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中村这么乱，为什么不全给拆了？
编者按：近日，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即将拆迁，曾经作为“深漂第一站”的它将会成为无数外来流动人口的回忆。随着拆迁的进行，学童读书、流动人口等一系列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城中村作为“脏乱差”的代表，它真的是一个“问题”吗？
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城中村是个问题。
城市管理者急于改造这里，拆掉隐患重重的“握手楼”，一口气铺设上更为现代化的市政基础设施。世代生活于此的居民们又在频频“种楼”（在原有房屋的基础上直接往上盖楼，而不重新加固地基），他们因为土地的迅速升值而有了新的收入来源，却也担心意外灾害的来袭，期待着拆迁分房。流动人口也在此落脚，为了更低的生活成本而忍受“脏乱差”，有时候自己也在生产“脏乱差”，一有机会多半会迅速离开，去条件更好的地方生活……
▲ 因为土地资源稀缺和管理“真空”，城中村往往会出现“一线天”、“握手楼”，难以抵御火灾、地震等灾害，也难以应对救援。 © 第一财经周刊
“城市癌症”、“毒瘤”……城中村就像是城市化进程中的阴影，避不开，也总是化解不了。
随着城市扩张，原本处于市郊的村落、聚居区被包裹进城市空间，但它们没能及时跟上城市发展的步伐，其中的居民依然在艰难地从农耕生活和文化中寻求转变。加上不断流入的外来人口，环境、治安等治理压力急剧增加，矛盾不断激化。
如果抛开城乡二元结构来看城中村的话，它其实就是一座座镶嵌在城市中的“飞地”，在外观形态和治理方式上，都与建成区（built-up area，指已经城市化的区域）有巨大的区别，并且往往因为生活成本低、人口流动量大而与“贫民窟”划上等号。
▌贫民窟，全世界的难题
不止中国，所有已经城市化到一定程度的国家都曾经面对，或者正在面对“城市飞地”的问题。可以说，它是现代化、城市化必然面对的挑战，而且首先带来的就是冲突。冲突在历史里一再上演。
农民因为饥荒被迫离开乡村，却又在城市贫穷、拥挤的脏乱社区里失业，在挣扎和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中，他们冲入巴士底狱，随后又洗劫了市政厅，掀开了法国大革命的序幕。这是1789年的巴黎。
▲ 1789年7月14日，巴士底狱被攻占，成为法国大革命爆发的象征。 © Jean-Pierre Houël
没能继承乡村的土地，又饱受城市边缘地区的穷苦生活，在即将20岁的时候，普林齐普（Gavrilo Princip）扣下扳机，斐迪南大公夫妇被刺杀身亡。一场长达三十年的战争蔓延开来。这是1914年的萨拉热窝。
大众陪审团宣判四名曾殴打醉驾超速者的警官无罪，然而，此前打人录影带被删减处理后在全美各大电视台播放，92%的美国民众认为电视画面上的警察有罪。审判结果宣布2小时后，暴动席卷整座城市。这是1992年的洛杉矶，暴动始于城市北部贫穷而拥挤的社区西亚当斯。
▲ 在1992年的这场暴动（1992 Los Angeles riots）中，超过1100栋建筑被摧毁或损坏。 © CNN
圣诞前夜，军警在贫民窟圣玛尔塔展开搜捕行动，射杀、逮捕寄生在贫民窟里的黑帮，双方交火，平民被误伤。这是2008年的里约热内卢。
……
加拿大记者道格·桑德斯（Doug Saunders）曾经去到了约二十个和城市飞地紧密相关的地区——城市里流动人口的聚居区，以及人口大量外流的乡村。他想知道，这类空间是如何产生并演变成当下这样的形态，在未来，它们在经济、文化中又能起到什么作用。
在道格搜集的样本里，包含了寄居在城市飞地中的迁徙者的个人故事，他们从农村迁徙到城市，有人在贫民窟中苦苦挣扎，有人以此为跳板，进一步融入真正的城市生活中。“这个时代的历史有一大部分都是由失根之人（失去农村的土地和生活）造就而成。他们因为公民权遭到剥夺，于是采取极端至暴力的手段，以求在都市体制中取得一席之地。”道格说。
他将资产阶级革命萌芽至一战爆发前的人口迁徙称为“第一波人口大迁徙”，认为那时候主要以人口从乡村迁入本国城市和直接迁往新大陆为主，二战后的西方城市重建则是第一波的收尾工作。“第二波人口大迁徙”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与第一次差别不大，人口在乡村苏醒，迁往都市，或是因为局部战争直接迁往西方国家。
但是参考“第一波人口大迁徙”中的应对政策和过程中发生的冲突，对比目前的“第二波人口大迁徙”，部分地区惊人的历史相似让人担忧。
如果不能处理好城市飞地的问题，那么这个所谓的“毒瘤”将持续威胁整座城市甚至整个区域，成为一颗不知道会在何时自我引爆的炸弹。
▌通往现代世界的“跳板”
但是机会也在这里。
现代化的过程也是城市化的过程，也是城镇自身不断发展壮大、农村人口不断流入城市、农民逐渐变为市民的过程。很少有人可以直接离开乡土并迅速、从容地融入城市中。他们需要一个跳板，这个跳板里包含着旧生活的文化、习惯和关系网，也蕴藏着让他们积蓄储备，真正变身为市民的能量和机会。
城市飞地，或者说城中村，就是这块跳板。
广州天河区的一个城中村里，住着从江西来的大学毕业生张伟（化名），他在附近的中山大道工作，在一个电脑培训学校里负责电脑的日常维护和硬件装配。“我本来是在冼村（广州另一处著名的城中村，目前广州CBD里最大的待拆迁城中村）住的，但是感觉上这边要比冼村安全点，房租也要便宜多了。我和隔壁是合租，每个月的房租、水电等费用不高，而且离工作的地方很近。”
当被问起，如果这个城中村被拆了，改建成好一点的社区，周边环境更好点的话，他还会住在这里吗。
“这样就不好了，重建的话，这里就住不了那么多人了，而且像我这样一开始没着落的人，肯定承受不了高房租，现在这样就很好。”
▲ 2010年前后，“蚁族”成为新闻热词，指那些蜗居在城中村或城郊的高校毕业生。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京郊的唐家岭，住着3千多本地村民和大约5万名外来居民，其中大约1.8万人是大学毕业生。成为焦点之后，唐家岭很快完成改造和腾退，“将建起一座规划整洁的现代社区”。 © 中华工商时报
还是在这个城中村，50余岁的梅州人蒋福（化名）说，他十几年前就到了广州，没有什么门路，待过很多地方，后来到了这个房屋、店铺价格低一些的城中村，就一直住下来了。他的大儿子在城中村里开电话超市，小儿子还在梅州老家，两个孙子则都在广州这边的小学上学。
四川遂宁的一个村落里，留守老人何苏秀的儿子去了重庆打拼，他希望等儿子工作状况改善之后，也搬去重庆定居下来，“我不要我的孩子过着种田的生活……我知道这样对村子不好，可是这个村子从来就没有多好过。我们在这里住了很久，生活一直都过得很辛苦，所以我们对村子没有任何亏欠。只要有一天能离开，我就再也不会回来。”
道格认为，这些城市飞地如果要发挥作用，一定要先创造中产阶层的成员，“也就是一群拥有相当收入与存款的家庭，能够创业、雇佣员工，购买及装修住宅、把子女送上大学，并且拥有持续不变的生活品质，让他们和他们的邻居借此摆脱纯粹只求糊口的生活”。
因为跳板不止在于“城中村”这个区域，这些不断流动的人口以及他们织就的关系网络，也是跳板，而且他们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更有韧性。
在产出了中产阶层之后，这些来自乡村的已经有一定能力的人群将能够有效地连接乡村与都市，并且把移民小区和都市制度及组织连接起来，开辟一条让居民拥有额外选择的道路，促成社会与政治稳定。也能让新进的移民及其子女看到希望，知道迁徙不会永远陷在不公的环境当中。
现实中一个个成功步入中产的例子都将成为他们的励志故事，拽着他们免于陷入贫穷导致的堕落当中。从城市飞地中诞生的商业和政治领袖，多能从实际出发，去改善社区中所有人的生活品质。而同样重要的还有，移民来源乡村的生活水平和基础建设也将被这些崛起的中产阶层带动起来。
▲ 2008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就讲述了一个“好运版”的奋斗故事。 © Slumdog Millionaire
▌城中村的未来，也是城市的未来
承认并接受城中村的“跳板”功能，也并不是要忽略或否定它一直以来的混乱。对任何一个方面的视而不见都无助于认清真相。
巴西的贫民窟在1980年代国家艰难转型期间被遗忘，随后逐步被地方帮派控制，成为凶杀和贩毒的高发区。到世纪末，圣保罗一处名为佳丁·安吉拉的贫民区每年的凶杀案多达309起，几乎所有受害者都是青少年，死于帮派斗争当中。重武装军事部队驻扎于此，但因为政府将此视为“敌对区域”，同时还有宪兵参与仇杀或委托杀人案件，社区居民对军方的畏惧更甚于帮派。
直到1998年，警方开展了一项极度大胆的实验，他们在社区里设立了一座警察局，有着大窗户和敞开的门口，并且削减巡逻车辆，警察以换作为徒步的方式挨家巡逻，逐步稳定了社区的环境。
在里约圣玛尔塔，2008年圣诞节前的那场交火冲突，军警展开了大规模搜捕行动之后，不同于以往的警方在搜捕之后就离开，时任总统卢拉走访圣玛尔塔，发表演讲，决心促成贫民窟的都市化。随后，在贫民窟修建了军事要塞继续威吓残余黑帮势力，联通了与主城的交通，兴建了教育机构和休闲场所，铺设街道照明系统和下水道系统，开展人口调查，给社区里被遗忘数年的人口以正式身份。
▲ 巴西里约热内卢，贫民窟依山而建，有艺术家把建筑的外墙漆上彩色。 © 图虫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贫民区被称为盖奇康都（Gecekondu），由土耳其语“夜晚”和“定居”构成，因为在建立初期，外来移民在郊区空地非法建设，为了躲过政府人员，他们在第一晚挖建地基，并在天亮前用东西遮盖，第二晚的时候修建简易的墙和屋顶，天亮的时候一间房屋就建成了。
慢慢的，一间间非法修建的房屋形成了一个社区，在经过了数次冲突和政府更迭之后，社区被承认，随着城市的扩建，现已属于城市中心区域。也许在社区建立之前没有人会想到在那样一片荒芜的沙漠中会有一座城市会破土而出，但事实上它确实出现了。
▲ 土耳其的一处盖奇康都（Gecekondu），如今它已经是城市的一部分。 © Vincent Teeuwen
一个同样不容忽视的事实是，正是这些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不断流动到城市里的人口，大量补充了城市建设过程中所需的劳动力，他们是建筑工人、货运司机、保姆、小时工……也是让城市保持活力和运作的力量之一，他们带来的收入、消费等经济行为也是城市商业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否定他们，并且将他们驱逐出城市，城市自己也会面临初级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并且形成连锁反应，最终影响所有居民。
而且，他们和他们的子孙中的绝大多数，其实已经是城市中的一员。“贫民窟居民”、“农民”、“流民”等标签只会越来越弱，直到消失。
参考资料：
1. 〔加拿大〕道格·桑德斯．落脚城市：最终的人口大迁徙与世界未来〔M〕．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
2. 卢俊秀．制度变迁背景下的社区治理〔M〕．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