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东平：既不公平又低效，“拼时间拼命”的应试教育值得吗？
经授权转自LIFE教育创新（ID: LIFE-JYCX）
杨东平，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
对同一件事情，出现完全不同的批评和评价，既是由于资讯的不准确和真相的缺失，也来自不同的教育价值观。重要的，是建立改革共识、理想共识，是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回答应试教育究竟是否“政治正确”？ 减负真的是减错了吗，是害了孩子、误了国家吗？
▌应试教育损害教育公平
对应试教育最强有力的辩护，是视它为保障教育公平、寒门子弟上升的不二法门，是一种虽不完美、但“最不坏”的制度。但是，这需要证明和检验。PISA2015（跨国评估学生能力计划；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对各国教育公平的评价，提供了权威的实证数据。
在PISA看来，教育公平不仅意味着教育资源、机会的平等，更要进一步地，要评价教育在多大程度可以减少因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异而带来的不公平，从而让不同家庭背景、不同阶层的孩子能够获得同等的成长。
PISA2015测试报告中，有3个关于教育公平的重要指标：
第一是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指数。通过评价学生的学习能力、学习意愿和学习动力，看各阶层孩子的差异，形成社会经济地位差异指数，数值越大表示越不公平。这一指数世界平均值是12.9，中国大陆是18.5，美国是11.4，香港地区是4.9，澳门地区是1.7。
第二是学生社会经济地位分数差。指的是由于学生社会地位的不同而导致的分数差异。研究者把学生分为五个不同级别，计算每跨越一个等级，会对成绩产生多大的影响。世界平均值是38分，中国大陆为40，美国是33，香港地区是19，澳门地区是12。
第三是学校社会经济地位分数差。把测试学校根据其社会经济地位划分为三个等级，计算不同等级间的分数差距。从第一等级到第三等级，学校间的分数差异世界平均值为104分，中国大陆是156，美国是91，香港地区是79，澳门地区是20。
可见，无论学生个体还是学校，中国大陆教育的公平状况显著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反映的是在高度竞争的应试教育体制下导致的学校差距和阶层差距。考虑到参与此次PISA测试的是中国大陆经济最发达的四个地区（上海、北京、广州和江苏），不难推测，实际的情况比数据显示的要更严重。
从数据看，即便是中国一线城市，教育公平状况都无法与日本、韩国相比。许多竞争论者的价值偏差是只计较教育绩效，而无教育公平的关怀。所以，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的是，何以日本的基础教育比我们更为公平？
同样位居PISA成绩第一梯队，芬兰、日本、韩国学生的学业负担远低于中国，说明中国学生“拼时间拼命”的应试模式学习效率相当低，反复刷题的训练并没有转换成学业综合能力。所以，我们还需要探究，何以日本的基础教育比我们更为高效？
▌精英主义，还是大众主义？
为应试教育辩护的另一理据，是认为严格的知识教育和考试训练是国家竞争、培养优秀人才的必经之路。将基础教育纳入极其狭窄的学术性的竞争轨道，以培养科学家、拔尖人才为目标，将教育视为国家竞争的工具，体现的是一种国家功利主义和精英主义的价值观。
任何国家的教育都具有选拔、筛选的功能，造就一批具有高度创造力的优异人才和未来社会的领袖人才。问题是究竟是在更广泛地普及教育的基础上，以及在宽松、自由、包容的文化土壤中使他们自然生长；还是如举国体制的竞技体育那样，严格训练、层层筛选，为了筛选出少数“尖子”，让大多数人为之“陪绑”并成为教育的失败者？
关于拔尖人才培养的实效，“钱学森之问”已经做出了回答。有人说，我们培养诺奖人才是不太成功；但是，我们不是培养出了大批训练有素的专门人才，支撑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吗？我想问的是，培养各类专门人才、应用人才，真的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付出牺牲身心健康、童年和青春这样昂贵的代价吗？
应试竞争正在成为一场不断升级加码的“军备竞赛”，将每个家庭、每个儿童都投入无法选择、无法逃遁的单一轨道。因此，应试教育真正严重的问题，也许还不是拔尖人才或专门人才的培养，而是贻误了面向大多数人的国民基本素养的教育。分数和升学率竞争取代了学校树人育人的宗旨，教育最为本质的功能被虚置架空，令人触目惊心的国民素养低下和道德滑坡的现实随处可见，就不奇怪了。
任何国家国民教育的基本价值和功能，必定是面向大多数学生，培养未来社会的合格公民。一个民族的基本素质，健康、文明、有文化、有教养，才是国家进步的基础，这种国民素养是无法如精英人才那样可以花钱引进的。如《人民教育》原主编傅国亮所言：“国家可以不要神童，但有责任保护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健康。”培养具有美好心灵的人性儿童，具有美好心态的阳光儿童，具有美好心志的自立儿童。这就是一个国家应该有的儿童观。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报告《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提出要重新定义知识、学习和教育，要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教育应该以人文主义为基础，以尊重生命和人类尊严、权利平等、社会正义、文化多样性、国际团结和为可持续的未来承担共同责任。”
“教育的经济功能无疑是重要的，但我们必须超越单纯的功利主义观点以及众多国际发展讨论体现出的人力资本理念。教育不仅关系到学习技能，还涉及尊重生命和人格尊严的价值观，而这在多样化世界中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必要条件。”
▌实现教育现代化，首先要实现“教育正常化”
我们的确已经建设了许多规模巨大、豪华程度远超发达国家的学校，所谓的“优质教育资源”。然而，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它们实行的都是应试教育——因此，有人说中国所有的学校都是衡水中学，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教育就是考试、分数、升学率，学习就是刷题，品德和健康是没有地位的，中小学生压力巨大，全国小学生的近视率达到45.7%，大学生则高达90%；厌学、抑郁和自杀的情况相当严重。一些地区高中的高考复习时间，从高三延长到一年半甚至两年；初中则普遍在初三用一年的时间备考应试。试问，这符合教育部的课程标准吗？全世界有这样的教育吗？
我们需要回答，在我们那些最优质的学校，教育规律和现代教育的基本价值得到体现了吗？已经建立了现代学校制度、有必要的办学自主权吗？教师和学生的正当权益能够得到伸张和保护吗？
严酷的应试教育扭曲了教育生态，导致恶性的教育竞争和学历“军备竞赛”，造成全社会的教育焦虑。应试教育所体现的教育价值（出人头地、做人上人、读书做官）和精神气氛（死读书、读死书、考试至上、分数至上），与科举传统相去不远。
可见，实现教育现代化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艰巨的任务。我甚至觉得提“教育现代化”也过于高远，我们需要的首先是“教育正常化”。
这一概念是韩国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治理应试教育时提出的。所谓教育正常化，就是遵循和尊重教育规律，就是正本清源，恢复常识，以学生为本，实施善待学生的教育，使学生免于恐惧的教育，能够保障学生睡眠的教育。就是学校像学校（而不是像官场、像军营），老师像老师（而不是像办事员、打工者），学生像学生（而不是像学奴、童工）。
▌不能改和不想改，是两个问题
以国家竞争和培养拔尖人才为旨，是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为快速实现工业化构建的教育制度，在中小学层层建立“重点学校”以选拔“尖子人才”。它所造就的等级化的学校制度，智育至上、考试至上、唯分数的教育评价，终于在90年代之后酿成应试教育之大观，成为伤害一代又一代儿童、貌似不可战胜的怪兽。
21世纪已经过去18年了，在不久的将来，人工智能将会达到发展的“奇点”。今天在学校的少年儿童在走上社会时，我们熟悉的许多职业和工作技能将会消失。因此，全世界的教育都在换赛场、换频道，开辟面向未来的教育创新之路。而我们还在讨论是否应当减负、应试教育是否“政治正确”，让人情何以堪。
有人会说，“谁不愿意让孩子轻松、健康，但是没有办法，应试教育改变不了啊。”又要回到本文的初衷。想不想改和能不能改，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中国教育能否从应试教育突围，是一个专门的问题，我将另文论述。
如果因为在黑暗中待得太久了，我们不仅习惯了黑暗甚至转而讴歌黑暗，死抱着应试教育不放，不思改革，不敢改革，甚至认为这就是最好的教育，减负就会误国害民；那么，我们就只能永远原地踏步，在应试教育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走上民族的慢性自杀之路。
这才是真正的教育竞争，是决定民族命运的关键抉择。
*原标题《实现教育现代化，要先实现“教育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