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地记者刘怡谈阿富汗（下）：重建十年后的社会状况和局势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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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怡，三联战地记者
全文6700余字，读完约需13分钟
本篇介绍的是阿富汗的社会现状，包括难民、教育体系、平民生活、妇女权益等方面，以及阿富汗战争的特点，和对局势发展的预测。
（接上篇）
从1970年代开始，阿富汗的政治流亡者就跑到巴基斯坦边境，建立了巨大的难民营。到今天大大小小的难民营里居民数量多的时候有上百万人，难民营无人问津，一些国际组织即使提供援助也仅仅是物资方面的。
没有人会想到在这条漫长的边境线上生活了100万难民，几乎是一个连绵的城市带。这个城市带里面一所学校都没有，等于说在难民营里长大的一代（如果1979年在边境难民营里出生，到了塔利班崛起的1994年就是15岁）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受过任何教育，只有一些宗教背景的伊玛目自己建立的，教简单识字和古兰经的宗教学校，但都不是系统的教育——当然他们也找不到工作。然而要得到枪支弹药又很容易。难民营在1979年之后的将近40年里，变成了阿富汗不稳定因素的反应堆和摇篮。
在不同的冲突地区，在正规教育体系中断过的国家中，叙利亚大概中断了10年左右，但是除了在阿勒颇这种受到严重破坏、学校被夷平的城市外，在绝大部分城市，包括大马士革周边的一些地区，整个国家的教育系统还在运转；伊拉克就不是这样，从海湾战争之后教育系统开始断断续续，因为很多中学老师都跑到欧洲去了，伊拉克在美国制裁之后经历了崩溃和重建，但是中间至少10-15年时间教育体制都很不健全。
而阿富汗这40年时间，大概两代人没有经历过系统教育，国内完全没有本国语言读写能力的文盲数量是特别惊人的。所谓的宗教学校和宗教培训班某种意义上替代了正规教育。伊斯兰教在阿富汗本土化之后出现了一个情况，虽然一个人可能没有在任何一个学校或者培训班受过教育，但是只要其所在地区的著名清真寺写一个证明，证明其通晓古兰经，他便可以自称伊玛目，马上就成为社区的宗教领袖。还可以出资盖一个清真寺，他在这个社区就可以成为话事人。成为话事人也能给自己转化一些经济利益。
“塔利班”这个名字其实是个复数，它的单数形式是“塔里布”，指的是“学生”，特指宗教学校的学生。对古兰经所知甚少，但是依靠本能的宗教狂热，又缺乏任何意义上的行政经验和治国经验的这些人，最后能把一个国家变成什么样？塔利班1996年到2001年这5年的执政期就给出了答案。
我在2017年第一次去阿富汗采访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所有的爆炸都是塔利班或者其他极端组织制造的，但是后来发现并不是。问题出在阿富汗人从来没有被告知过，现代国家里面的政治表达是按照什么样的途径，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社会结构去完成的。当然在阿富汗也不存在这种社会结构，所以他们表达愤怒和不满的方式很直接，就是暴力。
2018年我第二次去的时候，采访了一个爆炸现场，其实是政府内部的两个派别，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副总统，他们的支持者互掷炸弹，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解决政治分歧和不满的方式。所以问题并不在于有分歧和不满，问题在于他们已经形成了一种惯性，认为表达不满的最直接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暴力。
在整个社会层面，一方面正义得不到维持，另一方面整个政府系统和社会机制的运行成本变得极高。我对于阿富汗的受贿有两个特别突出的印象，第一个是警察管跟平民要钱的行为叫“换零钱”：喀布尔的交通堵塞特别严重，如果堵在路上了，本来站在中间维持秩序的警察就会找过来，要和你“换零钱”。如果你给了1万阿富汗币，很可能他还给你的零钱是5000，所以阿富汗的好多本地司机出门不带钱包，怕警察去给他“换零钱”。
反过来讲，这也是因为警察本身的收入很低，导致这种索贿对他们而言就是一种很正当的收入。除了基层新增清真寺之外，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机构存在。所以在阿富汗很多时候，这种腐败状况也使得进行正常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隐性成本非常高。
塔利班被美国赶走后，阿富汗重建本身也是一个很大的金融课题，尤其是重建的前10年，大概从2002年到2012年，海外的阿富汗侨民、中东资本和美国资本大量涌入重建阿富汗市场，当时中国也想插一脚。
整个阿富汗的基建市场有大量的国外资本在流动。举个例子，在9·11事件之前，阿富汗全国没有电视台，也没有移动电话，可能只有1000多台固定电话，本·拉登在阿富汗也就听听广播。但是就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阿富汗冒出了100多家电视台。在喀布尔的小土山上，瞬间布满了各大电视台的发射器、电信公司的信号塔，阿富汗人不太会形容这个天线是什么，就管这个山叫电视山。
基本跟电信有关的基建所需要的资金，几乎都是在重建的前10年进入阿富汗市场的。今天喀布尔的市中心，4G信号非常畅通，这是因为阿富汗没有电信业基础，而国际资本就很愿意进入这种有巨大盈利前景的市场进行投资建设。
在今天的阿富汗，有一些商品的价格是很不正常的，最典型的就是可乐。一种是在本地罐装的，一种是进口的，二者之间的价格相差5倍。意思是，在喀布尔，如果买中国或者阿联酋罐装的可口可乐，价格跟在北京差不多，但是如果买在阿富汗本地罐装的可乐，差不多合到人民币7毛钱左右一罐。本地灌装的可乐是已经在美国侨居多年的一个阿富汗资本家，和阿联酋王室背景的资方合作的。
在阿富汗本地建立了这一系列轻工业的工厂，也就是在重建过程中发了大财的，有三拨人：一拨是在1979年（注：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就已经流亡到美国（有一些甚至后来进入了华尔街），跟美国资本建立了关联的阿富汗侨商们；第二个是海湾资本；除此之外，就是从美国直接过来投资的企业。
我觉得金融资源，包括这些金融资源的流向，在阿富汗前10年的重建过程中，是绝对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而他们后面的撤出，和阿富汗的通货膨胀，乃至2012年以后城市化的停滞，也是有直接关联的。
过去的10年很多外来援助进入以后，整个国家虽然没有支撑它正常运转的结构，本地生活也有零散的变化。最典型的是今天几乎喀布尔所有的社区，包括贫民窟都有了机井，可以打水，解决了供水的问题。但是这种非常直接的变化，很大程度上还是集中于城市。在农村干这个事情成本特别高，政府也没有能力去维护农村的基础设施。
这类变化主要集中在喀布尔、赫拉特、坎大哈这样的大城市。喀布尔应该是吃到红利最多的城市，今天喀布尔的人口规模跟塔利班统治时期相比，可能膨胀了三四倍左右。包括喀布尔现在工薪阶层的平均收入，可能跟埃及和尼日利亚相差无几。虽然它有很严重的安全问题，但是工薪阶层的收入在比较稳定的时期，也就是17年左右，基本上能够达到每个月250美元左右。
另一方面，因为物价很低，这种普通工薪阶层在妇女不工作的前提下，也能维持一个四口或者五口之家的生活（不过，在喀布尔的街头，英语培训广告非常多，因为一部分阿富汗人，尤其城市的中下阶层的子弟，对他们而言，跑路当难民是一种理性选择，而且是一种投资）。
但反过来，在农村地区，情况会非常糟糕，虽然城市居民占阿富汗人口的比例可能有三成以上，但城市面积也只占整个国家总面积的20%左右，尤其越边远、越靠近边境地区的情况会更糟糕。
在妇女权益问题上，如果只看最上面一层，不光是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非洲的很多国家，都感受不到特别突出的妇女权益问题。最典型的，英迪拉·甘地当过印度的总理，贝娜齐尔·布托当过巴基斯坦总理。阿富汗的国会里面有女议员，我还采访过法齐娅·库菲女士，她的自传《我不要你死于一事无成》还在中国出版了。法齐娅·库菲也是今年跟塔利班谈判的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但是所有这些人，包括库菲几乎都是地方豪门望族出身，本身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唯一不同的是，她是一个女性。
喀布尔有一个帮助离婚妇女掌握职业技能的培训学校，培训学校的创始人是阿富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查希尔的一个远房表亲。其实这就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要想为当地的妇女争取权益，首先要去获得社会资源，而易于获得社会资源的，往往是既得利益集团的成员，尤其是男性。
所以法齐娅·库菲可以做一些事，包括可以经常出国，可以自己开着车在喀布尔的街头自由行动，穆罕默德·查希尔国王的表妹可以开个培训学校去帮助社会妇女。但是如果她们帮助的对象自己提出这种诉求的话，很可能就被丈夫打死了，而且往往不了了之。
另一个原因是，今天阿富汗的女性，尤其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当她发现身处的国家社会对于个人发展不利的时候，她就想办法移民了，大多是移民去伊朗。
阿富汗移民规模达到百万级，这在3900万人里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这一百万人中，很多人本身不是出生在阿富汗。我在赫拉特的两个采访对象，一个是进了外交部当公务员，另一个准备到中国来读博士。这两个人都不是在阿富汗出生的，他们本身是因为持续的政治和军事动荡，1979年后大量流亡到伊朗、巴基斯坦等国家的难民、移民中的一员。而在巴基斯坦很多城市也相应形成了类似唐人街的阿富汗城。
我到了赫拉特之后才知道，对于阿富汗西部很多学生来说，越境跑到伊朗去打暑期工，是一种赚零花钱的方式，反正那个边境管理非常松散。
这些在外国长大的人，虽然父母时常灌输说：“我们最后要回到老家去。”他们很多人在十几岁才被带回到阿富汗，后来在阿富汗读了中学和大学，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国家和他们所处的社会没有什么归属感。
近代以来，阿富汗在地缘意义上的重要性，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的防御意义。对苏联来说，对于阿富汗的进攻，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为一种攻势防御。苏联认为阿富汗的不稳定性，包括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民族主义问题，可能对苏联在中亚的安全性构成影响。它并不是要长久占领，它只是要杜绝阿富汗影响到苏联在中亚地区的利益，所以苏联要扶持阿富汗政府搞苏联模式的现代化，但最后黯然撤出。
美国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这个想法。如果比较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两场战争，会发现美国在阿富汗投入的物质成本很低，它在战争的第一年几乎没有投入像样的陆地力量。
美国前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认为在阿富汗是打了一场经济适用型战争，而且特别符合美军在1990年代的军事改革理念——空中力量加快速反应部队，尽量减少步兵，因为步兵长期驻扎是最费钱的。快速反应部队加上空中力量配合北方联盟的武装力量，几乎在一年多就结束了第一阶段战争，把塔利班从喀布尔赶了出去。站在当时美国人的角度，美国人也会像苏联人一样认为自己将来不会被这个地方吃掉多少资源。
到了2003年，根据波恩议程，美国开始扶持卡尔扎伊政府，当时他们认为整个事情特别顺理成章，但是到了后来发现这个计策不行，因为必须不断增兵。最后面临沉没成本的问题：如果放弃了这个地方，所有以往投入都变成沉没成本；如果继续投资，可能会有一点产出的希望。一直到今年的3月份，美国驻阿富汗部队的前总指挥官彼得雷乌斯写了一篇文章，还保有这种观念，认为只要美方继续保证对阿富汗一定量的投资，他们总能收点东西回来。
拜登撤军，除去一个近乎意识形态的目标之外，他一定也评估过这么高的沉没成本承不承担得起。站在美国今天的角度，他认为即使继续驻军、继续投入力量，也不能保证这个地方的绝对稳定。反而撤军了，彻底把这个包袱甩出去，没准周边的其他国家还会愿意来分担后续的成本。不过，无论是政策缔造还是政策调整过程，很多时候不单单是根据成本和效用，还有很多其他考量，比如说美国各党的对外政策传统，甚至于某个领导人对于另外一个国家领导人的个人观感等等，是一个挺复杂的问题。
总而言之，每一代人都会觉得自己比上一代人聪明，都会觉得上一代人犯过的错误我不会重犯，但是历史的发展证明往往不是这样。
阿富汗在历史上，一方面是一个存在长期冲突的国家，但另一方面阿富汗的战争形态和正常的战争完全不一样。可以说，发生在阿富汗的战争是一个极度放大的治安战。
如果不看资料，无法想象即使在1985年苏联控制阿富汗的鼎盛时期，阿富汗政府军和苏军也只占领了阿富汗领土的三分之一。事实上，对于控制阿富汗来说，占领领土没有意义，因为人口都集中在大城市，山地和农村不创造任何经济效益，也几乎没有人口。剩下三分之二的领土都是各路游击队在农村山地的活动范围。
所以对于今天的阿富汗来说，要维持一种表面上的局面稳定，没有那么困难，只要守住大城市和大城市之间的交通线。彼得雷乌斯实际上是把南部，尤其是毗邻巴基斯坦边境的那些地区基本放弃了。除此之外，就是在全国的主要交通干道和大城市近郊搞治安战。
彼得雷乌斯虽然取得了胜利，但是维系胜利依然需要很高的成本。因为治安战最大的问题就是要不断砸钱，而且无法取得决定性胜利，这个很要命。另外就是，这样的胜利，和政治上、战略上的胜利相比，都有着巨大的距离。
彼得雷乌斯在伊拉克的情况也是一样，他在的那几年，把无论是基地组织分支，还是萨达姆的纳克什班底神军都赶到了角落里。但美国一旦决定削减对于伊拉克的军事投入，前伊拉克总理马利基就把彼得雷乌斯训练的逊尼派武装给解散掉，下一步这帮人就去投奔ISIS了。所以实际上对于美国而言，最后的问题还是，愿不愿意在一个产出比很低的地方继续砸钱。
▌塔利班会彻底接管阿富汗吗？
我认为现在看塔利班，有一个特别大的变化。塔利班在它进入“地下”后的20年时间里，他们在一些省份变得“在地化”了。从他们1996年到2001年执政时期的情况来看，塔利班本质上还是一个军事集团。那个时候塔利班几乎没有建立起一个有效的管理机构，虽然也有个内阁，但内阁所有的部长都是他们在各个省的省军区司令。这些人从来不在喀布尔上班，他们都在全国各地，跟北方联盟，还有一些地方军阀的势力在打仗。
所以在那一阶段就是，一方面塔利班的执政具有很强的表演性，但是另一方面又是一个非常粗犷、非常不健全的机制。比如说我一直没有想通的一件事是，塔利班执政的那5年经常搞集体枪毙，但是因为塔利班很抵触电视，所以不直播，以至于它枪毙了很多反对者，但是没有人知道。等塔利班倒台之后才为人所知，当时就根本没有起到任何震慑的效果。
但是在过去的20年间，塔利班最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变得有实际的执政经验了。2018年我去巴米扬省采访的时候，我聘请的司机是个退役上尉，我问他路上安不安全？他说不是很安全，中间有几个村庄是塔利班控制的，我说怎么办？他说没事，我们半夜两点走就行，我说半夜两点就没问题了吗？他说这个村庄是由这个省在地的塔利班控制的，这些塔利班其实就是当地的农民，他们每天早上八点才上班，天一黑就歇了。又没有雷达夜视仪，所以基本上晚上十点过后就没事了，半夜两点是最安全的，因为塔利班晚上也不出来巡逻。我就发现有一些省的塔利班慢慢变得在地化，他们有巡回法庭、医疗机构，搞民间信贷。
对于普通阿富汗人来说，尤其是对于城市居民来说，现在的局势跟4年前没有什么变化。比如，2017年喀布尔往西三、四十公里就有塔利班在活动，但他们不进城，在公路上设收费站，看见政府车辆就开火，但也不是什么都拦截。过去10年塔利班一直驻扎在自家隔壁，只要不来进攻就是可以共处的。
我对于塔利班在短期之内攻克喀布尔，并且建立对全国的稳固统治，这件事是持非常怀疑的态度的。原因是现在在巴基斯坦遥控的这些所谓的塔利班的高级领导人，和每个省的前线指挥官，乃至和这些在地的塔利班领导人，他们的目标彼此相差很多。
像塔利班二号人物巴拉达、塔利班第三代领袖阿洪扎达这些人，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前线指挥官。塔利班的前线指挥官当中就有不服阿洪扎达的人，甚至制造对自己领袖的爆炸袭击行动。前年在清真寺炸死了阿洪扎达的亲哥哥。而这些前线指挥官很大程度上才是真正控制了边境贸易、鸦片、掌握武装部队的一些人。我认为哈卡尼网络已经不能被视为塔利班的一部分了，它现在就使用独立的旗帜。
现在当然它们的目标都很一致，先要结束阿富汗政府的统治，反正美国人都要走了，政府军本身就是四面楚歌，和派系都关系不好。但当这个目标实现后，后方派跟前线派之间的冲突，包括在地的和激进的塔利班之间的冲突就会暴露出来。我在当地采访过的一些人，现在又变得非常活跃了。
马苏德的弟弟瓦利·马苏德是前任驻英国大使，大使最近一年有8个月在巴基斯坦见各种人，在研究，现在塔利班来了，能不能也分点蛋糕。希克马蒂亚尔也非常活跃。他表示说，加尼组建不了一个代表团来谈判，我可以来组织。还有在阿富汗长期担任政府二把手的，马苏德的政治接班人阿卜杜拉·阿卜杜拉，他已经在阿富汗的东北部某些省份开始建造基地。如果塔利班控制了首都，他也会和追随者一起跑到自己基地，宣布他是阿富汗的一个合法领导人。
未来一两年之内，阿富汗的发展不会像1996年到2001年，可能更像1989年到1996年，不同省份的势力各自割据，缺乏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最后大家互相争斗。反过来讲，即使阿富汗最后能够形成一个稳固的政权来重新控制全国，我相信到时候的施政方式，和1996年到2001年之间还会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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