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移民消失前，我们真正“看到”过他们吗？
秦宽，独立撰稿人，长期关注城市化、公民权利等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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户籍制度因为被其他制度性的寻租和政治政策依附着，无法被废止，又创造出了一个提供了人们身份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的场域。
从经济层面而言，城市移民无论如何都比留守在农村的人有优势地位，这才使得第一代打工者们更容易有满足感，且相对剥夺感更弱，令这种歧视感更不易察觉。
“士绅化”（gentrification，指以将富裕移民迁入的城市升级策略）虽令大城市的面貌以旧换新，却也为不少外来务工人员笼上了一层阴影——当一纸政令送到面前，他们无奈收拾家当、被迫从城市返乡，唯留下落寞的身影。
这是当今中国大城市转型的一个侧影。只是，当打工者们默默还乡时，鲜有人关注这大规模的撤退的背后昭示着怎样的制度逻辑。与此同时，在当今全球化的链条下，人们大谈城市移民的“人力成本”，但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城市移民及其后代们，又遭遇了怎样的“非人格化（impersonalization）”？
马丽一直正视并回答这些问题。
毕业于康奈尔大学的马丽是社会学博士，目前在加尔文大学亨利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长期关注中国宗教、城市化、社会不平等议题。她所求问的是，如果城市化是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人们应当怎样生活？面对制度化的问题，人们还可以怎样行出良善？面对全球资本链条和城市化带来的挑战，这个世界还有盼望吗？
2007年，正在康奈尔读博的马丽曾前往北京、上海，跟随当地NGO社工深入城中村社区，记录下打工者们的生活。彼时，孙志刚事件已过去三年，越来越多民间学者呼吁废除、至少是改革户籍制度，这也是马丽介入城市移民研究的起点。
2011年，中国大陆城镇人口数量首次超过农村，成为中国城镇化进程中一个里程碑般的节点。与城镇化相伴的，也有全球化的融入和排斥悖论（globalized inclusion and exclusion）：人们既高度联结、被纳入更广的社交网络，同时他们中的很多人又不断被从利益链中甩出去，甚至承受整个无情系统的残酷代价。
▲ 中国城乡人口数量对比。中国目前的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9.58%，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才43.37%，两个之间相差了约16个百分点。也就是说，有两亿多人虽然没有城镇户口、但纳入了城镇常住人口。
大规模农村人口的涌入令社会组织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户籍制度因为被其他制度性的寻租和政治政策依附着，无法被废止，又创造出了一个提供了人们身份歧视和不平等的基础的场域。马丽在解释这种“不平等”时，还为城市移民研究增添了一重“神学”视角，尝试在经济逻辑和制度之外，重塑关于“人的尊严”的形象，讨论城市化的超验意义。她最终将研究成果写进新书——《大迁徙：当代中国的移民、城市主义和异化》（The Chinese Exodus: Migration, Urbanism and Alien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三代打工者的“异化”
改革开放后，市场化的浪潮令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经济腾飞，这当中也包括不少打工者。大量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他们在城市建设高楼、在工厂流水线里装配零件，从改革红利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但家乡抽屉里那本朱红色户口簿始终提醒着他们“不自由”的状态。
这决定了他们的出身、在哪里生活，这种“不自由”的状态伴随他们进城，并决定了他们享受哪种水平的医疗、教育。而告别了乡村熟人社会后的城市移民们，又在高流动性的社会中，成为原子化的个体。面对这种高流动性的冲击，白领阶层尚有丰厚的工资抵抗，而收入低廉的底层劳动者却无路可退，他们始终没有一个稳定的归宿。也正是这种“社交绝望”（social despair），令他们在城市化的匿名性中，一步步遭遇“异化”（Alienation）。
异化，是书中的核心理念。马丽以打工者三代的城市生活为例，追踪并解释了这一异化过程。
研究发现，该过程伴随着整个户籍制度对人的控制和全球化资本链条的发展而展开。中国城市化政策制定者延续了计划经济的思维，除了追求经济利益之外，在空间设计上，追求“全部化”（totality）和“巨大化”（gitantism），用“美化城市”等口号，无情碾压支撑起城市经济体的打工者。
1980年代，第一批打工者进城时，他们大多从事郊区卖菜、种菜、保姆等工作，甚至形成了一条条专业的产业链。但那时，他们普遍被刻画为“盲流”——一群并不受城市欢迎的人。一种不公正，一旦制度化，会对社会不平等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
当“歧视”制度化后，如通过“暂住证”控制外来务工或定期的“政策驱赶”，社会最终形成一种广泛的歧视心理。城市居民排斥移民，就连打工者自身也会将“非法性”贴在身上——“当别人赶我，那我就走吧。能在这里讨生活就不错了。”那是一个他们永远不期待城市能够提供归属感的时代。只不过，从经济层面而言，城市移民无论如何都比留守在农村的人有优势地位，这才使得第一代打工者们更容易有满足感，且相对剥夺感更弱，令这种歧视感更不易察觉。
▲ 1991年3月，几名打工者在广州火车站的站前广场驻扎，等待工作的机会，他们身后是漫长的买票队伍。 © Michel Porro
情况很快发生变化。
2000年，随着私营经济的迅猛增长，越来越多的打工者进入到城市的“非正式经济体”中。与此同时，第一代打工者也渐渐由二代打工者补充、取代。
与首代不同，新一代的城市移民普遍在城市长大，他们缺乏乡村的劳作经验，成长的参照系也往往是身边的同辈。他们曾以为自己与周围的城市户籍的同学无异，但一出生，户籍的代际绑定便已如影随形：在城市里，他们是居无定所的流动儿童；考学时，他们又被迫返乡成为留守儿童，抽屉里的那本户口簿无时无刻提醒着他们自身的差别。成年后，受制于成长的困境、贫穷，以及社会政策的不公，他们大部分往往只能继承父辈的道路——进城打工，无法逃脱被户籍框定的命运。
全球化时代，这种困境又得到了资本产业链条的加持。在工厂的流水线，二代打工者们承担着最低端的工作，而当媒体和政客纷纷谈论这种产业的“不公正”时，人们往往只看到了这种“不公正”由地方政府和企业承担，却“很少有人关注这些产品背后的人”才是这个“不公正”链条的终端。不过，这不仅仅是中国的问题，“而是整个全球化时代的问题。”马丽说。
也正是这种“物化思维”令城市移民嵌入到一种“商品化叙事”中。一方面，外来务工们的全部价值取决于其所创造的经济价值，没有人看到“产品背后人的价值”，关于“人的尊严”普遍遭遇忽视。
进入到第三代后，这种“疏离”感加强，他们普遍活在城市边缘，网络游戏和新科技赋予他们新的身份另一面，他们频繁失业、睡大街、追求“过一天是一天”的日子，将欲望投射在消费主义方式上，黑网吧、电子游戏厅成为他们放学后的集体去处。但面对真实的生活，嘴里却充满了绝望的单调语言：“累怕了”、“没意思”、“不够睡”……马丽强调，这也是异化的一个方面，他们被新时代的科技所裹挟，进入了对社会达尔文主义现实的恐惧。
▲ 2017年夏天，深圳三和人力市场附近的一处网吧，年轻人们在网吧刷夜。“为了在网吧多赖上一天，我见过不止一个人卖身份证、卖血、卖捡来的一片枕头，偷盗、抢劫，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 冯海泳 / 谷雨实验室
奥古斯丁曾对“异化”进行剥丝抽茧的分析，他认为异化的反面是“公义”（justice），首先是人与上帝的和好，其次是人自身心灵的“整全”（wholeness），即人接纳并与自身和好。最后，人行出“爱邻舍”的美德，人与人和好。
现代性对人的挑战是在这三个层面上，人都失去了坐标。仿佛给人类社会施了一个魔咒，人们生活中自由扩展、物质丰富的同时，也有前所未有的问题上演，没有什么方法是一劳永逸的。后现代性加入了碎片化（fragmentation）和科技极权（technological）的因素。人与上帝、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和科技环境，都产生了深刻的异化（即错位）。
但是，“异化”真的无法缓解吗？
▌社区可以消除疏离感
2007年，马丽担任上海太阳花社区的志愿者，进入外地民工聚集区进行参与式观察。她发现，在“城市匿名性”的环境中，社区能够为打工者们建立一种新的社群关系，以对抗城市中原子化的疏离感。
社区的本质究竟是什么？《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写道，这是一种社会结构，“这是由居民自发形成的社会秩序，因为人们将生活需要和创造力都用在自己的生活空间中，给这些虽然凌乱但真实有机的社区赋予强大的活力。”城市生活需要这些社区作为有机体，来抵御制度的非人格化。
当城市移民失去了绝大多数乡村熟人，渐渐以职业构建彼此的关系时，这些真实的生活构建了一种人情联系。与此同时，NGO的介入也为移民提供了教育、陪伴，并帮助他们解决城市中遭遇的纠纷和冲突。
▲ 北京西北五环外的一处社区NGO。图为社区的儿童在“图书馆”看书。 © 微澜图书馆
但在很多城市，它们随着一轮又一轮的拆迁运动破碎了。民工社区遭到大规模拆除，在此扎根的社工们也只能搬离，无法继续为移民们提供支持。马丽认为，这是中国城中村的命运，政策制定者往往只看到打工者的经济价值，并未正视他们的尊严和人性层面的价值。当政策收紧时，他们面临着“呼之即来，挥之即去”的境遇。
对NGO运作空间的收紧也是另一重切实的压力。2012年后，不少社工组织或因不可抗力而走散，或因所服务的社区被拆而令工作难以为继。在此后几年内，NGO业界风气也急剧倒退，因为没有土壤培育起具备专业精神和持久利他理念的个人和机构。但事实上，唯有长期的、科学的、有针对性的投入和支持，才能令城市移民的状况好转，但现实的情形似乎绑住了NGO们的脚步。
这种局势并没有好转。在马丽看来，近几年伴随着日益剧烈的大城市控人行动，移民们的困境显然加深了。原来经过几十年的城市化后，“盲流”标签依旧未能从他们身上擦除。
而留下的城市又是一种什么生态呢？
马丽认为，它只会更加冷漠、单调，毫无人情味。值得强调的是，每一个置身在这里的人都无法幸免，我们都要承受这种冷漠，进入更加原子化的世界，而那个关于“重建希望”的构想，若从物质层面看，也即将越来越远。
▌也许需要一些超越眼见的认定
马丽在她书中多次引用法国社会学家雅各-埃吕尔的研究。在《城市的意义》（The Meaning of the City）中，埃吕尔用“巴别塔”指代人类生来渴望社区而聚集、又因自傲而被上帝分散的命定之路。城市是人类渴望“支配”和“荣耀”的产物，正如奥古斯丁曾说过，“属地的城市，以自身为荣耀”。
既然这样，还有盼望吗？在城市化的末世景象中，为什么人们心中还向往一种对美好社区、人与人和好的盼望呢？牛津学者C.S.路易斯曾说，“如果你心中有一种挥不去的盼望，也许那盼望是真实存在的。”德国神学家莫尔特曼曾提出，盼望的伦理原则是“抵制和期待（resistance and anticipation）”，因为“这个世界是一个战场，也是将来之国度的建筑工地”。如果眼见的事实令人绝望，也许人们需要一些超越眼见的认定，对自己的心灵秩序不停叩问。
城市化所带来的异化，对每个人的心灵秩序都是挑战。在《1984》 与《美丽新世界》结合的城市幻象中，人们一方面享受城市便利和工作机会，但又常被无根感（rootlessness）和无意义感缠绕。对城市化之意义的反思和求问，是每个人都需要的。我们当问自己，在全球化城市消费主义浪潮面前，人可以怎样回归？人有可能守全自己的心灵秩序吗？
马丽的答案是肯定的，而这答案不是物质性的，是属于超验维度的。人需要社区，也源自一种超验的社会性。因此，这个时代需要再问起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究竟是什么？
当又一轮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整顿政策出台时，如果我们放慢脚步，看到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也许才算是真正地“看到”他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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