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行业或娱乐圈的“二八定律”，导致了资源的匮乏，“僧多粥少”的现实，刺激着处在尾部或底端的个体，主动自觉地显示出一种“歇斯底里症”：超负荷劳作，积极性过剩。明星在真人秀节目里，忍受着高风险的游戏对物理身体的威胁；底层员工在真人秀节目外，忍受着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对物理身体的戕害。然而，功绩主义的目标，制造出过剩的积极性，逼迫每个人都受困于一架与其他人争抢有限的资源、“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机器之中。
11月27日凌晨，高以翔录制节目，倒地昏厥，送医院后抢救无效去世，节目组发声明证实其为心源性猝死。
网络上几乎众口一致地讨伐浙江卫视与《追我吧》节目组的“玩忽职守”。这种情绪杂糅了网友对明星主体的同情，与作为社畜个/客体不得已“卑微地”身处996社会生产体系的愤懑。因此，高以翔猝死，与过去数年间社交媒体屡屡出现的某高校博士或青年教师、某公司职员或高管因加班熬夜心脏病突发离世的“活生生的个案”一样，在当下具有了某种自反性的意味，从而最大程度地引发网民的共情。
▲ 《追我吧》是浙江卫视推出的一档都市夜景追跑竞技秀节目，节目设置的环节很有难度，包括梅花桩、飞檐走壁、平衡滚筒、70米爬楼和高空速降等。在录制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参与节目的嘉宾需要全程奔跑，对人的体力及耐力有较高要求，连国家运动员李小鹏参与录制时都觉得很困难。© 《追我吧》
自上半年马云讲话风波以来，大量的自媒体评论、论坛或社媒发帖，对996现象提出相对严肃、甚至颇有洞见的批评。然而，当前网络舆论的悖论就在于，它仅仅停留在言语的层面，而无法上升、或者说落实在行动的层面。在日常生活几乎全面数字化的今天，奥斯汀意义上的“以言行事”沦为了来去匆匆的情感风暴。端坐在电脑前，或随时随地摆弄小屏，匿名地传播情绪，感染自己和他人，达到虚拟的“站出来”（stand out）的运动效果，刷新“道德履历”，几乎成为数字化个体非总体性的、实用主义的生活常态。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能潇洒地抛下现实的一切，去实践“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任性地驾车穿越大半个地球去南非。这种心态早在2011年动车事故期间的微博上就有显露。“我自己很愤怒。但是我有房子，有车子，还有工作。我必须考虑，如果……我将失去所有这些”。来自国内某著名时尚杂志主编的声音，传神具象地描述了“I have something to lose”的个体在面对与己利益攸关的公共事件时，进行理性的成本——效益核算的心理过程。这种延续至今、充溢着自我剥削和弃权主义（abstentionism）色彩的集体症候，所直接指向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物质性存在，才是我们真正需要反思的。
这里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物质性存在”，就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三代领军人物霍耐特的得意门生罗萨所说的“加速社会”的到来。新媒体技术对社会变迁的全面加速，导致信息时效性、产品新鲜度越来越短暂。它推动着人们的工作节奏和生活步调的全面加速，每个人感觉“被不断增加的、可以洋洋洒洒列出一长串清单”的需求所支配；工作或消费上的自我挤压、自我加码，从而自我焦虑，将罹患集体抑郁的个体牢牢附着在无法逃离的“新野蛮主义”社会体系里。
然而，罗萨没有说明的是，加速社会的出现，离不开各行业在资本操盘下所不可避免地出现的“二八现象”，即少数人掌握大多数资源，而大多数人为了自我持存，不得已忍受剩余劳动时间的不断延长。在资本大规模流向被视为下一个赢利增长点的娱乐圈或电视行业，只不过以更为显性的方式，展现了这一残酷的内部分化和等级结构。高以翔倒地猝死的背后，应该还有无数的现场导演、摄像等，犹如等待戈多那般，等着不知道何时突然袭击的死神。
与顶流明星的瞬息更替所显现出的娱乐圈惨烈的生存境况不同，高以翔离世则直观地暴露了非顶流明星在工作状态中的生命权议题；它所引发的集体愤怒甚至焦虑，源自于他在娱乐圈所处的位置，同大多数人在各自行业或领域里的横向同构。因此，与其申讨令高以翔意外致死的节目组或经纪公司的“压榨”，不如更集中关注身处电视制作行业第一线的上至制作人下至基层民工的工作状态。
过去三十余年间，中国电视的市场化改革，导致省级卫视内部的“马太效应”日渐显明，一线梯队的资源优势不断被强化。大量曾享受过体制红利的电视制作人纷纷出走，成立民营制作公司，或进入视频网站，助推后者粗暴地完成原始积累，实现市场垄断。但是，实体经济的下滑，广告投放的数量缩减或方式转型，一线省级卫视与广告商之间，视频平台与内容提供商之间权力关系的根本性转变，正深刻地改变着行业的生产方式与制作模式。
▲ 对多数省级电视台而言，因本地广告市场有限，通过加大投入跻身一线卫视，谋求分得全国广告市场一杯羹，是自然的“战略逻辑”。但在新的媒体生态下，一线卫视的大门已经关闭，省级卫视大投入的发展模式越来越成为一个“危险游戏”。
《证券日报》提供的一组数据值得关注，根据天眼查提供的资料，2019年以来，1884家影视公司注销、吊销或停业。这意味着，内容提供商作为乙方，几乎受制于平台甲方和广告商的趣味、偏好或倾向。它同样意味着，包括省级卫视在内的内容提供商，必然要降低生产和制作成本。在明星依然成为真人秀综艺的主体的情况下，惟有尽可能地压缩劳动力的开支，延长劳动力的剩余劳动时间，才能实现缩减成本的目标。于是，大量实习生、临时工或合同工，进入制作团队，成为产业链的底端人群。
他们，与大多数要么从顶流退居二线、要么始终闯荡在非一线的明星或名人主体，与那些挣扎出头的民营制作公司、或拼命维系自己中心位置的省级卫视一样，都共同罹患了“倦怠综合症”。这是最近因精神分析的路径批判数字经济而备受国内学界关注的当代哲人韩炳哲对当前社会的洞见。他将晚期现代社会驱动个体、行动者或组织的新戒律称之为“绩效命令”。这种被量化、可视的检测标准，迫使电视制作者战战兢兢地追求节目的点击量或收视率，迫使经纪或演艺公司尽可能地填满明星的工作行程。他们的私人空间被压缩至无，休息权被剥夺，生命权严重受损。
电视行业或娱乐圈的“二八定律”，导致了资源的匮乏，“僧多粥少”的现实，刺激着处在尾部或底端的个体，主动自觉地显示出一种“歇斯底里症”：超负荷劳作，积极性过剩。明星在真人秀节目里，忍受着高风险的游戏对物理身体的威胁；底层员工在真人秀节目外，忍受着高强度的工作时间对物理身体的戕害。然而，功绩主义的目标，制造出过剩的积极性，逼迫每个人都受困于一架与其他人争抢有限的资源、“不断加速、围绕自身旋转的疯狂竞争”机器之中。
所以，每当明星在社媒上感叹生活的不易，或经纪人抱怨工作有风险时，网络舆论总能及时地予以共情的配合。可是，仅仅陷于某种感性杂多的狂热状态里，远远不够。因为，电视行业或娱乐圈的“牲人”，或者各行业里的“牲人”，都处在自己的劳动营里。韩炳哲指出，这种劳动营的特殊之处在于，每个人同时是资本的囚犯，也是资本的看守；每个人受制于资本，争夺有限的资源，同时也是资本的共谋者。他们在社媒上表露出的各种情绪，各种向往，例如让消费的时不我待，作为对熬夜工作的最大犒赏，让“诗和远方”成为对加速生活的最大幻想，才是当前“功绩社会”塑造新的主体性的根本方式，更毫不留情地展示了这一整套“自我呵护的伦理学”如何在微观层面上发挥其治理效力。
高以翔事件后仅仅一天，我已经接到几家媒体的约稿，坐在电脑前码字，我突然间发现，自己的文本生产，也讽刺性地掉落到我所批评的逻辑里，或许这才是当前社会生产体系自洽的地方，因为它可以自我生成。每个人都主要要求成为其中的一份子，生怕被甩脱出去，你我概莫能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