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周围忽然有人开始逃跑,你会跟着一起跑吗?
迈赫迪·穆萨伊德(Mehdi Moussaid)法国心理学家、认知科学家,现为柏林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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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次实验过后,我们得出两个有趣的结论。第一,在危险情景当中,群体对各种情况变化的反应比个体的更激烈。没有危险发生的平静时期,人群会抑制个体的逃跑倾向;在一场恐慌过后,人群则会促进个体的逃跑倾向。人群就像一面情绪的放大镜,将主导群体的情绪夸大。在我后面要提到的谣言形成过程中,这种现象也会起作用。第二,群体的适应能力似乎比个体更强。长期来看,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群体当中,假警报对情绪的影响要比我们单独行动时小得多。
2015 年11 月15 日,巴黎。
共和广场上气氛凝重。数以千计的人自发前来此处,沉默地在玛丽安娜的雕像下献上花束,燃起香烛,或者写下留言,向巴黎与圣德尼的恐怖袭击事件中的130 名受害者献上哀思。
突然,人群的隆隆声从远处传来,人们抬起头,只见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几十个人正疯跑着冲向这边。慌乱之中,一个男人扔掉手中的花束撒腿就跑,慌不择路地踏翻了遍地的香烛。周围的人马上学着他跑了起来。“快逃啊!”人群中有人喊道。大家一下子就开始了全力奔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人们朝着旁边的人大喊,脚下却不住地跑。男男女女有的钻到了附近餐馆的桌子底下,有的一窝蜂冲进旁边的建筑物里藏身。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广场已变得空空如也,只剩下几个荷枪实弹的警察靠着雕像基座掩护自己。基座的大理石上刻着几个字:无所畏惧。
然而,除了人群恐慌可能引发的踩踏之外,人们其实并没有遇到什么危险。相似的一幕发生于2017 年6 月3 日的意大利都灵。圣卡罗广场上,3 万球迷聚在大屏幕前看他们球队的一场足球比赛。一句风言风语和一个可疑举动让几个观众发慌逃跑。在多米诺效应下,几十个人跟上了他们,接着是几百个、几千个。这次恐慌让一名女子被压在墙上,活活憋死,另有1500 多人因此受伤。
在大众研究学者的印象中,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件。满满一广场的人,眨眼之间就逃得干干净净,可大多数人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逃!目击者拍下的录像把这个现象的发生过程记录得清清楚楚: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跑,其他人就肯定跟着跑。恐惧感传播起来就像点燃的导火线。
这场闹剧引起了我作为研究者的好奇心。有没有可能在实验室环境中复制这一大众行为,以便细细分析其机制呢?事实上,“从众效应”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并不罕见。想象你在一个不熟悉的地铁站,你并不知道出口在哪儿。这时,如果周围的旅客都朝同一个方向走去,你多半也会亦步亦趋。你这么跟上去,自然又引导了你后面的人,让他们跟着你走下去。
但巴黎共和广场那次“从众效应”的规模之大十分少见,跟地铁出站不可同日而语。人群当时的反应似乎太过激,失去了理智。这种群体冲动带来的风险,事实上比恐怖袭击的杀伤力更大。如果当时不是在共和广场,而是在一个相对局促的空间,受害者人数马上会达到三位数。2005 年巴格达近千人死于事故,不就是因为一条恐怖袭击的流言?难道人类真的和巴奴日的羊群一样盲目?
▌从众的天性
羊群?咱们就先来说说羊这种动物吧。胚胎生物学家对它们兴趣浓厚,在1996 年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只克隆哺乳类动物,克隆羊多莉。不仅如此,这种动物强烈的从众天性以及温顺的性格,也使它们成为集体行为研究的理想样本。在我工作的实验室里就有两个年轻同事提出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一只羊的行动真的会引起整群羊的追随吗?
在法国滨海阿尔卑斯省的梅康图尔(Mercantour)国家森林公园内,一座实验用农场里的两个科研工作者正用巴甫洛夫实验法教导一只母羊,目的是让它理解特定的颜色与喂食的联系。每次投喂玉米饲料以前,他们都在它面前先出示一块黄色的板子,然后将饲料装在同样颜色的食槽里给它。三个星期之后,那只母羊理解了颜色传达的信息:黄色意味着玉米。一看到黄色它就准备大快朵颐。
然后,这只母羊被放回它原先的羊群。某日,整个羊群正在户外自在啃草,科研人员举着一块黄色板子从远处靠近。那只受过三个星期训练的母羊见此标志,毫不迟疑地朝着想象中的美食拔蹄而去。对于其他羊来说,黄色板子并没有具体意义。但那只母羊周围的羊见它突然行动,也机械地跟了上去,而它们周围的其他羊也一样,一只跟着另一只,直到整个羊群都跟着受过训练的母羊乖乖地走向了黄板子。行人与羊并无二致,一个人的行动能引发一股追随群体的潮流。
那段时间我真被这场面迷倒了。不瞒你说,当时迷住我的主要不是羊,而是它们身边的那位“牧羊女”。10 年之后,她成了我生活里的另一半,我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个过程简直可以拍成一部科学家版的《草原上的小木屋》。
还是回头来说咱们的羊吧。我们意识到,我们研究的羊群总共只有几十个成员,数量有限。如果规模更大,一只羊就不足以带动整个羊群共同行动了。那又需要多少只才能带动大群呢?
这次,答案不是从羊群,而是从鱼群和鸟群中获得的。相比之下,后两者的集结规模更为惊人。天空中成群结队过境的椋鸟通常有成百上千只,水中穿行的沙丁鱼或鲱鱼大军更是数以百万计。直到20 世纪末,这些动物的大型集体行动一直是个秘密。这些空中或水底的芭蕾舞者,是如何紧张高效地达到步调一致的? 1931 年,鸟类学家埃德蒙·塞卢斯(Edmund Selous)曾严肃地断言:“ 它们凭的是心灵感应。”这很有趣,但所谓的“心灵感应”不过是种群成员间极强的模仿习性的结果。动物群中的每个个体紧随着它旁边的成员移动。群体中任何个体发现疑似捕食者天敌的迹象,它的逃逸行为都会在瞬间扩散至整个群体。
说到底,在共和广场惊恐逃命的人群与此并无不同。生物学家靠什么控制整个鱼群的集体行动?英国利兹大学的科学家们发明了一种可远程遥控的“机器鱼”。它有几十厘米长,外形酷似天性合群而被实验室广泛饲养的刺鱼。刺鱼的视力有限,看不出机器鱼与它们自己的区别,故而机器鱼能大大方方地在实验室水箱中与几十条“同类”共生而不引起怀疑。科学家只需轻轻一按遥控,整个鱼群都会在这条机器“奸细”的引领下行动。再也不用收网捕鱼了,一条受操纵的机器鱼每晚会将整个鱼群领回它们的网箱安歇。
人造动物完美融入动物群,这可不是第一例。2007 年,布鲁塞尔大学科研人员将辅以气味诱饵的人造蟑螂混入蟑螂群中,成功地将整群蟑螂准确地引到实验预定地点。科研人员将这款人造昆虫称为“花衣魔笛手”(pied piper),它就像德国哈默尔恩地区民间故事中的吹笛人那样具有驱引整个群体的神奇法力。什么时候能有机器蚊子帮我们度过安逸的夏夜?或者是机器蝴蝶,给你的未婚妻制造一点惊喜?还有,为什么不制造一个“机器行人”?关于这一点,我在下一章就会为你讲解。
一个几十万条鱼组成的鱼群,需要多少机器鱼才能实现有效引领?生物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只需要鱼群总数的5%~10%就足够。更令人惊讶的是,研究结果还表明鱼群规模越大,所需领路机器鱼的比例越小。这一结果看似有悖常理,其实不然。因为大量成员有助于行动的扩散,群体数量越众,行动越容易操纵。
羊、鱼,还有蟑螂,你可能会说这些例子都很完美,但人类应该比它们都复杂吧!那可说不好……某个生物学团队的研究显示,我们与其他动物种群之间的区别微乎其微。生物学家找来200 名被试,放在一座大型体育场内,对所有人发出指令:“走起来!不要停。不能跟其他人交流,也别离你身边的人太远。”
他们类似于一大帮行人。同时,这200 人中有10 个人接到了另一条秘密指令:只凭自己的步伐,试着将其他人引到体育场内某个特定区域里。科学家们轻松地实现了“阴谋”,验证了他们的理论假设。人群总是能顺利抵达目标地点。200 个人的群体只需要10 个引导者,在群体中的占比恰好是5%。
▌守还是逃?
事情真的这么简单吗?只要一小部分人带头,整个人群都会跟着他们去任何想去的地方吗?其实不然。在上述实验中,“5%法则”只有在“单纯的”个体们并无特定目标、特定偏好方向时才能奏效。如果想引诱旁边的人前往一处悬崖,或者阻止其脱离危险处境,事情就没那么简单了。
比如,生物学家们就试过制造“机器鱼坏分子”,将整个鱼群直接引入捕食者的血盆大口中。这一招虽然将“坏分子”身边有限的几条鱼带入了致命陷阱,但整个鱼群就没这么傻了。大部分鱼会忽视“机器鱼坏分子”的引导,远离捕食者。
这结果令人感到宽慰。毕竟,是群体中的大多数在决定集体行动的方向,而不是那些捣乱的少数派。“5% 法则”只在大多数成员对所选行动方向无特殊好恶的前提下才会奏效。
一个瑞典工程师研究团队的另一次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一间电影放映厅中,135 名观众正舒舒服服地待在座椅里,对自己即将充当实验“小白鼠”的事并不知情。突然,研究者拉响了火灾警报。观众们陷入犹豫:电影呢?爆米花怎么办?沙发好舒服啊……真的要抛下一切去逃生吗?这一定是搞错了,或者有人开了个恶意的玩笑。
研究显示,个体在这种时刻更倾向于不采取行动,观望旁人的行为。每个人都想:“ 别人不动,我就不动。”瑞典的这项实验显示,观望阶段可以拖得很长,如果真的发生了火灾,这样的迟疑相当危险。这类人与共和广场上的人群刚好相反,他们集体性地低估风险,谁都不愿意先动起来。这种倾向常构成公共安全隐患,错失危险到来的最初几分钟宝贵的逃生机会。
实验还发现,事先录好的女性高喊“大家快逃”的声音,比刺耳的警报声更有效地减少了迟疑的时间。这可真是不可思议。大家都逃出了放映厅之后,科学家们立刻现身,告诉他们刚才是一个实验,现在请各自归座,安心观影。我不知道这些观众后来有没有得到赔偿,反正要是我,可不愿意被人这么耍着玩儿……
人群中这类行为促进和行为抑制的两面性,在日常生活的另外一些场景中表现得很清楚。2008 年,一群英国科学家在一处红绿灯路口的人行道旁架起了监控摄像头,研究闯红灯的行为会不会影响其他行人。结果显示,每多一个人闯红灯,周围行人和他一样闯红灯的概率就会翻倍。在滚雪球效应下,在路口自觉止步的人越多,其他人模仿他们停下的可能性就越大。
然而,斯特拉斯堡的动物行为学家研究发现,在此情境下,人群行为的文化差异性很大。法国人跟着闯红灯的概率高达40%,而日本人只有2%。在法国和英国,更大程度上是闯红灯的人带动了不想闯红灯的人;在日本却相反,遵纪守法的人抑制了想闯红灯的。
我的个人经历就是最好的证明。身为法国人,我几乎从不把红绿灯上的红色小人放在眼里。只要路是空的,我就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不过到德国生活了几年以后,我就变了。在德国,行人和驾驶者一样守规矩,就算我闯红灯,旁边也没有一个人会跟着我闯。所以当我身处大多数守规矩的行人之中时,就会不由自主地克制自己。
当然,行人闯红灯问题在有些地方已经不再是个问题。2018 年,中国湖北的大冶市尝试了一种阻止行人闯红灯的新设备。每个路口都安装了一种黄色喷水警示装置,行人如果在不该过马路的时候闯红灯,就会被喷上水雾。也许你会觉得身上沾几滴水无所谓,那你总会担心在大庭广众下丢面子吧!警示装置会拍下闯红灯者的照片,直接在马路对面的大屏幕上当众播放。如果这还不够,人脸识别技术将瞬间从数据系统中锁定身份,将闯红灯者的信息记入警察局的系统备案。在中国,你可不能小瞧了红灯的力量。
▌找一找
事实从来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为了理解事情的复杂性,我考虑在实验环境里模拟集体大逃亡的场面。但怎么模拟呢?显然不能通过复制恐怖袭击场景来让被试体验高度紧张的情境。我们不想让被试陷入恐慌焦虑,科学伦理委员会也不会批准。所以我们要想办法用一种更概念化的手段来重现这个现象中的逻辑。
我的心理学同事们首先启发我,可以用经济上的风险来代替肉体被伤害的危险。这个建议初看上去令人诧异,但已有许多研究证明:一个人面对金融风险的态度,例如买彩票或买股票时的表现,反映了他或者她在面临人生其他危险时的态度。用赌博来探测一个人的精神世界,是心理学领域的常规做法。比如说,你是愿意每次稳赚40 欧元,还是冒着有一半概率会输的风险去试着赚100 欧元?如果你像大多数人那样选择每次获得40 欧元,就说明你不爱冒险,这个特点会反映在你日常行为的方方面面。
因此,我将自己的实验设计成了一场对金融风险的规避。想象你是一个被试,被安排坐在了一张桌子前面,实验人员表示要跟你玩一个观察力的小游戏。规则很简单:你对面的屏幕上会出现一张图,图片上有一群人,人群中有可能藏着一个面相凶恶、携带武器的恐怖分子。如果你发现了他,你就要立刻站起身离开房间。这就算你“逃离”了恐怖分子,也就不会失去你的赌注。
如果图上人群中没有恐怖分子,你必须坐在原位才能获得赏金。你的身边还坐着另外十来位被试,他们在玩同样的游戏,看同样的图片。你跟他们之间不能做任何交流,不过你看得见他们当中有没有人起身离开。你准备好了吗?
实验开始,第一张图出现了。你快速扫视屏幕上的人群,没觉得谁可疑。图上人太多了!你来不及在规定的时间里把他们逐一审视一遍。这时候,被试里有一位站起来出去了!他发现了什么你没发现的?接着,又站起来一个人。她是看见第一个人出去了才走的,还是她自己真的注意到了什么?快,你要赶紧做决定。这种情况下,你想怎么做?
事实上,恐怖分子非常隐蔽,在规定时间里,被试绝对来不及发现他。我们故意让被试陷入怀疑,让他们承受时间和金钱损失的双重心理压力,就是为了研究,在没有一个人确知危险的前提下,人群会不会在从众心理影响下集体逃亡。
第一轮实验表明:不会。结果恰恰相反!如果是单人参与实验,在没有任何他人影响的前提下,他看图后决定起身逃跑的概率是20%。但在多人参与实验的情况下,这个概率会降低到5% !群体反而抑制了个体逃跑的倾向。很显然,要引发集体逃亡行动,还缺了某个核心要素。或许情感冲击是扭转人们倾向性的关键,这让我们想起巴黎共和广场上的一场虚惊,在那之前确实发生过恐怖袭击事件。
为了验证这一假说,我们设计了第二组实验,这次被试需要连续参加数轮游戏。但我们设计好,“隐蔽的恐怖分子”第一轮就会让他们大亏一笔,让他们在接下来的实验中都难以忘记。实验开始了,第一张图片出现,大家都坐着没动,没人逃跑,结果他们每个人都输了10 欧元。在这个惊险刺激的开场之后,同样的被试重新坐下。
这一次恐怖分子引发了大溃散!每回图像一出现,第一个站起来的人立刻能带动全小组的人一起逃跑,而实际上直到实验最后,图像里都没有出现一个恐怖分子。第一轮的惊吓逆转了群体面对危险时的行动倾向,从抑制行动变成促进行动。
这种过度敏感的状态会持续多久?群体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意识到危险早已过去?实验答案是:不太久。看过五六幅图像之后,被试们的理智似乎就恢复正常了。但如果被试单独接受这种连续实验,不受其他被试的影响,那么他在经历过惊恐情绪后会适应得更慢,无缘无故从现场逃跑的行为方式也会比群体被试持续得更久。
几次实验过后,我们得出两个有趣的结论。第一,在危险情景当中,群体对各种情况变化的反应比个体的更激烈。没有危险发生的平静时期,人群会抑制个体的逃跑倾向;在一场恐慌过后,人群则会促进个体的逃跑倾向。人群就像一面情绪的放大镜,将主导群体的情绪夸大。在我后面要提到的谣言形成过程中,这种现象也会起作用。第二,群体的适应能力似乎比个体更强。长期来看,如果我们处在一个群体当中,假警报对情绪的影响要比我们单独行动时小得多。就在我撰写本书时,这类实验还在继续探索着人群的行为倾向。
科研人员的工作常常要求我们去设计实验标准,用概念化的方法去预测人类行为。毕竟,我们很难让被试亲身经历大逃亡或者恐慌情绪。因此,在科学实验的理论结果和它的现实应用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小片不确定区域。科研人员常常怀疑:“在我们的实验里,真的没漏掉什么能够影响现实生活中个体行为的变量吗?”所以科研人员使尽一切解数,不断挑战自己的创造力,把实验设计得越来越逼真。我的下一个实验灵感就这样诞生了。我舒舒服服地待在自己的办公椅上,就能够测试危险的火灾现场中人群的反应。
*本文摘编自《新乌合之众》;本文已加入“留言赠书计划”,优秀留言将有机会获得《日本及其历史枷锁》(中信出版集团)图书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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