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东，社会学硕士，南都观察特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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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四十年来，从集体的退却到个体化的兴起，及其不可逆的升腾，见证的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经济增长，但已有的个体化只是在市场层面实现的。即便在这一层面，本地人和外地人、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仍制约着这一进程。“空巢青年”自由流动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工作，选择单身独居，但他们并未实现真正的自由迁徙，实际上仍属于来源地，距离更完整意义的自由“独居”尚有一段距离。
从各种“外地”来到北上广等大城市，远离家人，租房独居，你可能已被定义为“空巢青年”。近年，从大众媒体、学术刊物，到网上的“公共讨论”，都在热议“空巢青年”。按照民政部的统计，目前中国有超过2亿单身成年人，其中包括超过7700万独居成年人。但这个词却未必得到独居青年的认同。“一个‘空’字就有明显的悲感，但他们不过是自由地选择独居的生活，干嘛要贴上‘空巢青年’的标签？”我之前参加过中国青年报组织的一场沙龙，期间有听者质疑这个提法的正当性。他们自己使用时，往往出于自嘲，或宣告单身并开放，在等待“命中的TA”。不管是前些年已备受关注的“空巢老人”，还是小说或电影等通俗文艺作品塑造的怪癖独居青年形象，“空巢”一词都跟孤独、寂寞、空虚或无助等词联系在一起，而这些同年轻人更期待的独立和自由生活相比，可谓相去甚远。如果单说“独居”，所有的实证调查数据都在证实一种世界范围内的城市青年生活状况。从纽约、硅谷到伦敦，有老派的商业城市，有新兴的科技城市，它们都在见证着独居成为年轻人越来越来常见的生活方式。很难说北上广等中国城市的独居青年是特殊的。然而，何以是“空巢青年”而非更中性的“独居青年”被普遍地使用、传播？前有“空巢老人”，顺理成章地提供了构词参考。但网络流行词的产生逻辑跟精英所主导的造词、提概念已然不同，往往需要集体情绪或感知才可能真正兴起。这些前提可能是大城市垄断了工作资源，也可能是正在兴起的单身主义，但世界上的大城市不都是这样发展的吗？要更清晰地理解“空巢青年”，需将其看成一种社会现象。第一层意思很简单，它是一个群体共享的生活选择和行事方式。第二层意思是，它起源于中国社会变迁的一种特定结构，因而有不同于欧美等地区的意义。一个年轻人选择独居有这样或那样等原因，但一个基本前提是人的个体化。“前三十年”的社会实验退出历史舞台，中国迎来了约四十年的个体化发展。从集体化的淡化，到个体化的萌芽、升腾，首先是通过劳动力的商品化得以实现的。回到历史，兼论当下，更可能理解“空巢青年”和“独居青年”的内在差异到底是从何而来。▲ 2019年8月23日晚，网络文学著名作家格子里的夜晚意外离世。从警方处获悉，其因突发心脏病逝世，但因独居家中，十天后才被发现。© 腾讯新闻▌从工业化到城市化：市场经济发展与劳动者的个体化
如果按照经济史家卡尔·波兰尼的说法，市场不是从来就有，它是在土地、资本和劳动力的商品化基础上生长的，而个体化是劳动力商品化的前提。他在书中(《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追溯市场的早期历史，提出市场打破家族和其它集体生活，集体的互济消失，每个人变得独立而不得不到市场出卖劳动力。与更早些时候的马克思不同，他将分析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市场是怎样联合国家的公共政策而将人彻底个体化。波兰尼继而提出，国家应该和社会站在一起和市场相制衡以保卫社会。同此截然相反的是路德维希·米塞斯等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在他们看来，人是独立的、自主的，人的行为有其自由意志和丰富性，不可能存在一个决策机制能精确地收集、分析和理解这些行为，所有的计划思维都不可行。论者习惯把两者归纳成“左翼”和“右翼”。但他们均认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人的个体化，同时也成为推动个体化的一支强劲力量。冷战结束后，全球范围内的计划思维及其实验被宣告失败，市场经济胜利。新一波的个体化就出现在这一转变中。欧洲和北美等地区大城市聚集，我们现在说的“空巢青年”也更大范围地涌现。美国政治科学家罗伯特·帕特南在《独自打保龄球》中提出，这一现象已经冲击到了传统的美国社区生活。![]()
▲ 2014年，在麦哈顿的Tudor City，一套套洛可可式的建筑被分成不同的公寓供人居住，其中68%的住户为独居。© Tim Henderson/Stateline
重提经典，不意味着否定市场。伴随个体化而来的选择自由，也随市场而来。中国始于上世纪的改革，或称“转型”，也是这样走来。个体化在中国市场经济的早期尝试和制度确认之中迅速兴起，但这一过程并非一蹴而就，可以分为两个重要的时期。第一阶段是工业化，包括乡镇企业在内的经济发展模式。农村的人民公社渐渐退出历史舞台，有的村民走出村落集体到附近乡镇、城市打工，脱离了原来的生活环境。一批人从城市单位制中走出，下海经商。但工业化建设在九十年代初进入一个瓶颈期，抛开产业本身不说，税收和财政也出现了困境。研究中国的学者戴慕珍(Jean C. Oi)曾有文章提出政府和乡镇企业之间存在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合作关系，即国家和市场进行合作的地方性国家法团主义(corporatism)。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接替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引擎的是城市化。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城市化建设运动，除了最受关注的商品房市场，也涉及铁路、高速公路、城市道路、地铁、大学城等公共设施的建设。这一波建设产生了大量工作岗位，带动了又一轮个体化浪潮，迄今最大的一波“打工潮”就此出现。近些年，随着新兴产业、服务业和NGO在城市发展，高校毕业生也在全面市场化的浪潮中顺理成章地个体化落地。人们在工业化时期到附近打工，到城市化时期到更远的城市打工，包括“城市收容制度”在内的公共政策在经济增长压力面前被废除，个体化得到空前发展。![]()
▲ 20岁的模特严俊和其他人合住一套房子，因为工作收工时间不定，有时可能拍摄进行到很晚。© 常文 / 网易·看客
我们现在说“空巢青年”是“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但也嵌在这样的时代路径中。追求独立、个性、自我或单身主义等观念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市场在中国的兴起和演变，以及人的个体化。包括笔者本人在内的这一代年轻人没有三十年前的经历和记忆，觉得社会理所当然是这样，直到一些一度存在的社会共识突然式微，才有所感知。现在的问题是，这样庞大的青年群体，可能只是作为劳动力来到北上广。在经济层面之外，他们还未能实现“完整的个体化”。近四十年来，从集体的退却到个体化的兴起，及其不可逆的升腾，见证的是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经济增长，但已有的个体化只是在市场层面实现的。即便在这一层面，本地人和外地人、户籍制度与公共服务的不平等仍制约着这一进程。“空巢青年”自由流动到北上广等大城市工作，选择单身独居，但他们并未实现真正的自由迁徙，实际上仍属于来源地，距离更完整意义的自由“独居”尚有一段距离。“我只是来赚钱的。”如果打破这些流动限制，是否会让市场肆无忌惮地生长而伤害社会本身？这样的担忧早在上世纪末便已兴起，从被市场和资本冲击的传统文化、乡村秩序和劳动者权益等，到轰动一时的人文精神大讨论。有的观点支持守住传统文化，有的行动派学者坚持“干预研究”，用实际的行动参与劳动者的权益保护行动，同地方职能部门和市场相搏弈而保护社会，也不乏“重返阶级分析”的声音。市场有其局限，市场也需要被驾驭，这或许是中外知识界为数不多的一种共识。人是有弱点的，任何制度和组织也一样，市场同样不例外。用句俗话说，承认和直面了弱点才可能真诚地认识并接纳它。问题是在于何种驾驭更可能带来良善的生活。在英国早期市场化的进程中，同样有过是否让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争议和挣扎。传统秩序被冲破，市场上的劳动权益得不到保障，产生了史上被诟病的“原始资本积累”。市场发展到今天，保护个人和社会的利益体现在平等的基本权利和公共服务，而迁徙的自由是题中之义。但现实是，大城市的公共政策习惯将“城市病”归因于人口多，于是收紧对流动的限制。而在一些经济学者看来，以深化改革的思维突破这些限制才可能是未来中国城市经济发展的动力。![]()
▲ 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北京地铁早高峰一小时地铁进站量达97.9万人，出站量达102.8万人。© 北京日报
再来看政治层面的个体化。按照贺美德和阎云翔等学者的判断，中国的个体化跟欧洲不太一样，是“非个人主义的个体化”，比如并没有建立在平等自由等个人权利观念的前提下。有论者称为“非完整的个体化”。与此同时，社会层面上的个体化倒是有所实现。这其中的一个原因或是在于，市场经济发展所依靠的个体化，需要新的伦理观念的支撑，包括倾向个人主义或自由主义的独立。这样的“反叛”和追求个体选择自由的观念，近年来，即便是在鸡汤文或励志文中都可见到。然而，现在的个体化却是在缺乏公共生活的前提下展开的。改革前的公共生活，不管是农村的人民公社还是城市的单位都由国家主导、组织，并未从社会内部自主形成，在社会有了一些自主空间后，人们也尚未习惯过上那种“朝内人格独立”而向外相互讨论、协商和妥协的公共生活。没有公共生活的个体化，更可能寂寞和空虚，而一旦到了网上公共讨论场所，便只有谩骂、冲动、攻击，乃至“键盘侠式”的正义，实则是跟风走随大流。按照社会心理学的一些观点，“一个人的生活”的确更可能有强烈的孤独或不安全感，但与此同时，也有满意于自主选择带来的自由。在我看来，“空巢青年”一词并非矫情，“空”字传神地表达了更中性的“独居”所不能表达的不确定性、漂泊感等心理感受。倘若把“空巢青年”看成一种社会现象，更值得关注的，是跳出具体的、个别化的因素，从背景中看到更基础性的因素。独居青年的出现，是中国转型的结果，政治和社会层面的发育不良，却为更完整的个体化制造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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