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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丰；编辑：措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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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情况下，“猝死”的新闻，很容易把舆论引导到对“资本”的仇恨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有传统出租车司机猝死，本地媒体都很难关注，人们可能更关心他是否把车安全停在路边，但如果是一位滴滴司机猝死，必然会引发对资本的质疑。实际上，两种工作同样辛苦，但是，公众会更容易怪罪引起社会变化的新力量。在这些事件中，似乎并没有人去考虑如何让打工者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真正保护他们的权益，而是急着把企业钉在耻辱柱上。
偶尔上一下年轻人喜欢的B站，看到有关那些互联网巨头的视频，弹幕的内容真是触目惊心。“黑心资本家”“你工人爷爷又回来了”……这样的语言，让人感知到屏幕背后愤怒的双眼和颤抖的双手。就在两三年前，还是一番相反的景象。那时候“创新创业”是主流叙事，对一些创业项目来说，能拿到来自阿里或者腾讯的投资，不仅意味着“钱”，也意味着一种内在价值的肯定。作为代表人物，马云还被很多人称为“马爸爸”。像马云这样的企业家，被视为过去20年中国经济腾飞的一个象征人物。他们的早期经历被一再提及，即使高考成绩平平，大学也不是985或者211，即使毕业后当老师、辞职，从零开始创业，然而最终把小公司做成了国际巨头——这种个人道路，和整个国家的“进步”是高度一致的。这样的企业家，每到一个地方，会受到地方要员的“会见”。这是中国的核心叙事：在发展主义的大旗下，政治与商业，员工与老板，债权人与债务人，都能够团结起来。因为人们相信，未来必定会胜过现在，蛋糕也会越做越大。但如今，这样的人物，再和地方要员“会谈”，似乎就显得怪异。马云在网友中的形象从“爸爸”变成“孙子”（“你工人爷爷回来了”），不是简单的戏谑，而是意味着互联网上出现了新的文化。一种基于传统阶级学说的分析框架，正在变得流行。员工开始变成“被剥削者”，而过去被视为成功者的企业家，似乎又变成过去教科书中的“资本家”。在这种新的（当然也是旧的）分析框架下，许多问题都有了新的答案。以外卖骑手为例，前两年它被视为“自由职业”，媒体讨论的是“大学毕业该不该送外卖（挣的钱还没外卖多）”，“女白领不愿意和外卖骑手恋爱”，这其实是对这个人群的肯定。很多农村青年，高中毕业后没有考上大学，轻而易举地在城市找到外卖员这样的工作，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种进步。但是，在新的叙事框架下，骑手无疑是悲惨的。他们服务于平台，没有正式的劳动合同。饿了么一个骑手猝死在路上，最初只得到2000元赔偿（媒体报道后公司赔60万）。主流舆论很明显也受到影响，用一种新眼光来打量美团、拼多多这些互联网新贵。
对这种认知框架，人们不会感到陌生。它曾经存在于我们的教科书，并且一直存在于许多人的记忆中。在这样的叙事中，资本家是坏的，他们唯一关心的就是利润（剩余价值），被剥削的工人，必须通过反抗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在相当长时间内，这种认识到高考后就被搁置了。社会上流行的观念并不是这样简单的非黑即白。中国没有“资本家”，有的是企业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追求的是“共同富裕”，而不是“同时同步富裕”，先富的人（企业家）带动大家，一起奔向小康。民营企业为社会创造大量就业机会，企业家也成为社会中坚——主流叙事，并不采用阶级论，那种经典描述，被视为是西方社会的痼疾。因此，这两年突然喧嚣起来的新“阶级论”，就相当耐人寻味。一个合理的解释可能是这样的：门户网站时代，上网的多半是受过大学教育的人，他们认知世界的框架，是一种更复杂和现代的体系，而到了移动互联网时代，人手一部手机，每个人都可以看视频发弹幕，一些只受过中学教育的人，必然会用教科书语言来解释社会。这样的解释，或许仍然浮于表面，因为指责“资本家”的，也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的、刚参加工作的年轻人。或许，一个时间上的界限是马云当初回应996问题。他说，996是一种“福报”，在阿里这样的企业工作，加班就可以挣得更多，早日实现财务自由。这种说法放在当时的情境里并没错，也是过去20年中国很多企业的主流文化：狼性团队，加班光荣，战斗力，为光明未来做牺牲……马云的观点，是对“时代精神”的一种总结，也是一支挽歌——他没有意识到，变化正在发生。“996福报论”引起的反弹是广泛的，也比人们想象得要深远，在2021年的第一个月，它再次以一种变体出现。拼多多、饿了么都有工作人员猝死，媒体不再关注这些个例的基础疾病（过去媒体关注猝死，大多会提及他们的心源性疾病），而是陷入一场“拿命换钱”的大争吵。▲“work by 996 , sick in ICU”。 © GitHub“拿命换钱”这个词本身就充满悲情。它是不容置疑的宣判，有什么工作值得拿命去换？这样的质问，说明存在一种“过度的劳累”。有一位网友的说法很有代表性：“我现在在工位上哭，因为太累了真的，太累了，身体累，心里委屈，如果不定期哭一下，人是会生病的。能怪谁呢，这个时代就是这样……”
在这种情况下，“猝死”的新闻，很容易把舆论引导到对“资本”的仇恨中。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如果有传统出租车司机猝死，本地媒体都很难关注，人们可能更关心他是否把车安全停在路边，但如果是一位滴滴司机猝死，必然会引发对资本的质疑。实际上，两种工作同样辛苦，但是，公众会更容易怪罪引起社会变化的新力量。在这些事件中，似乎并没有人去考虑如何让打工者有自己的利益代表，真正保护他们的权益，而是急着把企业钉在耻辱柱上。作为一种互联网上的公共情绪，对资本铺天盖地的指责无疑是社会心理变化的一个标志。那种简单的乐观主义已经终结了。在数据上，我们无法否认广大农村青年进城送外卖是一种进步，但是，这要看你进行比较的参照系定在那里。年轻人不再为基本生存和温饱担心，如何能够获得更大的成就感和社会认同，正在成为越来越重要的问题。那种单线条的个人叙事（996，通过艰辛获得成长和改变命运的机会）正在日益失效，他们正在进行的其实是“寻求承认的斗争”。对于B站上的这些年轻人，如何在“社会进步”中找到自己的存在感，变得越来越迫切——针对“资本家”的怒火，只不过是一种愤怒的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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