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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燕京书评（ID:Pekingbooks），有删改
宗祁 整理
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
全文6000余字，阅读约需12分钟
有人说，希特勒如果不发动二战，可能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人，因为他让德国的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但实际上，正是军国主义式的动员、对国家战略资源的不恰当分配和使用、以及对国际领导地位的煽动式的追求，造成了经济的增长，也必然导向战争，必然耗竭国家资源和民众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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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剑涛，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政治学系教授、博导。代表作有：《公共的政治哲学》、《建国之惑：留学精英与现代政治的误解》、《当经成为经典：现代儒学的型变》、《中国的现代国家构造》等。“国家的自我意识”，即，对国家需要什么、该怎么发展、有什么愿景，有一种清醒的认识，对现代国家十分重要。国家信心过于膨胀，或在国际中没有明确自己国家的诉求，都会最终导致国家的溃败。任剑涛教授在中国政法大学的讲座中，讲到国家战略的重要意义。英美法等国家，确定国家制度和战略目标相对比较早，有很多试错空间，算是“先发国家”。而“后发国家”如德国、日本，面对来自先发国家的压力、国内外的紧张局势等，常常会在国家战略的设定问题上产生错误，即战略失措，从而导致种种严重的后果。
从现代战略产生以来，人们常常着眼于国家战略的成功个案，但忘记了总结失败的教训。在此，我想讲一下在国家战略上很有可能会出现的错误，也就是“战略失措”，以及应该怎么避错、怎么让国家在失败中警醒。
分析国家战略需要借助“国家意识”的预设，把国家当成个体化的人，因为只有人会对自己的行为有所预期。
严格说来，在古典国家里，很难像对个人那样对国家有所预期。古典国家因为国家建构的粗糙性，在国家统治所及的范围、能获得的资源、发挥的功能、自我保障的维持等方面都受到限制，不可能像现代国家那样对国内事务做出综合性的谋划。但古典国家也有着有限的“自觉意识”。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三代师生，从《理想国》到《法律篇》，想为国家意识的自觉提供政治理论支持。在中国，夏商周三代更迭，分别从“夏服天命”到“以德配天”，意识到要怎么维持国家政权。
古典国家的发展经过了一个理智化的过程、建立了国家运作的某种理论自觉。但仍很难说有“战略意识”。比如，中国古代讲究“长治久安”，这只能算一种“战略愿望”，但不算战略意识。按“黄宗羲定律”，每一个朝代建立之后，先“与民休息”，继而不断膨大官僚机器、不断提升税费比例，最后导致王朝崩溃。大多数古典国家都在运行过程中，不自觉地陷入“黄宗羲定律”的陷阱，以民众不堪负担起来造反，颠覆王朝为结局。中国也好，希腊也好，都有古典的战略愿望，但没有战略意识。因为战略意识需要一方面对“什么是战略”有理性化的认知，另一方面要有长远和全局的谋划，使国家运行在一个设计精巧的制度平台上。只有理性战略意识，才能实现战略愿望。现代国家的兴起，就是从战略愿望开始自觉地形成战略意识。霍布斯说过，现代国家是人造国家。现代国家从“大脑”到“胸腔”、到“四肢”的运行，都经由人为的设计：国家中的各个要素要相互匹配。国家战略就是“大脑”对“国家要怎么运行”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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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君主制下，君主个人对整个国家政治体系的运转发挥着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时人在反对现代革命的时候说，砍掉君王的头，就等于砍掉了国家的大脑，人民就会变成一个无脑而奔跑的尸体。英国和法国在革命时，都先是砍掉了国王的头，后来英国又请回国王。这时，他们已经把“大脑”给换掉了。原来是国王个人作为国家的大脑，后来变成国王代表人民，“王在议会”，形式上是国王的大脑，但实际上是人民的大脑——人民的大脑与人民的身体相匹配，因而使得现代国家有了全局意识和战略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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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王的两个身体》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8年
把国家当人的“国家意识”的现代理念，以及把国家本身当做一个精巧配合的系统，带来了国家意识的革命性变化。国家的自我意识要求一个国家一方面要寻求国内的长治久安，一方面要在国际上获得竞争优势。没有对“自己国家发展需要什么”具有清醒的认识，其后果是很糟糕的。比如，在近代，英国的疆域选择和俄罗斯的疆域选择发生了重大分流。英国是占据那些当下或持续预期能产出财富的地区，而俄罗斯则非常欢快地占有广袤的土地。可能俄罗斯本身都不知道这对国家会有什么益处，因此以不到一千万美金就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这表明俄罗斯对自己的疆域没有政治理论上的自觉。后来俄罗斯后悔了，想要毁约，但阿拉斯加是美国能源供应最重要的地区，就像西伯利亚之于俄罗斯一样。中国近代革命早期，孙中山先生提倡“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时候，不觉得关外对中国有什么用，所以也轻易许诺出去不少土地。民国的领袖，在革命早期阶段也没有政治理论上的自觉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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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67年3月30日签署出售阿拉斯加的条约 ©Emanuel Leutze
▌战略误判的灾难性后果：国家主义、民粹主义、军国主义战略问题一般是“后发现代国家”所热衷的，先发国家不太讲战略，因为先发国家的现代化探索有着非常从容的时间和空间。比如，我们不会觉得1215年英国贵族跟国王达成大宪章的时候，是在部署什么战略目标，甚至1688年光荣革命的时候，也不可能看出英国有一个称霸全球的战略。当时英国人只不过是跟法国人争夺欧洲的支配权而已，要说英国有国家战略，也得到19世纪，但当时也是零碎化的。但后发国家发展的时空条件越来越紧张，他们必须对国家发展的长远可能做出谋划，否则就看不到这个国家究竟能发展成什么样子。很多人讲大国崛起，讲德国、日本、俄罗斯，但在我看来，从严格的角度讲，这些国家并没有什么国家战略，他们是把国家战略收缩为军事战略，把军事战略变为要挟手段。因而对内，不能让社会各要素相互匹配、合作；对外，又总是战略冒进，想获得军事霸主性权力，因此都曾遭到国际社会的拒斥。联合国贸发会议自1964年成立以来，一直到2021年才宣布了一个国家成为发达国家，就是韩国。可见，从发展中国家华丽转身成为发达国家，有多么艰难。严格说来，只要认真地做好国内制度、经济的发展，愿景自然就会展现，但对后发国家来说，这相当困难。后发国家处于高度紧张的国际局势和国内状态当中，国内动员和国际争雄都变成了后发国家的战略布局，并很难保证其成功规避战略失措。后发国家很容易因为“战略失措”，导致国家失败。战略失措的主要表现有：第一，战略误判。第二，战略误判基础上的战略冒进。战略冒进是崛起型国家经常的战略状态：认为做好了理论筹划、资源准备、政治动员，就可以去领导世界了。与之相关的，是战略龟缩（比较典型的是门罗主义的美国）。第三，由于战略冒进或龟缩而导致的战略透支。第四，因为以上几点原因导致的战略溃败。展开来讲，后发国家的战略误判主要有：第一，不问国家政体，只问国家强大。如果没有一种确定的国家自我意识，会犯从国家主义到军国主义的种种错误。第二，以经济为发展的单一动力，并且以国家直接掌控的经济推动力作为经济发展的唯一支撑。无论在德国、日本、民营经济在经济总体份额当中从来没有占据主导地位，也没有占有绝对支配性的份额。国家和社会要素不匹配，就一味追求国家的“崛起”和发挥国际领导权。本来应该是国家正常的自我意识加上社会要素的合理匹配，形成强大的国家，才能发挥国际领导作用。但后发国家出于来自先发国家的压力或自身对先发国家的怨恨，把国家战略收缩为军事战略，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军国主义就成为战略误判的基本选项。当国家的自我意识膨胀到一定程度、加上断定自身的实力蓄积到了一定程度，就一定会产生战略冒进。修正主义历史学的论述中有一种说法：如果希特勒不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将是德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袖。因为从1933年到1939年全面发动二战前，德国GDP的增长和德国在欧洲发挥的经济引擎作用确实是有目共睹的。但这样的想法是错误的。希特勒想用军国主义的经济发展来推动德国洗掉一战之耻、在欧洲乃至于全世界发挥领导权，所采用的国家发展战略必须要借助侵略战争。根据卡尔.施密特的大空间理论，这个国家不实施国际侵略行径，就收不了场。二战以前，德国的经济增长已经耗竭了经济动力，不往外侵略的话，经济就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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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尔·施米特，20世纪德国的著名法学家及政治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当代法律及政治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亦于该等范畴内提出了许多重要概念，例如决断论、制度性保障、实质法治国及法律与主权的关系。施米特同时也是纳粹主义的一名忠实信徒及积极参与者。©维基百科
而当这样的国家还自认仍在蓄积力量的情况下，就可能会出现另一种战略失措：战略龟缩。表面看似“韬光养晦”，实际上是打算“以后再收拾你”——这可能是战略冒进的一个先行步骤。这也是纳粹初登德国舞台，在聚集国家力量、对国内加以政治整合时，所表现出的国家战略面目。纳粹在对犹太人下手之前就对“自己人”（德国人）下手了：在国内进行粗暴的政治整合。现代共和政体是特别强调同胞之爱的，希特勒的纳粹德国却对国内残障人群施行“人道毁灭”，以至于最后对犹太人进行大屠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嗤之以鼻，认为他们涣散无力，没有秩序。在判断美国衰落，不可能介入欧洲事务上面，他的想法与现在的俄国高度吻合。这些国家由战略龟缩转为战略冒进的时候，一定会导致战略误判。后发国家没有理性的国家意识，没有资源的适宜匹配，就不得不支出根本不具备的战略资源，因而必然出现战略透支。对现代国家来说，在国家自我意识上，所谓“世界历史的德国时刻”是什么时刻？到现在德国人也没明确说出来，但这样的话太富有诗意浪漫的情调，会鼓舞、煽动人心，发挥民粹主义的效用。1936年德国开奥运会的时候，在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体育场，8万观众在没有任何训练的情况下，在希特勒入场的时候齐刷刷挥手敬礼，这给人一种“德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错觉。这就是靠战略透支、让公众群情激愤才实现的。二战后期，德国已经没有兵源可征了，只能透支民众的精神资源。日本也是一样，日本在袭击珍珠港之前根本判断不了他们在和美国的关系上应该处于什么状态，但他们需要一场军事上战胜美国的奇迹，来鼓励他们在亚洲的区域战争。日本人甚至战略误判到什么程度？第一颗原子弹扔下去，日本天皇和军部的人还判定说，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可能扔出第二颗原子弹，因此拒绝投降。结果当然更加悲催。在战略误判、战略透支之后，必然造成战略溃败。战略溃败的直接表现，就是被打回初现国家雄心之前的状态，呈现出全面败北。二战后，德国老老实实到现在，没有正常军队，连正常的国家都不是。这就是国家战略溃败后的长期负面效应。如今的日本和德国，向世界输出的多是工艺、工匠精神，但这并不是正常状态。在以前，德日还输出精神产品、制度产品。汉语里面就有很多来自近代日语翻译的词汇，比如，归纳、演绎、 民主、自由、政党、群众，都来自日语的输出。默克尔在任时，特朗普要求德国国防开支必须达到GDP的2%-4%，就是要增加1,000亿欧元左右。特朗普认为，美国在德国有十几个军事基地，德国得把军费分成比例多承担一些，不能让美国自掏腰包来守你的德国本土。默克尔就说你美国是个大国，你在我这里驻军，要承担大国责任，就是不增加承担比例。前面我们说，国家的战略误判是后发国家常常出现的事情。当然，先发国家也未见得能够制定一往无前的成功战略。比如，英国国王在签署大宪章之后不服气，组织军队报复那些贵族。跟他签署协议的贵族，基本上都付出了性命代价。但我们也讲过，先发国家有太宽松的空间和时间去试错，没有急迫的内外部力量去追赶着他们前行。愈是后发，环境条件就愈是趋紧，从今天的民族心态上也可以看到我们和日本的重大差别：相对于日本，我们更加“后发”。佩里将军率领美国舰队侵入日本领海，但日本人如今却在横滨修建了佩里纪念馆。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的心态是，如果你侵略过我，那我一定要报一箭之仇。今天对西方，我们一方面是学习，欲罢不能；另一方面是，我们确实做不到心甘情愿。这也展现了后发国家所处的内外环境的高度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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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佩里纪念馆（1987年建） ©承红磊
▌如何规避战略失措
那么，国家要具备哪些必要的条件，才能成功规避战略误判及其一系列后果呢？第一，必须对自己的国家有一个准确的自我认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是国家动员的双刃剑，如何把握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限度，是国家战略规避性项目的第一个支撑点。民族主义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动员的精神工具，是不可回避的。尤其是涉及到一个国家实现自我维系的、最起码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国家的权力结构对哪些人有效、如何有效，需要有一个或多个人群主体，也就是民族（比如中国的“56个民族”）。民族国家是以国族为中心，而不是以社会民族为中心，是state nation, 而不是nation。在全球范围内，严格意义上讲，没有一个绝对单一民族建立的国家。所以民族之间的关系如何处理，个体与国家间的关系如何处理，是国家建立理性自我意识的第一个支撑点。民族与国家，个人与国家，两个要素不能偏废。民族与国家是国家形式建构必要的支撑点，个人与国家则是国家立宪建构必要的支撑点。一个国家在自我意识上一定要搞清楚，民族国家之间不是一个相互灭亡的竞争结局，因此诉诸政治手段剿灭其他国家的选项，就应当处于克制的状态，要力求诉诸于妥协、谈判解决冲突。那些我们喜欢的民族不应成为我们的崇拜对象，我们讨厌的民族不能成为我们想要消灭的对象。这是国与国之间打交道必须死守的底线原则。总结来说，要有民族主义动员，但不要过分；要有国际主义和世界主义的想象，不能忽视民族国家的基本界限。只有不成熟的现代国家才会无视这两个基本点。第二, 要让国家制度建构和国际制度建构相携前行。而国家的正常制度建构必须让这个国家落实在尊重基本人权的制度平台上，有一个依宪治国的、强有力的国家制度框架。文化一定要有发展想象，而不只是优越想象；社会一定要趋近于理智和平和，而不是鼓噪和亢奋；军事一定要强调只是政治的延伸手段和最后手段；外交一定要强调国家间的友好往来，双赢局面。在这些复杂条件下，国家才能避免在实际运行当中陷入意识形态狂热。现代复杂的、人为设计的国家，需要有国家自我意识、理性的国家理念、国家中社会要素的合理匹配，需要充分地动员社会公众和国家精英集团，还需要对国家的运行情况保持高度的警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最近俄乌一爆发战争，德国的国防经费马上涨到1,000亿欧元，不止GDP的2%。德国在1945年后都在被遏制，这导致它在世界历史上发挥作用的意愿在淡化，但这可能只是被压抑着的。日本也是如此——日本一直吹嘘日俄战争中，他们代表东亚弱小民族战胜了欧美帝国主义，这个自我意识也是非常古怪的。德国和日本其实都没有明确国家应当怎么建构的问题。直到今天，德国人所谈的法治国，跟英美推崇的法治，也相当不同。他们的社会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在德国和日本，国家的主导地位从未被撼动，自由主义也从来没有成为主流。二战之后，德国也有比较弱小的自由主义理念，哈贝马斯是一个代表。日本的自由主义更不成气候。在战后有混杂着国家主义的自由主义，比如丸山真男等一批人。但人们也看到，丸山真男的最后一部文集《忠诚与反叛》，与他战后的第一部著作，《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相比，也出现了所谓思想转向。丸山真男为了表明自由主义的论辩立场，在东西方冷战的时候，坚定地为斯大林辩护。美国在日本高压性的影响，以及日本对强烈依附美国的不满，让丸山对日本应当怎么建立国家的基本制度结构没有系统梳理和分析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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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丸山真男（1914-1996），日本著名的政治思想史学者。1950年至1971年任东京大学法学部教授；并获得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分别授予的名誉法学博士和名誉文学博士称号；1974年成为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其重要著作有：《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1952年）、《现代政治的思想与行动》等。©朝日新闻社
只有在建立国家正常的自我意识、以及能够维持在权力分割制衡基础上的、社会中要素的合宜运转体系，才是国家战略的倡导型向度的成功表现。“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国家也是如此，必须痛切地去反省、去剖析国家政治发展有哪些制度性缺陷。批评性国家思维的极端重要性毋庸置疑，对理性的国家认知、建立良好的国家自我判断和自我意识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