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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允星，浙江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师，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全文2000余字，读完约需4分钟
必须承认，校园暴力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可能也是一个“人性”难题，因此，任何国家似乎都难以彻底根治，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降低其发生概率。校园暴力现象出现的关键与核心要素在于青少年之间的“实力失衡”。大多数的校园暴力实施者并非“不懂法”，也并未得到家人的纵容，而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判定：“这样做的后果不会多么严重”，或者说，正因为受害者缺乏“抗争勇气”，他们才敢于对其实施“攻击行为”。
近几年来，全国各地屡屡发生“校园暴力”事件，引发民众广泛关注。面对这个棘手的社会问题，不少领域的专家学者纷纷剖析缘由、建言献策。在我看来，各种观点大概可以归纳为四个层面的讨论：人的本性、社会现状、家庭教育、法律制度。如果将它们贯穿起来，核心观点应是：因为当前中国社会环境不佳、家庭教育落后、有关法规不够健全，导致某些青少年在某种“本性”诱导下，卷入到校园暴力事件中。从校园暴力现象发生的“普遍程度”（几乎涉及全球所有国家和地区）来看，其背后似乎确实隐藏着某种“人性”源头，自然界中“弱肉强食”的生存逻辑可以视为一种间接证据。![]()
▲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曾于2014年发布过一份报告，其中一幅覆盖106个国家的儿童遭遇欺凌状况的地图显示，欺凌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且并没有证据显示，在某种具体的文化背景、经济条件下，欺凌事件会变少或变多。© HBSC
有观点认为，人越是年幼，行为越能体现其生物本能，因此，青少年群体中更容易出现“以强欺弱”的现象。与此同时，中国正处于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诸如高离婚率、贫富分化、司法不公等社会问题十分突出，特权思想依然充斥在大众生活中，从而导致在接受家庭与社会教育的过程中，一些青少年出现不同程度的认知偏差，而这些不良认知便逐渐演变成诱发校园暴力的重要因素。按照这种思路，还可以发现传统文化与社会心理规律这两个指标。在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国人形成了鲜明的“高低贵贱”观念、权力崇拜和阿Q式的“隐忍”意识等，在长期的人际互动过程中，人的“强-弱关系”被建构出来，强者习惯了颐指气使，而弱者也可以接受一定范围内的“被欺压”，有学者将这种社会心理结构称为“主奴根性”。当下的中国社会仍然深受这种传统文化的浸润，生活于其中的青少年在耳濡目染中自然也容易形成这种文化意识；显然，这种文化意识的不断传承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校园暴力现象的重要“催生”因素。另外，社会学家布迪厄曾指出，“权力”从来都是施加方与承受方二者“合谋”的产物，又有社会心理学家研究发现，暴力发泄不仅不能减少人的攻击行为，而且可能会助长更多的攻击行为。由此可知，在个体之间的斗争中，弱势一方越是表现得软弱，强势一方则越容易做出更激烈的伤害行为；当施暴者得以顺利地对他人实施“暴力发泄”，并且没有得到足以产生警惕效果的惩罚时，这种行为就会重复发生，受害者的第一次“让步”往往就为以后遭受到更多的欺凌做好了铺垫。可以说，这是校园暴力现象中隐含的一个社会心理规律。围绕校园暴力现象，还可以发掘出更多的影响因素，从而进行“面面俱到”的剖析，但是，这样并不能真正增加“理解”的深度。相反，如果综合分析各种因素之间的内在关联，可能会发现，校园暴力现象出现的关键与核心要素在于青少年之间的“实力失衡”。![]()
▲ 2016年底，一份覆盖穗港澳台新（广州、香港、澳门、台北、新加坡）五座城市青少年的调查报告显示，有72.9%的人曾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人，同时有68%的人认为自己也是网络欺凌的实施者，网络欺凌中的施害者和受害者角色重叠的有61.4%。© 2016华人网络欺凌调查报告
大多数的校园暴力实施者并非“不懂法”，也并未得到家人的纵容，而是基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判定：“这样做的后果不会多么严重”，或者说，正因为受害者缺乏“抗争勇气”，他们才敢于对其实施“攻击行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则往往性格自卑，而且来自那些社会地位相对较低的家庭。须知，在未想象到真正有力量的“抵抗”之前，暴力施加者很难主动放弃其认定的权力与利益。扩展开来看，在特定的校园暴力事件中，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实力失衡”至少包括三个层面的内容：一、潜意识倾向，即一种近乎本能的“强-弱感受”，它与人的性格有着紧密联系；二、社会资源评估，即双方在“鉴定”各自可依赖的靠山过程中形成的“底气”差距；三、心理博弈过程，即双方在“人际接触”中对另一方“实力”的差异化认定。按照以上分析思路，校园暴力的形成逻辑大概可归纳为：人的“势利”本性被某种“强-弱关系”文化与现实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丛林法则”所强化，又进一步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交往过程而形成各方面的“实力失衡”，最终导致各色校园暴力被水到渠成地“生产”出来。基于以上观点，若要减少校园暴力现象，就须努力在青少年人群中创造“实力均衡”的关系格局，最为关键的工作并非直接改变潜在的“施暴者”，而是首先改变潜在的“被害者”，设法提高他们对抗“暴力”的勇气与底气，以此“反向”影响潜在的施暴者。具体来说，就是以此为导向，促进各种社会规范的改善与优良社会环境的建设，比如，从法律层面上降低校园暴力事件中“正当防卫”的门槛；创造一种“鼓励受害人勇敢表达”的校园氛围，而不是“因羞耻感而委曲求全”；再比如，鼓励大众媒体广泛宣传与报道校园暴力中“施暴者被惩罚”的典型案件，以此来降低潜在施暴者的侥幸心理预期。必须承认，校园暴力既是一个社会问题，同时可能也是一个“人性”难题，因此，任何国家似乎都难以彻底根治，人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量降低其发生概率。就当下中国社会而言，从人性与传统文化层面上讨论校园暴力问题，已经显得没有多少“实用”意义，只有在“相对灵活”的社会规范与制度层面下工夫，才可能取得我们期待的实效。这就需要通过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为青少年人群联合创造一种“实力均衡”的关系形态与生存环境，以此来防范“人性之恶”在“适宜情景”中的不正当萌发。当然，从长远看，逐渐培育中国人的“大爱”意识，从根本上阻断不良文化基因的传承，努力改善以“贫富悬殊”为标志的社会结构失衡现象，应该才是减少校园暴力的更根本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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