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捐物资少捐钱？平时不捐灾时捐？关于救灾专业性，我们很多都不懂
国际上的救灾，提倡的是增加在灾害先期和灾害准备期的投入，准备期的投入和重建期的投入是应急期的几倍以上。在国内是正好相反的，我们平时的投入非常少，只在应急的时候才会有大量的社会捐助。这就说到第二个问题，公众常常期望我们这些社会组织是把捐来的钱转化成物资直接捐助给灾民，我不能说这是一个不对的形式，但这确确实实不是行业里提倡的更优先的形式。
▌“救灾是一项专业的工作，但不被公众了解和认可”
面对（今年洪灾）如此严重的事态，我们在响应上遇到了三方面的挑战。
第一，中国民间的洪灾响应范式在最近几年里仍然不稳定，同时也发展比较晚，在救灾时社会力量到底能干什么这个问题上，我们自己也并没有形成一个稳定的范式。
第二，我觉得公众以及其他相关方对社会组织、社会力量的期待，并不是基于理性的。他们期待我们要解决的问题、灾害当中产生的真实需求和我们真正做的事情，实际上，这三者之间存在相当大的冲突。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张力，而作为执行的社会组织在这过程当中就会被撕扯。
第三，主要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前几年我们跟民政打交道，形成了一种模式，但在应急管理部成立以后，这个模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名称上就能看出来，它的主体、主要对象、沟通方式都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而新的模式现在还没有完全建立，还在磨合当中。
从范式上来讲，救灾这件事能干什么？现在国内有一个特色，中国有很多民间的救援队，据去年应急管理部统计，全国大概有1700多个注册的救援队类型的社会应急力量，这些社会应急力量相当一部分是具备水灾救援能力的，尤其是东南沿海省份的一些队伍。去年临海水灾的时候，浙江全省有100多支水上救援队去支援，这个数量还是挺惊人的。江西、广东、福建也都有很多水上救援队。
我们近几年重点在开发一个技术，怎么样能够让救援力量更早地参与到洪灾救援当中。因为这些民间队伍这几年做的最多的工作，是在洪灾水位上涨的过程里面紧急转移安置群众。
这种模式实际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例如在前年“山竹”台风后期阳春市的救援，当天晚上因为事发比较突然，消防来不及跨市调队伍，所以当时到达现场的十几支社会力量队伍就是救援的主力军，而且完成了很大一部分的救援工作。
去年“利奇马”台风造成的临海市洪灾当中，救援高峰时80%以上的船都是民间提供的。所以在救援当中，在紧急转移群众的过程中，民间在一些救援真空期，在一些严重超出本地响应能力的特别突然的事件里面，它可以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和功能。只不过在各种事后总结中，我们看不到比较明显的工作成果体现。
中国社会组织在水灾中的这种救援参与方式，在全世界范围里也是比较特殊的。我们能看到的各国社会组织比较普遍的对气象灾害的响应方式，首先是要加强监测预警和社区准备。社会力量需要渗透到城乡社区里面，然后再通过社区动员去让人们能够早期避险。险情发生之后，则更多侧重于赈济工作，也就是物资发放等。物资发放也是国内公众认可的，比较主要的一种救灾形式。
在国际救灾领域里，我们看救灾，尤其水灾救灾的时候，所分的专业方向是非常丰富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供水和卫生（WaSH），灾害之后是缺饮用水、缺卫生条件的，会造成疫病的传播，而疫病的致命性甚至可能会超过洪水直接造成的损失，所以这往往是更受重视的。
其次是对弱势群体的对口支持，尤其是儿童，然后加上妇女、老人、残障等这些在洪灾当中的脆弱群体，这也是全球非营利组织领域经常重点关注的问题。
除此以外还有生计的恢复。家园被冲毁了，怎么重建？生计怎么恢复？然后一些防灾措施、监测预警措施怎么来做日常的准备和建立？所以我们能看到在整个防灾减灾救灾过程当中，国际上提倡的是增加在灾害先期和灾害准备期的投入，准备期的投入和重建期的投入是应急期的几倍以上。
但在国内是正好相反的，我们平时的投入非常少，只在应急的时候才会有大量的社会捐助。这就说到第二个问题，公众常常期望我们这些社会组织是把捐来的钱转化成物资直接捐助给灾民，我不能说这是一个不对的形式，但这确确实实不是行业里提倡的更优先的形式。
比较典型的就是寿光洪灾。2018年的寿光洪灾中，全国的捐赠量非常惊人，达到了上亿的级别，在这几年的洪涝灾害当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
但是上亿的资金，首先善款大部分捐到了慈善会，然后进入到政府财政序列里面。另外物资捐赠的数量可能比直接捐款的数量多，老百姓更愿意捐东西，不愿意捐钱。我不得不说，老百姓基于自己的理解捐赠的物资，基本上到达灾区都是浪费的，是给物流和分配体系制造压力，而不是解决问题的。
这是老百姓按照他们的理解采取的救灾行为，但他们想象的灾区需要的东西和灾区真正需要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真正应该干的事情，反而大家不愿意捐钱去做。
实际上，救灾是一项专业性的工作，而这项专业工作里面的专业内容是不被公众所了解和认可的，大家还是期望用他们想象的那种救灾方式去行动，比如说拿矿泉水、方便面、消毒水这样的东西去参与救灾，但实际上它只能解决受灾群众很小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有时会产生无力感的原因。
我们能解决的问题其实很少，这也跟我们的资源导向有关系，资源导向让我们去解决的其实只占很小的一部分。其它我们想解决的问题，可以采用的方法，它背后是缺少资源支撑的，这跟公众和资方很大程度上不理解救灾中的专业性有很大关系。
例如在去年的救援筹款当中，救援队伍日常准备的专业救援船艇和发动机损耗了，之后筹款要用来补充。公众不理解：你都救完了，还要钱买船干什么？就不会想到说这个装备损失了，下次救援怎么办。这是一个理解上的问题，公众遇到这次灾就想解决这次的问题，这次已经投入的先期成本，就不想再去承担。所以这也是一个捐赠意愿、理念的问题。我觉得理念的宣导和教育，包括受灾群众到底需要什么，什么是专业性的手法，以及怎么去应对这些问题，都是公众不了解的，我们怎么样跟媒体一起让公众了解这些问题，是我们要共同面对的一个挑战。
▌“我们看到的媒体报道跟严峻的形势是完全不匹配的”
我很困惑，6月下旬的时候有那么多自媒体去炒作一个话题叫做“洪灾那么大，却没人报道”。但我要说，首先，那时候洪灾没有特别大，这几年每年水灾都很大，往年被忽视得更严重。今年已经是灾最少、媒体关注度最高的一个上半年。
然后，到了7月份，比1998年大洪水更严峻的灾害真的来了的时候，我们看到媒体包括公众的反应上，还和往年是一样的，大家在灾害过程当中，根本没有感觉到这个危机跟九八年的是一样的。实际上2016年长江洪涝灾害的强度跟九八年就已经是一个水平的，只是造成的损失少。因为我们国家在进步，所以损失才没有过去那么大，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到了今年，洪水已经成灾了，不是说大灾小害的问题，而是大灾，也有很大的损失。鄱阳湖的水位已经突破了历史极值，达到1998年都没有达到的程度。在这样一个形势下面，救灾难度非常大。鄱阳湖周边堤圩损毁的数量每天都在增加，人员紧急转移的数量每天也都在增加，压力是非常大的，而且这只是7月上旬，每年最严重的时候都还没到。
但是，我们看到的媒体传播跟严峻的形势是完全不匹配的，而且能感觉到媒体其实非常想努力去改变上半年自媒体给大家造成的既定印象。我知道不管是政府媒体还是专业媒体，每次灾害的报道都是不遗余力的，只不过大家要么不关注，要么关注不够。是大家不看或者看不见的问题，而不是媒体不报的问题。
同时，媒体报道的范式也呈现出较为单一的状态，就破历史记录这个数字反反复复报道，但是破历史记录之后代表的是什么，破坏的特征是什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需要我们做什么，这些事情很少有媒体能把它讲明白、讲透彻，包括怎么从上半年整体灾情偏轻突然就变成了已经打破所有历史记录的程度，翻转是如何产生的，没有这样的分析。
真正需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我知道南都和其他媒体有跟社会救援队一起坐船下去，一边救援一边记录这个过程，这样的工作就特别好，体现出了民间社会的联合性。
像公益组织和媒体携手一起行动、共同解决社会问题这样的画面，这种情景在2015年、2016年之前是很多的，例如2016年河北洪灾的时候，我们跟媒体有很多合作，我可以跟媒体介绍说哪个地方会有什么样的素材可以去选取，有哪些报道的线索。我希望可以跟行业或者媒体一起，在灾害报道范式上面做出更多的突破和改变。
▌“很少有人知道，中国是世界上灾害最多的国家”
我们从2014年开始发现一个规律，实际上我们能筹集的资源不是跟灾害的大小、需求相关，而是跟社会对灾害事件的关注度相关，是非常强的正相关，这个论点我们可以找到数据来验证。
公众的关注度决定了社会组织在灾害当中能够投入的资源和力量有多大，能够做什么样的事情。这实际上是不科学的，会造成很多问题，但是这个规律是客观存在的，我们暂时必须顺应它。
首先，我们期望跟媒体一起解决什么问题呢？就是引导公众的关注向更优先的方向，让公众知道这个灾，关心这个灾，而且知道这个灾该怎么救，然后让公众知道哪些机构可以用更专业的方法去回应这些问题。
我们也需要顺应公众的关注度。我是一个医生，受灾的群众跟患者之间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救灾的人，有的时候要像医生一样去解决灾害对个人或者家庭造成的影响，有的时候是社区的影响。这个过程当中要施以很多的手法，但是公众关注的是这个人在灾害当中的处境和遭遇，这也是媒体经常切入和报道的角度。
比方说前两天歙县哪位茶农，他损失了9000万，他还能赔得出钱来，虽然损失确实很惨重，但我们也能知道他身价是过亿的。但是老百姓觉得他很惨，如果让人们给他捐钱，真有人会捐的。但我们会说这个案例里，案主抗灾恢复的韧性比较强，不需要捐助，保险和贷款可能更合理。
▲ 安徽歙县茶企3000吨茶叶受潮，志愿者和武警正在帮忙清淤。 © 新京报我们视频
另外一方面，像鄱阳湖那个视频里面，有一位受灾群众是家里面借钱，做买卖，结果房子整个就垮在洪水里了，家里什么都没有了，这也会激起公众的共情。
类似这样受灾严重的群体，不光大灾有，小灾也有，这样的家庭整个资产成负数了，公益组织可不可以给他支持？因为公共关注，他们肯定愿意捐。整个过程的关注度，包括后续的跟踪什么的，媒体都可以去参与，大家一起把这个议题解决了。这也是一个问题嘛，灾害当中重灾户恢复重建的问题，也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类似于大病患者一样的，也可以成为一个筹款的方向。
另外，除了公众关注的地方，我们还必须要在公众关注不到的，但是也同样很重要的地方去发力。我知道媒体一提这个就犯愁，媒体的报道也要跟着公众的关注度去走，现在专业媒体在灾害当中做的严肃报道，看的人很少了，都不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了。我们在没有公众关注的，其它环节里面做的事情，阅读量就非常可怜。我们怎么样在大家不关注的地方去引起大家的关注，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经验可以借鉴，以前中国政府各个部门也不了解，中国是世界上灾害最多的国家，除了相关专家学者以外没多少人知道这个事实，政府里没人有切身体会，政府的政策也没办法跟着走。
所以，2003年应急管理体系改革，现代化的灾害应急机制体制刚刚建立起来的时候，当时民政部救灾司用了一个办法，把每天的灾害信息都制作成简报，放在所有政府部门官员的办公案头上面，每天早上，除了看新闻报纸以外，还有一份灾害信息快报。所有部门包括财政的、发改委的、中办国办的，他们就知道了中国灾害原来有这么多，几乎天天都有。应急救灾体制改革的政策推进后来也就都比较顺利。
我们现在对于小型灾害、中型灾害或者一些典型的灾害事件，报道力度还不够。这个事需要积累，要有专门的栏目，让大家知道灾害跟我们是密切相关的，实际上每年中国受灾人次经常超过一个亿，中国每年得有1/10的人会经受灾害的影响。只有频繁报道才能让大家知道中国的灾害是这个现状，一年365天一大半天数是有灾害的。不管什么时候，任何时刻都有人们处在受灾害影响的状态里面。比如地震可能影响一直持续3到5年。
一开始可能关注比较少，未来时间长了，积少成多，也许它就会成为观众惯常关注的议题了，就像环保那样。当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期望，具体怎么实现，我觉得还需要跟大家去探讨。因为没有这样的关注度就没有资源，没有这样的资源，公益组织也很难有一个自身的建设。这方面的人才其实是一直在流失，在公益行业里面干灾害的人比大熊猫都少。
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有大灾的时候，像今年流域性大洪水的时候，我们感觉是很乏力的，真的觉得自己的力量不够。这还是需要一个10年期的，长期建设发展的过程，但有些工作必须现在就开始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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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郝南在“疫情阴霾下洪灾来袭，民间公益力量如何动员社会参与？”研讨会上的分享，经郝南审定和授权发布；点击《国家减灾委专家解析2020洪灾：现状如何，风险在哪？》，《关于洪水的报道少了吗？为什么有人说“媒体失声”？》，《张天潘：民间公益需要平和心态，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读更多分享；研讨会由基金会救灾协调会、爱德传一基金、南都观察、方德瑞信、凤凰网公益共同主办，更多讨论内容将于近日陆续推出；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幸福：追求比得到更快乐》（中信出版集团）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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