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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康认为，收入分配和财产的差异过大，不只是经济问题。政府以税收为主要手段，执行第二次分配，“抽”肥“补”瘦“扩”中，打造两头尖，中间大的橄榄型社会，是共同富裕的应有之义。为此，需要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推进相关立法和规则的优化。
贾康，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院长、财政部原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对建立理想社会的过程，要有充分的战略耐心。我们现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央反复强调，进入更高阶段需要经过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努力。关于共同富裕，中国古代主要以《礼记·礼运篇》为代表，体现为对“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境界的追求；共产党人的初心则有《共产党宣言》和《哥达纲领批判》的经典表述，就是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奋斗目标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生产力高度发达，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社会成员“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中央财经委员会8月17日会议特别强调，要发力分步骤推进共同富裕。我国推进现代化进程中，也确立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其内在逻辑必然是走向全人类的共同富裕。中央财经委会议的文字表述具有很强的系统性思维，每一句话都有非常清楚而关键的要点，连在一起，是非常完整的逻辑体系，是在指导一个整体性的系统工程。
▌完整把握收入分配的政策框架
首先要整体把握三层次的分配制度框架和要领。初次分配不多说，李实老师已经作了很好的说明。初次分配的作用主要是按各种要素分配，各得其所、实现激励，把蛋糕做大。做大之后怎么分好蛋糕？这时再分配，也就是第二次分配应该起到非常大的作用。再往后，还有补充性的第三次分配，以公益慈善为主，是自愿的、基于道德和伦理的分配。中央的总体要求，是“量力而行”和“尽力而为”：一方面要有对于客观规律的认识，不能自己想怎么样就怎么样，这叫“量力而行”；另一方面，“尽力而为”是强调主观能动性的发挥，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一定的反作用，政府和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显然就是主观能动性的重要内容，也需要全体社会成员在一起探讨创新发展，督促政府体系更好地履行职能。我多年来研究收入分配问题，曾反复强调，“公平和效率的关系”还需要进一步正本清源。人们都认同，需要有规则的公平、过程的公平，各种企业在“一条起跑线”上竞争这种起点的公平。这里的公平概念实际强调的是公正。这种公正和我们所说的效率，即微观效益是没有矛盾的，没有此消彼长的关系，不需要做出权衡。为什么大家这么多年反复探讨这两者的关系呢？实际上它涉及的是分配结果的均平程度问题，这里“公平”在汉语中的表述，实际上强调的是分配结果的差异化情况怎样算合理，“均平”是更准确的说法。如果社会均平程度相当高，呈现过去吃大锅饭时那种平均主义状态，它已经被实践证明，无法有力形成对所有创新创业活动的激励，不可能适应整个可持续发展的客观要求。我们通过改革破解原来的铁饭碗、大锅饭，都是针对的那个问题。另一方面，我们这些年已经感受到收入的基尼系数过高，社会成员收入与财产差距非常明显。如果均平程度过于悬殊，它又带来什么问题呢？必然形成低收入阶层（也可称之为弱势群体）的社会性问题。低收入者的形成原因相当复杂，但是其中有很多不是他们的主观原因。中国古人说的“鳏、寡、孤、独、废疾者”的低收入并不是指他们主观努力不够，是侧重于种种客观原因造成的弱势群体。![]()
▲ 1998-2008年住户部门初次分配总收入构成情况。© 《影响收入分配关系的五个问题与八点建议》，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 在收入分配的结果极不均衡、可能走向两极分化的情况下，底层社会成员会积累很多对社会的不满。经济生活中忿忿不平的底层情绪到了某个临界点后，就不是经济问题了，经济问题社会化和政治化，会威胁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所以必须对分配结果的均平程度做出调节权衡，低了不行，高了也不行，这和微观效益之间有此消彼长的关系。过去讲过五个人的活让三个人干，收入加码，那三个人会干劲冲天，但是多出的两个人怎么办？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就会形成社会不和谐。对这些事情，要不断深化认识，并做到从制度、机制到政策的优化。公平和效率关系处理的实质性问题，是对整个分配结果适当均平程度的把握，这种适当没有公认的一套简单标准，必须在社会发展进步过程中不断动态探讨和优化。再来看再分配的基本内容。如果说，初次分配主要是激励创业创新、做大蛋糕，那么二次分配中，政府的作用就凸显了。在这方面，政府发力主要是运用两个手段：一个是转移支付。在社会政策托底方面，对这个术语我们可以理解为低保、抚恤、救济，即所谓“抬低”，把低收入阶层的实际收入水平往上抬；另一个是直接税。直接税是指税负落到什么样的纳税人身上就由谁承担，没有转嫁的问题，所以称之为直接税。直接了当的税负落到这些纳税人头上，并不是让他们伤筋动骨、过不去，而是按其支付能力让他们给国库多做一些贡献，这就是“抽肥”。“抽肥”在财政分配上是要“补瘦”的，“抽肥”看起来是“限高”，它和前面说的“抬低”有内在的联系，“抬低”的财力从哪儿来？很多要从“限高”这方面来，形成“抽肥”“补瘦”的循环关系。合在一起有一个结果，就是“扩中”，把中等收入阶层培育得越来越壮大，这就是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要打造的是个“橄榄型”社会结构。▲ 2013-2019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规模和增幅。© 《双循环视域下需求侧改革的内涵、堵点及进路》贾康、刘薇
我理解的“橄榄型社会”，实际上是可以更形象化地去观察中国推进共同富裕的一种境界刻画。中国现在离“橄榄型”社会差之甚远，我们现在是“金字塔型”，上面的尖端部分就是亿万富豪，再往下有差不多4亿中产阶层，这在全球已经是最大规模的中产阶层，但是下面还有10亿人的底座，包括中下收入、最低收入阶层。什么时候把金字塔型的底座收成尖，才是“橄榄型”社会。显然这个任务是任重而道远的。就再分配制度改革而言，一般来讲，转移支付的技术性色彩更浓厚一些，包括对弱势群体的低保、抚恤、救济，包括对欠发达地区由中央和省两级自上而下的转移支付。而说到“直接税”改革，那可真是“啃硬骨头”，比如最近中央说做好房地产税改革立法和试点工作。社会上已经热议了近二十年，多轮热议后举步维艰，现在还必须拭目以待，看看这次强烈的信号出来后，会发生什么？“狼来了”喊了多次，似乎这次真的来了，但舆论界中似曾相识的观点又出来了，比如有人提出要审慎、要注意法理实际上对不对、社会震动会不会太大？这些舆论很容易使决策层觉得，这个事情越弄越复杂，便也有可能重复原来步履维艰的轨迹。实话实说，现在整个市场确实有人心不稳、经济下行，种种矛盾纠结，但恐怕等不到一个推进这种基础性制度建设的“理想时机”，必须找到一个让社会可接受的切入点，柔性切入，先建框架。看看上海、重庆两地此前的房产税试点，本土破冰试水的价值现在凸显了：虽然存在那么激烈的争议，两个地方还愿意改革敢为天下先，现在终于带来了扩大房地产税试点覆盖面的中央决策。此时，回顾中国改革进程看，这种制度创新到了“深水区”，就是“啃硬骨头”，但的确是我们推进现代化的“关键一招”。这其中涉及财税改革、配套改革怎么取得决定性成果。2013年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六十条”的要求，现在来看，确实是一大套挑战性的问题。中央那时的时间表说，在财税改革之后的配套改革方面，“2020年取得决定性成果”。很遗憾，现在媒体都不提这个表述了，管理部门也无法提，因为恐怕现在还谁也不敢说“改革已取得了决定性成果”。但是，从逻辑上来讲我们别无选择，时间表往后推一些，这个决定性成果是一定要拿到手的。依托于配套改革，我们要在现阶段调控框架下优化收入分配政策，就少不了这种基础性制度建设。房地产业界，大家看得很清楚，说了这么多年“要有长效机制”，但并没有中央说的、基础性制度建设的长足进展，所以总是治标不治本。治标不治本使矛盾累积，越走越被动。这些问题在直接税改革方面也有典型的反映。现在要求积极稳妥推进房地产税立法，房地产税扩大改革试点范围和在浙江构建共同富裕示范区，显然中央是“双管齐下”，一方面按了推动立法的快行键，另一方面要通过试点扩围，积累更丰富的本土经验。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群策群力，一起寻求“最大公约数”，来推进这个制度性改革和长效机制进步的过程。从概念上来讲，共同富裕不是少数人富裕，也不是绝对平均主义导向的富裕，这本来相当清楚。针对现在舆论的一些偏差、非理性的声音，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韩文秀就已强调，共同富裕不是劫富济贫，直指现在以行政手段、运动式地来推进所谓共同富裕的做法，是非理性的。也要注意，从理论探讨来说，并不是简单依靠国民能力提升，就可以达到共同富裕的稳定状态。大家都赞成国民能力提升，这永远值得努力，确实国民能力提升和走向共同富裕有密切的关系，但是如果我们只强调国民能力提升，不那么强调再分配，那就一定是偏差了。为什么？因为国民能力的提升及其后收入的提高，并不是只简单依靠主观努力，一定还有客观条件（天赋条件、机遇等）。有时候，先天禀赋很重要。最极端的说法：姚明是体育明星，他的主观努力加上机遇，加上天赋条件，使他致富；而潘长江在篮球方面再怎么努力，能力再怎么提高，也是没有前景的，不可能致富的，他得另辟蹊径。关牧村成为著名的女中音歌唱家，致富了，她有天赋的好嗓子，别人想学也学不来，而且，还要有高人指点等机遇一一本来是在工厂做工的工人，阴差阳错最后走上了专业化的歌唱家之路。大家可观察一下股市：散户都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炒股能力，但是其中的多数人并不能赚到钱，收入必然会出现明显差距。你说大家都提高能力，就可以共同富裕了吗？不那么简单，还要有再分配方面非常重要的制度建设和机制优化、政策优化。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的共同富裕，理论上讲是个无限趋近的过程。虽然中央有时间表，在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时候，中国的共同富裕要见眉目一一我认为，要“见眉目”就是橄榄型社会应该基本成形，虽然底下的尖可能还不够小，但是一定要改变金字塔底座状态，这才是我们最基本的向共同富裕趋近的直观前景。而现代国家治理中以制度创新带出的管理创新和科技创新，都要在这里面形成综合效应。我们制度、决策、政策的合理化，也需要社会成员积极参与共同努力，寻求“最大公约数”，推进相关立法和规则的优化。*本文整理自“年度对话：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论坛中贾康演讲部分，经嘉宾审定和授权发布。点击阅读更多
【年度对话】李实：怎么从制度上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