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善于学习的、具有成长型思维的社会势必要放下固化的思维，不仅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能自我反思。此时，承认自己的缺陷并不意味着失败、示弱，而正是在彰显自己的控制力，也是在自我松绑，因为无须一味压抑、否认缺点与错误，能及时刷新认知、在理性判断下迅速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变革，这种从头再来的勇气才是当下真正需要的。
近期“高考冒名顶替”、“合村并居”等事件让山东处于风口浪尖，人们对具体事件的议论也逐渐转向对山东社会文化（所谓“鲁性”）的批判。网上有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认为仅仅“黑”山东，难免流于地域歧视；与之针锋相对的，则是许多山东人站出来说欢迎批评，他们清楚故乡积弊之深，认为只有猛烈地黑，才能黑出一个新山东。
这看起来像是自曝其短，但如果换个角度来看，也意味着社会出现了新的转机，因为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结构性的社会现象，而这正是达成变革的第一步。与其把这些批评看作刺耳的杂音，不如顺势将其作为前行的动力。甚至可以说，这样一种全新的意识是中国社会的历史性机遇，表明我们这个古老文明终于有望摆脱几千年来不断内卷化的恶性循环了。这是每个地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必定会上的一课，即所谓的“自反性现代化”，也就是说，在转变的过程中，社会成为其自身的一个主题和问题，自己已变成自己继续进步最大的障碍，只有通过自我否定才能成长。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等人合著的《自反性现代化》一书中指出，现代社会的现代化进程越是深入，就越是会威胁、消解和改变原有的基础，而构成欧洲活力的根本，恰恰是“通过激进的自我批评和创造性毁灭进行自我更新的能力”。曾有人说过，纽约就是一座“不断自我摧毁又不断重建的城市”，这正体现出其强劲的创新动力。
不难想见，价值观越是传统、封闭的社会，在面临这样的冲击时越是痛苦，因为这相当于是“自己革自己的命”，问题只在于长痛还是短痛。但这道理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就难了，尤其一个社会的存在，都是长久以来形成的群体心理，在旧我已死、新我未生的过渡阶段，尤其容易造成彷徨混乱的局面。这不仅要看时机，还要有针砭痼疾的批判精神和面对现实的勇气，更难的则是全社会形成对变革的共同需求。为什么转变如此之难？因为这首先就需要一种自我不满、有待提升的意识，但在现实中，不少人觉得自己和自己所处的环境都已经是最好的了，不需要改变，甚至改变了还会觉得不舒服，自我否定尤其痛苦，几乎会受到他们的本能抵触。事实上，很多传统文明都宣称自己才是最完美的，而这就给进一步变革设置了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既然如此，那么改变是没有必要的，创新则相当于误入歧途。欧洲其实也是这么过来的。激烈的自我更新与其说是欧洲的文化基底，不如说是现代化的产物。由于近代欧洲四分五裂，竞争激烈，各国才能不断参照他国来反观自身，并实时地动态调整，因为不自我调适迟早将面临更严重的危机。这样一个人人为生存挣扎的年代也是共同为进步事业奋斗的年代，正如17世纪的英国诗人安德鲁·马弗尔（Andrew Marvell）所说，人们知道自己没有“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因此，他们需要抓住出现的每个机会，不断创新、实验、改正，以便拯救自己。不难看出，批判传统乃至颠覆传统，都需要冒一定的风险，而这种冒险精神是展开更高层次创新活动的前提条件。但过分激进的颠覆又可能带来社会震荡，因而通过谨慎的策略进行小规模的实验，至少在具体的问题上有效讨论、推动改变，逐步打开新局面。当然，传统基底并不一定总是阻碍。爱尔兰、意大利这样的天主教社会，以及日本、韩国这样的儒家文化圈社会，曾被许多学者断言会受其文化传统的拖累而注定无法实现现代化。但事实证明，即便文化传统可能无助于现代化，但却也不至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在此，最困难之处就是判断哪些是有必要革新的，而哪些可以保留。这正是戴蒙德（Jared Diamond）新著《剧变》中提出的观点：一个社会在面对危机时，必须批判性地反思自身的问题。值得补充的是，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充分的公共讨论和有效的舆论监督，否则批评和反思也不会产生任何实质性的改变。
文化传统只有在不断批判、更新的基础上才能萌生活力，不断自我肯定往往只是导向自我固化。此时甚至有必要放弃一部分自信，承认存在的缺陷和问题，这样才能跳出“洞穴”——那就意味着把原有的传统和信念客体化，反思它们“不一定是对的”。这很难，因为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就说明这个社会已经开始走出了自己的洞穴，但这一步恰恰是最难的。每个社会的文化传统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综合体，在新形势下，其中有些或许是优势，有些却是弱点。历史学家胡宝国曾说，弱点如果不被克服就会妨碍进步，然而“人能克服的弱点其实都是比较次要的，真正严重的、致命的弱点往往是无法克服的”。由此似乎可以说，至少可以有两个方向：一是把优势发挥到淋漓尽致，二是致力于克服弱点。这两者并不矛盾，完全可以并行不悖，不仅如此，也许每个社会迟早都会发现，即便自己已经将优势尽可能地发挥了，但还是差了一截，此时就不得不啃“硬骨头”，进入改革“深水区”了。如今的一个问题是，这种“自我更新”如何形成一种持续有效的内在驱动力。《独异性社会》一书发出一个忧虑：对后现代社会而言，“求新”已经成了常态和绝对要求，但这种“新”却是不断变动的、瞬间的，“不以长期创新或进化为导向，而是以当下的情感为导向”。也就是说，人们就像尝鲜一样，热情过后又可能并不在意，这意味着一阵喧闹的讨论过后，一切可能仍如其旧。确实，在现实中我们也能看到这样的情形：很多地方的批判与其说是不断的自我驱动，不如说是对时势的一时因应。1990年前后，上海处于最失落的低谷阶段，当时本地媒体连篇累牍地批判“小市民精神”，责备上海人“精明而不高明”，不具备国际大都市市民应有的素质。在一段时间里，这些批评确实让社会气象一新，但1992年浦东开发开放后，上海日新月异，很快就催生出上海人新的自我满足感，到近年来更转化为一种保守的自身文化危机意识，民间嘲讽“内环以内说外语，外环以内说普通话，外环以外说上海话”，暗示上海在开放之后，本地的文化传统正在消退。这并不只是上海或山东的问题，而是我们普遍的生存状态。在现代社会，即便自己不做变动，外部环境也在不断改变，固守不变最终只能使自己陷入更被动的境地。改变并不意味着丢脸和失败：在一个开放的风险社会中，任何冲突实质上都是非零和的博弈，因为双方都可以根据对方来不断调整。从进化论的角度来说，每个物种尽管都精巧地适应了环境，但环境又在不断变动，正如生物学家贝恩德·海因里希（Bernd Heinrich）所说，此时“错误或不完美为自然选择发挥作用提供了所需的多样性，进而实现进化”，他断言：“如果没有多样性，便不可能有进化。”
社会也是如此：一个善于学习的、具有成长型思维的社会势必要放下固化的思维，不仅接受别人的批评，还能自我反思。此时，承认自己的缺陷并不意味着失败、示弱，而正是在彰显自己的控制力，也是在自我松绑，因为无须一味压抑、否认缺点与错误，能及时刷新认知、在理性判断下迅速做出对自己有利的变革，这种从头再来的勇气才是当下真正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