，也不同于智力功能。个案工作通过一对一的相互影响，小组工作通过小群体动力学实现人的良好社会功能运转，社区工作则加上复杂的社区动力来实现社区功能的改善。第二个层面，社会工作是要促进人和人的社会关系改善。最后一个层面，是要引起社会权力利益的格局改变。
如果我们已经做到了这些，社会工作的专业性自然就会体现出来，社会工作的价值论理也是围绕这些方面。然而，我们现在很多社会工作者的水平连第一个层面都达不到。
我们希望社工能与更大的公益慈善领域更好地结合。对所有的这些方面，公益慈善也好，社会工作也好，在我看来最最重要的是要意识到，不仅仅是要帮助社会中个别的个体或者家庭，而是要带动民间社会的成长，如果我们满足于拿钱去做服务，我们是不负责任的。我们应该反思，我们到底是帮了他们？还是害了他们？最后会变成很危险的局面，一切都是国家说了算。然而，西方社会的发展经验告诉我们，福利国家不是完全靠得住的。
如果有一天，社会工作很轻易的被人拿掉了，没有任何人为它打抱不平，我认为这是社会工作者自己的原因，因为我们没有进入到老百姓心里面。
所幸，我们还是保留了很多社会工作的专业教育，还有很多普通的志愿者、公益机构在逐渐走向专业化的方向。我不认为他们会轻易地被某些力量改变。我对社工的未来是非常乐观的。
*本文由黎宇琳、徐会坛、胡恒心基于陈涛在“知不知”公益沙龙上的口述整理与编辑，经陈涛审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