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9岁，美得紧致而恒久："哲学女王"玛莎·努斯鲍姆的日(ba)常(gua) | 纽约客
那女孩早熟像一朵玫瑰 她从不依赖谁
一早就体会 爱的凋匮和尖锐
她承认后悔 绝口不提伤悲
她习惯睁著双眼和黑夜 倔强无言相对
本文原载于《纽约客》，2016年7月25日。作者瑞秋•艾维芙（Rachel Aviv），《纽约客》专职作家。该文系美国著名哲学家，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女王大人（划掉）教授的传记文章，可谓是奇闻与轶事齐飞，学术共八卦一色。本文译者郑戈，原标题为《她灵魂的船长》，首发于微信公众号“雅理读书”（微信号：yalipub）。
瑞秋•艾维芙（Rachel Aviv）著/郑戈译
（《纽约客》专栏作家）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1992年4月，玛莎•努斯鲍姆正在都柏林三一学院准备一场讲座，这时她得知自己的母亲病危，躺在费城一家医院的病床上。她最早只能订到第二天的航班。那天晚上，努斯鲍姆，这位美国第一流的哲学家，按原定日程做了一场关于情感之性质的讲座。“我当时想，这是非人的——我不应该能够这样做，”她后来说。然后她又想：嗯，我当然应该这样做。我的意思是，我反正已经在这里。我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听众如期而至，他们想要聆听这场讲座。
玛莎·努斯鲍姆（Martha Nussbaum），芝加哥大学法学与哲学教授，“京都赏”得主，这是诺贝尔奖没有覆盖的领域中声誉最隆的学术奖。
讲座之后她回到房间，她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写下一场讲座的讲稿，这是一场两周后在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讲座。第二天早晨，在飞机上，她的双手颤抖，而她仍然继续敲字。她很想知道，自己这么有工作效率，其中是否有哪里不对劲儿，是否太过冷酷无情？那场讲座的主题是悲悯的性质。正如她经常所做的那样，她指出，某些道德真理最好是以故事的形式得到表达。她写道，当我们像“一位进入角色的小说读者”那样行为的时候，我们就会变得悲悯，这时我们把每一个人的生命都理解为一种“关于人在充满阻碍的世界上努力拼搏的复杂叙事”。
2005年，尚在港大的译者郑戈(左)主持努斯鲍姆（右）的
Hochelaga
Lectures。
一同参加讲座的冷静老师（左）与强世功老师（右）。讲座主题为“涵育人性：悲悯与相关道德能力的伦理学和政治学”。郑戈总结：这就是努斯鲍姆获得2016年“京都赏”大奖的原因：一种基于能力的新正义论。
在这场讲座中，她讲述了古罗马哲人塞涅卡如何在每天睡觉前都反省自己的不当行为，然后对自己说：“这次我宽恕你”。复述这句话的时候努斯鲍姆热泪盈眶。她心想，自己的工作能力是不是一种潜意识里的好斗性的表现，是不是表示自己不够爱自己的母亲。她想：我不该外出演讲。我不该变成一个哲学家。努斯鲍姆感觉到她母亲在她的工作中看到了冷漠和距离，一种不食人间烟火的高冷姿态。努斯鲍姆后来写道：“当我们运思于哲理时，我们显然不是一种有爱的生物”。
当努斯鲍姆乘坐的飞机在费城降落时，她得知母亲已经刚刚离世了。她妹妹盖尔•科瑞文•布什，一位教堂唱诗班指挥，在母亲弥留之际跟她说努斯鲍姆正在路上。布什说：“她实在不能再等了”。当努斯鲍姆来到医院时，她看到母亲仍然在病床上，抹了口红，已经与氧气机脱离的吸气管还插在鼻孔里。在她啜泣的时候，护士给她递来几杯水。然后她开始收拾母亲的遗物，其中一本书，书名是《一杯祝福》，这书在努斯鲍姆看来太过矫情，是她永远不想读的那种。她离开医院，到宾夕法尼亚大学的跑道上连跑了四英里。
她所欣赏的斯多亚派哲学家认为，不加控制的感情会损害人的道德品格。她认为，在面对所爱之人死亡时，他们的教诲是：“人皆有死，你很快就会看开”。但她不同意他们的自我修炼方式，即不依靠任何自己无法控制的事物。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她心如刀绞，肢体虚脱。在《思想突变》这本讨论情感结构的著作中，她写道：“我们是在想象思想导致了手的振颤和胃的翻滚吗？如果是这样，我们真的想表达‘这种振颤和翻滚是我对母亲去世的哀痛’吗？”
《思想突变》书影
Martha Nussbaum, Upheavals of Thought: The Intelligence of Emo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参加完母亲的葬礼后，努斯鲍姆如期做了关于悲悯的讲座。她觉得母亲会宁愿她放下工作几个星期，但一放下工作她就会感觉自己懒惰和罪过，所以她不断地修改演讲稿，直到她认为这是自己至此所写的最好作品。她把这场演讲想象为一种补偿，其内容是关于人们需要认识到，即使是抱着最良善的意图，过有德性的人生仍然是十分困难的。正像她的许多其他作品一样，这个演讲再现了她所说的治疗性的哲学：
“想到这里我就很开心：我母亲认为冷酷和无爱的这种东西，实际上或许是爱的一种形式。它是这样一种形式的人类之爱：接受我们复杂的、混乱的人性而不是逃避它”。
几年之后，在一篇为牛津大学哲学对话竞赛征文而写的后来获奖的对话剧本中，努斯鲍姆重新回到与母亲的关系之中。在这场对话中，一位母亲责备她的女儿，一位道德哲学家，太没有人情味儿。她说：“你根本不懂感情为何物”。而父亲也对这位女儿说：“你成为哲学家，是因为你只想生活在自己的内心里，而不想需要任何人、关爱任何人吧？”她母亲继续补刀：“这是因为你不想承认思考无法控制任何事情吧”。
这位哲学家祈求谅解。她问：“妈妈，您为何如此憎恨我的思考？我要怎样说、怎样写，才能让您不要这样看我？”
努斯鲍姆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创造性的紧迫感以及向善的意愿都源自于我们意识到自己容易与所爱的人发生争斗。作为一位69岁的芝加哥大学法律和哲学教授（同时在古典学、政治学、南亚研究和神学等院系兼职），努斯鲍姆已经出版了24本书，发表了509篇文章，获得了57个荣誉学位。2014年，她应邀在牛津大学做“约翰•洛克讲座”，这是哲学界最声名显赫的系列讲座，而她是获此殊荣的第二位女性。去年，她获得了稻盛伦理学奖，一个为改善了人类处境的领导者设置的奖项。在此之前数周，她成为“京都赏”得主，获得了50万美元的奖金，这是诺贝尔奖没有覆盖的领域中声誉最隆的奖励，获奖的哲学家屈指可数，其中包括卡尔•波普尔和于尔根•哈贝马斯。荣誉和奖励于她已是家常便饭，只能让她联想起薯片；她很享受获奖，但同时也很警惕自己变得餍足，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麻木不仁的食草动物”那样。她的美好生活概念要求为艰难的目标而奋斗，如果觉察自己过于满足，她会开始感到不安。
努斯鲍姆无论在智识还是身体方面都异常自信。她美得紧致而恒久，言谈举止像个女王。她的声音高扬且有戏剧感，而且她时常为出演自己而感到愉悦。她的作品，广泛取材于她的古典学训练以及人类学、心理分析、社会学和许多其他学科领域，致力于寻找圆满人生（eudaimonia）的条件，这是一个古希腊哲学概念，描绘的是了无缺憾的丰足人生。在一个人文学科普遍缺乏安全感的时代，努斯鲍姆的工作捍卫着－－而且体现着——人文主义努力所能达致的境界。南希•谢尔曼（Nancy Sherman，乔治城大学道德哲学教授）告诉我：“玛莎借助文学技巧来深描人生经验中的微小细节，从而改变了哲学的面貌。”
与许多哲学家不同，努斯鲍姆是一位笔触优雅、柔美的写作者，她以打动人心的笔法来描述认识到自己的脆弱性所带来的痛苦，她相信，这是伦理生活的前提。她曾说：“做一个好人意味着对世界保持一种敞开，这是一种信任的能力，信任不在自己控制之内的事物，这些事物可能会将你击得粉碎。”她寻求一种“无码的（non-denying，好吧，也可以一本正经地翻译成‘不否定的’）写作风格，”一种描述情感经验而不拧干其中的丰沛感觉的方式。她嫌弃套路化的哲学文体风格，在她看来，这种风格是“科学的、抽象的、卫生而苍白的”，并且与其所处时代的难题脱钩。她说，像纳喀索斯一样，哲学恋上了自己的影子，并且淹死了。
纳喀索斯，希腊神话中的河神克菲索斯之子，因恋上自己的水中倒影而死。
在若干著作和论文中，努斯鲍姆引用了社会学家厄文•戈夫曼的话：“在一种重要的意义上，在美国只有一种不会脸红的男人：年轻，已婚，白种，城市，北方，异性恋，受过大学教育、信仰新教的父亲，充分就业，肤色、体重、身高符合时下审美标准，并且有最近的体育运动纪录”。这句话或多或少描绘了努斯鲍姆的父亲，她把他描写成一个启迪和榜样，而同时又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努斯鲍姆告诉我，他的偏见是“深入骨髓的”，涉及到“闪避和身体性厌恶”。
在过去三十年间，努斯鲍姆一直被那些会脸红的人所吸引，一直在写那些可能在她父亲看来属于劣等人的人群。她指出，那些不会脸红的男人，或“正常人”，其实是在嫌弃自己的动物性，只不过他们把这种嫌弃投射到了弱势人群身上，从而制造出一个［避免跟自己正面冲突的］缓冲地带。努斯鲍姆认为嫌弃是一种不合理的情绪，不值得被信赖以作为法律的根据；她指出，反对同性恋和变性人权利的根源正是这样一种情绪。她的作品中包括对人之为人的身体现实、对拥有“柔软而透气的、水灵灵或黏糊糊的、润滑似女人的”肉体这一现实的可爱描写。她认为，对这些现象的惧怕构成对公民生活的威胁。她写道：“我所呼吁的是这样一种公民社会，其中所有人都承认自己脆弱并且需要别人。”
努斯鲍姆曾经引用尼采的话写道：
“当一位哲学家喋喋不休讨论某一主题的时候，我们就要意识到这个主题之外的什么事情正主导着他的心思”：某些私人动机正在驱动这种执着。
就努斯鲍姆而言，我揣测，她之所以能够如此成功地处理脆弱性这一论题，是因为她从高处俯瞰这个领域，就好像它是陌生的、充满异域风情的。她赞美直面脆弱和暴露脆弱的能力，而在自己的生活中她似乎控制着每一次人际交往。她把每一天都区隔成一系列创造性的、积极向上的活动，始于90分钟的跑步或其他锻炼。多年来，她会边锻炼边在脑海中“回放”歌剧，通常是莫扎特的作品。她会默记歌剧唱段，每三到四个月就会去看一场歌剧，然后根据自己的速度和情绪来调整节拍。在过去20多年的时间里，她一直坚持把每天的活动都制作成流程表。锻炼之后，她会站在她的钢琴旁边演唱一小时；她对我说自己的声音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美好过。（当一位指挥家最近邀请她加入一个老年歌唱家轮演剧团的时候，她说，“老年歌唱家”这个概念带有侮辱性）。她的自律传奇给了现在已故的著名小说家理查德•斯特恩（Richard Stern, 1928-2013，生前为芝加哥大学英美文学教授）以灵感，他以她为原型写了“我的前任是道德哲学家”这篇小说。在这个故事里，哲学家陷入了自我矛盾，“一方面她赞美率性而为（spontaneity），另一方面她自己的天性在我认识的人中又是最不率性、固执、神经质、极端自制的。”
努斯鲍姆目前正在写一本关于变老的书，当我一开始向她提议要写这篇人物志的时候，我说我想以她的书作为这篇文章的核心。她的回应是怀疑的。她在电邮中写道，自己的学术生涯漫长而又多变，然后补充道：“我真的希望感觉到你已经考虑了它的各种面向，而且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有侧重点的计划”。她通常会在我发出电邮一个小时之内回复。“你觉得你真有这么一个计划吗？”她问道。“我希望听到你对侧重于不同方面之优缺点的看法。”她拿不准我会如何覆盖她的全部作品，因为它们涉及如此之多的题域：动物权利，刑法中的情感因素，印度政治，残疾，宗教不宽容，政治自由主义，人文学科在学术中的角色，性骚扰，跨国财富转移。“你面对的挑战是如何为读者提供一幅穿越作品的路线图，这份地图应该是能够指明方向而不是导致困扰的”，她写道，然后又补充说：“如果没有计划，它就会支离破碎”。她描述了此前接受过的三次访谈，以及它们出错的方式。其中包括，它们没有抓住她对教学的投入和对学生的热爱。她说，其中一篇访谈使她“看起来像是一个对他人的贡献充满蔑视的人，这是一个人能够对我造成的最大侮辱。”
关于我们的第一次会面，她提议我听她唱歌：“现场看我演唱可以帮你获得对我的个性和感情生活的洞见，虽然我唱我所想的能力还很不完善。”她写道，音乐使她接触到自己人格中“较少防卫，更加敞开”的那个部分。去年夏天，我们开车前往她的声乐老师唐布拉•布莱克家，这房子位于一个中产阶层社区，屋里可以看到芝加哥大学的教堂。当时的气温是32摄氏度，阳光明媚，虽然我们早到了十分钟，努斯鲍姆还是立刻敲门，直到湿着头发的布莱克开门让我们进去。
努斯鲍姆当时穿着尼龙运动短裤和T恤衫，提着一个嬉皮风格的绣花布袋，里面放着她的活页乐谱。她的手指甲和脚指甲都染成了绿松石色，腿和手臂都精致地晒出了健康的小麦肤色。她双脚呈踩雪橇姿势站在布莱克的钢琴旁边，练音阶时嘴巴完全放松，让声音从闭著的嘴唇间喷薄而出。
她练习的第一首曲目是唐璜中的“你已经知道谁夺去了我的贞操”，这是莫扎特的歌剧中她没去观看的少数几部之一，因为反感里面的强奸场景。唱到高音部分时，她的下巴向上抬起，知道布莱克让她停下。唱号角高音，她很在行，但布莱克认为一个关于女主角的父亲被谋杀的唱段应该唱得更温柔。“你可以唱得再稍稍悦耳一点儿吗？”布莱克问道。
《唐璜的遇难》(或译《沉船》)，by德拉克洛瓦。
接下来的曲目是威尔第的“唐•卡洛”中的最后一幕，努斯鲍姆觉得这个更有挑战性。她不得不呈现一个女人的绝望，这个女人在知道自己永远无法和所爱的男人在一起后，一心求死。
“加少少渴望和哀伤在那里，”布莱克说。“别太早给出太多。”
有几个段落，努斯鲍姆把音调放柔和了些，但她的声音很快又聚集了爆发力。
“你太有力了，”布莱克告诉她。“留一点儿到最后。”
“我只能慢慢改进，”努斯鲍姆说，她的眼睛还是紧紧盯着面前的乐谱。“把所有感情表现出来太难了。”
几小时之后，在我们听完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音乐会开车回家的路上，努斯鲍姆说她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抓住威尔第曲目所要求的听天由命。她无法认同那个角色。“我觉得这个角色基本上是在说，‘生活待我不善，我放弃算了’，”她对我说。“我认为这完全不可理喻。”
努斯鲍姆三四岁的时候，有一次对她母亲说：“呀，我觉得我啥都晓得”。她母亲贝蒂•科瑞文（她的祖先搭乘五月花号抵达美洲）严厉地回答：“不，玛莎，你只是众人中的一员。”努斯鲍姆被这个回答打击得不轻，以至于用头撞地。
她父亲乔治•科瑞文，一位整天忙个不停的成功税务律师，则表扬她这种初生牛犊式的傲娇。他认为比别人强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儿。他喜欢开这样一个玩笑：他只犯过一次错，就是他认为自己错了那次。科瑞文一家住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布林莫尔，生活在一种被努斯鲍姆形容为“清透的富裕（chilly clear opulence）”的环境中。贝蒂百无聊赖，无所寄托，所以开始整日饮酒，把波旁威士忌藏在厨房里。努斯鲍姆的妹妹盖尔回忆道，有次她们的母亲醉得不省人事，她打电话叫来一辆救护车，但她父亲把救护车吆喝走了。努斯鲍姆的同父异母哥哥罗伯特（科瑞文的第一次婚姻中出生的孩子）说他们的父亲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会失去理性。他跟我说：“那是一个情感上荒芜的家庭环境。你碰到任何问题都只能自己咬着牙挺过去。”
努斯鲍姆有时间就会独自跑到阁楼里读书，她读了许多狄更斯的书。她说，通过文学，她找到了“一条逃生的道路，使她得以从无关道德的生活进入道德生死攸关的世界”。夜里，她会穿着长浴袍来到父亲的书房，然后他们一起阅读。她父亲喜欢威廉•埃内斯特•亨利的一首诗，即《坚韧不屈》：
我从不退缩或哭嚎。
在机遇的恫吓下
我头破血流，却昂首挺胸⋯⋯
我是自己命运的主宰：
我是自己灵魂的船长
或许是受到她父亲的精神气质的影响，努斯鲍姆对斯多亚学派产生了兴趣。这对父女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甜蜜，以至于有种罗曼蒂克的感觉。“他真的把我推上了一条幸福和享受生活之愉悦的道路，”她说。“他象征着美好与好奇。”盖尔•布什则觉得父亲的性情不是那么令人想要亲近。“我觉得他可能有反社会倾向，”她告诉我。“他确实非常自恋。他极其专横跋扈，控制欲极强。我母亲在整个婚姻生活中大部分时间是战战兢兢的。”布什回忆说，当自己还是一个幼儿的时候，她父亲就要求她在他下班回家之前必须上床睡觉。
努斯鲍姆曾说艾芮斯•梅铎（Iris Murdoch，出生于爱尔兰的英国作家）“太轻易地战胜了俄狄浦斯情结。”同样的评论也适用于努斯鲍姆自己。“我父亲接触过而没有伤害的人非常之少。其中之一就是玛莎，他们简直是同一枚豆荚中的两颗豆子。我知道他把她视为自己的镜像，于他而言这可能非常完美。”
努斯鲍姆在私立女校表现优异，而布什则磕磕碰碰，变得很逆反。在一家荷兰电视台接受访谈时，努斯鲍姆说，她学得非常努力，因为她想：爸爸就是这么做的——我们把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谈到母亲和妹妹时，她说：
我那时很生她们的气，因为我觉得她们本来可以凭自己的意志力主宰自己的命运，而她们并没有那么做。
努斯鲍姆上了韦尔斯利学院，但她在二年级时退学了，因为她想当演员。扮演别人使她有机会宣泄作为自己不能表达的情感，但是，在一家表演希腊悲剧的演出公司呆了半年之后，她又离开了。“我还没有活够，”她说。她开始在纽约大学学习古典学，仍然以古希腊悲剧为关注重点。她开始相信阅读他人的苦难可以提供一种“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这是她最喜欢的思想家之一、英国心理分析师唐纳德•温尼克特（Donald Winnicott）使用的一个概念，用来指称帮助婴儿离开她们的母亲并且独立探索世界的玩具。她写道：“当我们对悲剧英雄的命运产生恐惧和怜悯的情感时，我们便在一个安全而舒适的环境中体验了我们自身脆弱性的某些方面。”
努斯鲍姆越来越不满于她自己成长于其中的那个环境，她称之为“虚伪和不劳而获之特权的精致堡垒”。她说，她的童年时代是这样度过的：“在确保不受伤害的状态下环游海岸”。在古希腊文写作的课堂上，她与艾伦•努斯鲍姆坠入了爱河。艾伦也是纽约大学的学生，犹太人。玛莎被犹太教吸引的原因跟她被戏剧吸引一样：“更丰富的情感表达，”她说。她把犹太教和以萨多•费恩斯坦•史东（I. F. Stone, 1907-1989, 犹太人，美国著名调查记者）的社会意识以及《国家》杂志（国家杂志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连续出版周刊，其思想倾向是进步主义的）联想到一起。她父亲认为犹太人很粗俗，不同意这桩婚事，并且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罗伯特•科瑞文说：“玛莎是我们父亲的掌上明珠，直到她投入犹太教的怀抱因而误入歧途”。
艾伦•努斯鲍姆（Alan Nussbaum），努斯鲍姆前夫
结婚四年之后，玛莎读了亨利•詹姆斯的《金碗》。玛姬•菲弗尔“强烈地希望自己一直是那个她曾经是的乖女儿，”这一心理描写在她脑海萦绕不去。她对这部小说是如此着迷，以至于后来写了三篇文章来讨论詹姆斯如何清晰表达了一种道德哲学，揭示了渴求道德完美、渴望一种“从不犯错，从不违规，绝不伤害”的生活是多么孩子气。努斯鲍姆告诉我：
玛姬吸引我的原因是，我觉得她是个非常有典型意义的美国人，她真的想做一个好人。但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她有一位非常严苛的父亲，于是，要想在跟丈夫的关系中仍是完整的自己，她就不得不离开自己的父亲并因此伤害他，她确实别无他法。她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1969年，努斯鲍姆年考入哈佛大学古典学系读研究生，这时她意识到自己多年来一直没有理由地保持微笑。她说，当她的论文导师G. E. L. 欧文邀请她到自己的办公室，请她喝雪利酒，谈论了生命的可悲，背诵了奥登，然后把手伸向她的胸部的时候，她轻轻地推开了他的手，非常小心地避免惹毛他。她写道：“正如我从不责备我母亲酗酒，尽管她总是醉醺醺，我也设法在与欧文相处时保持对局面的控制，我从没对他说过有敌意的话。”她说，她没有经历过令性骚扰如此具有毁灭性的力量不均衡，因为她觉得自己“远比他健康，远比他强大”。
她的兴趣点很快转向了古典哲学，在这个领域，她会追随亚里士多德，后者追问一个根本问题：“人应当如何生活？”她意识到哲学吸引着一类“逻辑严谨的人”，基本上全是男性。她觉得自己理解了，当尼采说没有哪位伟大的哲学家结过婚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我认为他是在说，大多数哲学家都在逃避人的生存现实，”她说。“他们是不想被羁绊”。她拒绝接受当代哲学中占据主流地位的一种观点，即情感是“驱动人行动的不思的能量”。与此相对，她重拾了斯多亚派的一种理论，其中不存在思想与感觉之分。她把情感摆在道德哲学中的核心位置，主张它们在本性上是认知性的：它们体现了关于世界的判断。
她的导师之一是约翰•罗尔斯，上个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哲学家。他说话有点儿结巴，而且极其羞涩。她回忆说，一天，他们正在一起吃汉堡（这是在她停止吃肉之前），他教导她：“如果你有能力做一名公共知识分子，那么你就有义务做一名公共知识分子”。
《善的脆弱性》，努斯鲍姆著，徐向东、陆萌译，译林出版社，2007年版
功利主义和康德学说是当时的主流，努斯鲍姆认为哲学变得过于与世隔绝和专业化。同行们对概念分析的兴趣远大于对人类生活中的细节的关注，这使她感到很沮丧。在写作博士论文（这是一篇论亚里士多德的一部被忽视的著作的严格学术论文）的同时，她开始写第二本书，讨论是什么样的因素促使一些人否定人之为人的基本需求。这就是《善的脆弱性》，最畅销的当代哲学著作之一。在这本书里，她反驳了柏拉图的“美善生活必须是完全自足的生活”这一观点。她指出，悲剧之发生恰恰是在人们过的很好的时候：一个人与他人之间形成了难舍难分的依存关系，从而暴露了自己的脆弱性。她在全书一开篇就承认：
我必须不断在相互冲突而且明显不可通约的好东西之间作出选择；情势可能把我逼迫到某种处境，在其中我无法不犯傻，无法不犯错；一件发生到我身上的事情可能会在未经我同意的情况下彻底改变的人生；把自己的福祉托付到朋友手上与试图抛开所有朋友独自过小日子一样不靠谱——我认为，所有这些情况不仅是悲剧的素材，也是实践智慧面对的日常事实。
努斯鲍姆把当母亲描述为人生第一次复杂的道德冲突经历。1972年，她由于一个错误而意外怀孕：她的宫内节育器掉了。这时她刚刚获选为哈佛学者会（Harvard Society of Fellows）的第一位女性会员。在她的想象里，别的学者肯定会想：我们让一个女人加入了，看看她都干了些什么？她消失了，回家生了个娃。努斯鲍姆象没有怀孕一样照常工作了九个月。她每天跑数英里；她的身材保持得如此苗条，以至于她导师说她怀的可能是个“无精卵”；她生产得如此之快，没有打麻药，以至于妇产科医生专门访谈她，问她是如何为生产做准备的。她告诉他们：“拉玛泽呼吸法是供弱者采用的，跑步才是王道。”她把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带到产房，她丈夫拍了一张她读书的照片。产后一周，她就出现在哈佛学者会的晚餐会上。她说：“我要让每一个人都看到我还在工作。”
艾伦•努斯鲍姆在耶鲁教语言学，除周末外，玛莎都是独自一人照管他们的女儿瑞秋。她后来写道：“在善良、正派的男人之中，有些人没有准备好迎接生命的惊喜，一遇到象照顾婴儿这样的事情，他们的美好意图就搁浅了。”瑞秋十几岁的时候，他们离婚了。当努斯鲍姆后来加入了一个女哲学家协会之后，她提出女人可以对哲学作出独特的贡献，因为“我们都经历过道德冲突－－我们在孩子和工作之间纠结，这是男性哲学家没有的，或者是他们不愿面对的。”她不同意康德提出的一个观点，即道德上完善的人不会遭遇迫使他们进入道德有亏的困难处境的厄运。她告诉我：“许多伟大的哲学家都曾说过，不存在真正的道德两难。呵呵，我们要说的是，‘没有哪个女人会犯这种愚蠢的错误’。”
在终身教职（tenure）申请被否决之后，努斯鲍姆于1983年离开了哈佛。她把否决自己申请的决定部分归咎于“我作为一个心直口快的女性所招致的恶意嫌弃”，以及一名同事的阴谋诡计，此人有资格“教一名好演员如何演好伊阿高（莎士比亚名剧《奥赛罗》中的阴险人物）这个角色”。格伦•鲍尔索克，努斯鲍姆学生时代哈佛大学古典学系的系主任，这样说：
我认为她把人吓到了。他们无法安心接受这样一个毫无瑕疵又异常能说会道的女人，此人还亭亭玉立、妩媚动人、毫不掩饰自己的女人味儿并且衣着时尚，她走路昂首挺胸，还穿超短裙——这些都一次到位的。他们只是吓坏了。
这是努斯鲍姆职业生涯中唯一一次近乎危机的遭遇。我急切地想听她讲讲自己的疑惧时刻，因为她看起来总是那么钢铁般强大。我把身体往她那边儿凑近一点，小心地问，当她取得成功的时候，有没有些许负罪感，觉得自己当不起这份成功？她轻快地回答：“从来没有。我认为女人和哲学家对于其所做的贡献都没能获得足够的回报。”在终身职申请失败后，她曾经想过读法学院。“怀疑人生的时间非常短暂。我想过去读法学院，或有过什么类似的想法，但一天之后就抛在脑后了”。
取而代之的是，她开始考虑为哲学找到一种更具公共性的角色。她的导师之一，英国哲学家伯纳德•威廉姆斯，责备道德哲学家“拒绝针对任何重要的事情而写作”。努斯鲍姆开始考察发展中国家的生存质量问题。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印度裔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是她在这个问题上的引路人。在1986年，他们成了情侣，并且一起在赫尔辛基的世界发展经济研究院工作。她告诉我，在这个研究院，她开始意识到自己“对美国以外的世界一无所知”。她自学了印度政治方面的知识，并且在森的能力方法（capabilities approach）的基础上发展出了自己的版本，一种用来评估和比较各国人民生存福祉的理论框架。她此前的作品赞美人的脆弱性，但此时她试图找出那些任何人都不应当忍受的脆弱状态（贫困、饥饿、性暴力）。秉承亚里士多德的精神，努斯鲍姆提出了一个包含十种基础能力的清单，认为所有社会都应当培育这些能力，其中包括玩耍的自由、从事批判性反思的自由以及爱的自由。能力理论现在已经成为捍卫人权事业的主要概念工具，而且，森告诉我，努斯鲍姆现在变得比他更“纯粹主义”。他说，在试图判断人的生存质量时，“我经常有挫败感，而玛莎则没有”。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诺贝尔经济学获得者
努斯鲍姆向前推进了约翰•罗尔斯的工作，罗尔斯发展出了当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契约论版本，即这样一种观念：理性的公民同意进行自我治理，因为他们认识到每个人的需要通过合作可以得到更有效的满足。努斯鲍姆指出罗尔斯对依靠他人的群体——残疾人、老年人以及在家庭中恭顺服从的妇女——所需要的正义没有给出令人满意的论证。她主张，一个社会要保持稳定并坚守民主原则，它所需要的不只是超然的道德原则：它必须培养特定的感情，并教会人民同情地理解他人的生活。她相信，人文教养对于一个健康的民主社会而言不只是重要，而是起决定作用，关乎它的命运。她在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美育”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增强版——通过诗歌、音乐和艺术来提升全体公民的情商。她写道：
尊敬本身是冰冷和倦怠的，不足以克制某些人在另一些人面前横行霸道的恶趣味。公共文化不能是不温不火、缺乏热情的。
到1990年代末期，印度变成努斯鲍姆思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以至于她后来警告一位《高等教育纪事报》的记者，自己在印度的工作“是我心之所系，我对人生意义之感悟的关键所在，如果你对此不够重视，你就根本不了解我。”她趁学校假期的时候跑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她从来没缺过课）并且面对面接触了许多贫困的女性。她说她感觉自己仿佛是“发展中国家的穷人所延请的律师”。
进入六十岁以后，努斯鲍姆忙于女权主义的意识唤醒工作，她说自己培育了一种“多莉丝•黛式体面”形象，而且她怀疑左翼的团体迷思。一旦她开始研究非西方国家女性的生活，她就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但是属于一种不太时尚的类型：她是一个传统的自由主义者，在一个后现代学者把理性视为压迫的工作或伪装的时代，她相信理性的力量。她主张，世界各地女性的福祉可以通过普适性的规范——一个国际性的再分配体系——来得到改善。她不喜欢那些相对主义的女权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出于尊重其他文化的理由，女性应当对其他女性被殴打或被施行割礼的现象袖手旁观。在1999年出版的《性与社会正义》一书中，她写道，这种做理论的方法就像是“但丁所描写的那种道德堕落，在他笔下，有一群灵魂在地狱的门厅漫无目的的东游西荡，不断变换自己的旗帜，就是不愿意停下来，在任何道德或政治问题上表达明确的立场。他暗示，这种人是最可鄙的。他们甚至连地狱都进不了，因为他们在一生中从来没有捍卫过任何东西。”
《性与社会正义》书影
Martha Nussbaum, Sex and Social Justic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年，在一篇现在变成经典的《新共和》文章（”The Professor of Parody,” New Republic, Feb.22, 1999）中，她写道：学院派女性主义只对精英说话。它已经和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的现实斗争脱钩。她责备朱迪斯•巴特勒和后现代女性主义学者，因为她们“背离了的生活的物质面向，转向了与真正的女人的真实处境只有微不足道的关联的一种口头和象征政治。”她觉得，这些激进思想家更专注于代表问题，而不是其他阶层和文化中的女性的切实需求。她写道，这种姿态“看起来很像清净无为（quietism）。”在表示不赞同某种计划和观点时，这是一个她常用的词汇。
在回应这篇檄文的读者来信中，女性主义评论家盖亚特里•斯匹瓦克（Gayatri Spivak）谴责了努斯鲍姆的“传播文明使命”。性别史专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评论道，努斯鲍姆“编织了一个为自己服务的道德童话”。
当努斯鲍姆在电脑前写作的时候，她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拥抱式的环境”，唐纳德•温尼克特曾用这个词来描述令婴儿感到安全和被爱的境况。她说，这时她感觉自己象婴儿一样在“跟玩具玩耍”。“这是我的书稿，但我在写作的感到我的父母双亲都在我旁边。关怀和拥抱的感觉来自我母亲，冲浪（surging）和兴奋的感觉来自我父亲。”
她说她试图在恋爱关系也找到这种“冲浪”的感觉。她总是被智识上卓越的男人所吸引。“我觉得这可能是我父亲在我心中留下的印记，”一天下午她对我说，此时她正吃着一小碗酸奶、蓝莓、葡萄干和松子的混合物，这是她大多数时候的午餐。我们在她位于十楼的宽敞明亮的家里，这里有12扇窗子俯瞰着密歇根湖，电梯可以直接把客人送进她家门厅里。房间里摆着几十个各种各样的大象，瓷的、金属的和玻璃的，这是她最喜欢的动物，因为其情商。“我经常看到我的闺蜜们非常理性地选择没有太多雄心壮志的男人。这样做的结果不错，因为这样的男人确实能够给她们带来安定的生活。我有时也想，在恋爱和性方面有这样的品位不也挺好吗？但我确实没有。”
在1995年转会到芝加哥大学之后（此前她有七年任教于布朗大学），努斯鲍姆陷入了与卡斯•桑斯坦的漫长恋爱关系。桑斯坦曾经出任奥巴马总统的信息与规制事务办公室主任，是少数几位与她本人一样多产的作者之一。努斯鲍姆说，自己早在青春期就发现了自己的恋爱范式，那时她读了柏拉图的《斐多篇》，注意到其中关于两个男人之间浪漫关系的描述，对他们将“热烈的爱欲激情与对真理和正义的共同追求”结合起来的方式感悟颇深。她和桑斯坦（现在已和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结婚）并没有住在一起，各自的作品都受到对方的启发。在一篇题为“物化（Objectification）”的很有影响的文章里，努斯鲍姆借用了桑斯坦曾经阐述过的一个观点，即：性关系中某些形式的物化既是难以根除的，也是很奇妙的。从女性主义思想关于这个问题的标准说法偏离开来，努斯鲍姆为桑斯坦的观点辩护，她指出：在某些情况下，被当成性物品，“一种神秘的玩物般的存在”，可能是人性化的，而不是道德上有害的。这使我们有可能达到一种她在作品中时常赞美的状态：“对自我封闭和自我满足的摒弃”。
2013年8月，桑斯坦现在的妻子，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图左）正准备会见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桑斯坦（图中）正站在远处凝视着她。
对于哲学思考可能与激情和爱不兼容，努斯鲍姆一直保持警醒。她认识到写作可能是“一种让自己与人生保持距离的方式，甚至是一种控制人生的方式，”她如是说。在1990出版的《爱的知识》这本书中一篇半自传性的文章里，她刻画了一位用日记本和笔来应对自己的心碎经历的女哲学家；她把自己的经历分类整理，详细列出了一位理想爱人的各种品质，然后对照比较自己爱过的男人。她写道：“你现在可以看到这位女士是个怎样的人，她无时无刻不在思考。她不会简简单单地哭，她会追问哭泣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一滴眼泪，一个论题。”
努斯鲍姆不确定自己保持理性超脱的能力是天生的还是习得的。在三个场合，她提到一场儿时的经历，她那时无法控制自己对母亲的恼怒，因为她在下午喝酒，她为此扇了母亲一耳光。贝蒂警告她：“如果你跟我作对，我就没有理由活下去了。”努斯鲍姆祈祷自己能抛开一切愤怒，担心怒气的潜能是无限的。她说：“我认为它会杀人。”
愤怒是她现在极少经历的情绪。她毫无例外地与所有前任保持着友谊，桑斯坦、森和艾伦•努斯鲍姆都毫无保留地肯定了这一点。在上个月出版的新书《愤怒与原谅》中，她反驳了许多心理治疗师和女性主义者都坚持的一种观点，即“人们（尤其是女性）通过拥有、培育和宣泄愤怒来获得自尊”。她写道：认为愤怒可以恢复已经被破坏的东西是一种“神秘的幻觉”，一种“形而上学胡说”。她认为体现在这种情绪中的是一种非理性的意愿：“如果我让人痛苦，事情就会变好”。她写道，哪怕是革命正义运动的领袖们也需要避免这种情绪，转向“更理智的个人和社会福利思想”。（她承认，“有人可能会反对说，我的主张听起来就是一个中上阶层的、（前）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的主张。我的确是这样一个人。但不能因为这样就认为我说得不对吧？”）
《愤怒与原谅》书影
Martha Nussbaum, Anger and Forgiveness: Resentment, Generosity,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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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斯鲍姆花了很长时间来处理愤怒问题。在1990年代，当她论证所有人都有权拥有的十种能力（她在一系列文章中反复修订了这个清单）的时候，她曾经与女性主义法学家凯瑟琳•麦金农（Catherine MacKinnon）辩论过“义愤（justified anger）”是否应当被加入这个清单。努斯鲍姆担心表达愤怒会导致的暴力，但麦金农认为自己说服了努斯鲍姆，让她相信愤怒有时是“一种信号，表明自尊没有被轧碎，表明人性在被认为已经泯灭的时候仍在燃烧。”努斯鲍姆决定从一种更加正面的视角来看待愤怒。她说：“我当时认为我可能是被自己的历史欺骗了。”在几年之后的一次访谈中，她说，在多年训练自己压制愤怒之后，向一位朋友表达愤怒是“生命中最大的愉悦”。在2003年的一篇文章中，她说自己“一直或多或少愤怒着”。
当我问她为什么会有不同的自我认识的时候，她在前往墨西哥的飞机上（当时她正飞往普埃布拉做讲座）回了我三封邮件，解释说自己此前改变对愤怒的看法是因为对这种情绪的研究还不够深入。她曾经历过的不是羽翼丰满的愤怒，而是一种“过渡性的愤怒”，这种情感状态体现的是一种想法：对于社会不公，我们应该做点儿什么。在另一封空中电邮里，她澄清了一下：
去年，努斯鲍姆经历了一次肠镜手术。她不想错过一个工作日，所以拒绝注射镇静剂。当她看到自己那粉红、细小的阑尾时，她震惊了。“这是你身体中一个疼起来会占据你整个身心的部分，而你平时根本不会注意到这个部分，”她告诉我。“我喜欢这种熟悉过程：这就像跟自己达成妥协。”
当她告诉她的朋友们，自己在整个手术过程中都很清醒，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他们觉得不把自己的意识搞得迷迷糊糊而经历手术过程是一件很恶心的事情，”她说。对于男人想要被镇静，她一点儿也不感到奇怪，但她无法理解为何象她这个年龄的女人会避免看到自己的器官。“这同一帮女人曾经在读完《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之后倍受鼓舞，”她告诉我。“我们曾经说，‘别不敢直视自己的阴道。别把自己的月经当成恶心的东西。赞美它，因为它是我们自己的一部分！’现在我们都六十好几了，却再次讨厌自己的身体，在需要面对它时希望被弄昏。”
努斯鲍姆认为厌恶“在自我周围划定了明确的界限”并且暴露了对人自身感到的羞耻。当她跟年轻同事一起去购物的时候——她最喜欢的设计师是亚历山大•麦克奎因（Alexander McQueen）、雅泽黛因•阿莱雅（ Azzedine Alaïa）和赛思•艾伦•亨德森。亨德森在“天桥风云”节目中获奖后，她和他成了朋友——她经常只穿着内衣就从更衣室里跑出来。身体功能也不会令她感到尴尬。当她在外面长跑的时候，她不会介意在树丛后面小便。 有一次，她和女儿瑞秋（现在是丹佛市的一名动物权利律师）一起在巴黎，她一天晚上在杜伊勒里宫的花园里撒了一泡尿。（当我们见面的时候，瑞秋三言两语就把我打发了；努斯鲍姆告诉我，瑞秋虽然与她一起合写过几篇关于鲸鱼的法律地位的文章，但非常警惕被人看成是妈妈的小跟班）。
赛思•艾伦•亨德森（Seth Aaron Henderson）。《天桥风云》是美国的一档时装设计师展示才华的真人秀。开播以来屡次获得艾美奖提名，荣获文化成就奖。
努斯鲍姆承认，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身体的所有变化都保持愉悦变得越来越困难。最近，当她照镜子的时候，她开始感到伤心，尤其是越来越对自己的鼻子感到陌生。下沉的软骨造成了一个新的隆起。她问那位在她额头上注射肉毒杆菌素来除皱的医生应该怎么办。“他是一位极简主义者，”她告诉我。“他非常有艺术感觉。”他在她鼻子末梢上端加入了填充物，从而解决了这个问题。她并不讨厌这么做。“但我的确非常在意的是，在我这个年龄，我不得不非常当心自己的形象，随时有可能被认为不够迷人，”她对我说。“有些女人，比如格美因•格里尔（Germaine Greer），会说：不用操心男人、忘记他们看自己是一种极大的解脱。但我的感觉不是那样！我关心男人怎样看我。我喜欢男人。”
在一本即将于明年出版的、暂时定名为《聪明地变老》的书里，努斯鲍姆和索尔•列夫摩尔（Saul Levmore）一起探索了老年的道德、法律和经济困境。他们说这是一个被哲学忽略的领域，“一个未知的国度”。这本书被设计为两位正在变老的学者之间的对话，分析了年龄变老影响爱、友谊、不平等以及交出控制权的能力的方式。他们都拒绝认为变老是一种放弃。努斯鲍姆批评文学作品中对拒绝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放弃和羞耻感的老太太“强加一种因果报应”的倾向。她呼吁为老年问题而展开一场“非正式的社会运动，就像女权主义的‘我们的身体’运动那样，一场反对自我嫌弃的运动”。她鼓吹瓦尔特•惠特曼的“反嫌弃”世界观，他赞美“海绵般的肺，囊状的胃，温柔洁净的肠⋯⋯流淌在你我身体里的稀薄的红色果冻⋯⋯哦，我说，这些不只是身体的部分和诗歌，还是灵魂的。”
在去年夏天的一次同仁工作坊上，芝加哥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们济济一堂，讨论这本书稿的两个章节。努斯鲍姆穿着合身的紫色套装和高跟拖鞋，她的金发看起来像是刚刚烫过。她看起来像是为另一个场合而不是其他教授们参加的这个场合而打扮的。作为她的日常状态，她看起来高兴但不一定幸福。
在其中的一章，列夫摩尔主张，雇主要求雇员在一个双方同意的年龄退休应该是合法的，而努斯鲍姆写了反驳意见，标题是“没有可见的终点”。她说看到其他国家的同事被迫退休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而康德、卡托和高尔吉亚都是直到高龄才写出了自己的最佳作品。
右翼自由主义者理查德•艾普斯坦举手发言，他说，与其确定全国性的退休政策，不如让每个机构自己作出决策。“这样，充满活力和气势的玛莎就可以得到来自其他四个地方的聘请，走马上任并继续工作，”他说。
她打断他说：“当然，我可以去别的地方继续工作。但我不想去。”她说，如果被迫退休，“那会深深地影响我的心理。而我不确定我会怎么做。我可能会离开，然后做一些有趣的事，比如当领唱者。但我也可能得上抑郁症。”
“玛莎，这太个人化了，”艾普斯坦说。他所担心的不是“玛莎不退休。而是一大群早已了无生气的家伙也不退休。这对机构来说是巨大的成本。”
当另一位同事指出没有人知道老年学者何时能达到学术巅峰的时候，玛莎引用了卡托来回答，他写道，人们可以通过朝气蓬勃的身体和精神锻炼来抵御衰老。她对人生的这一最后的、脆弱的阶段的歌颂来自于她自信不会如此脆弱。她说自己的祖母一直活到一百零四岁。她说：“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人生观？这关乎你非常年轻的时候养成的习惯——锻炼的习惯，乐观积极的习惯。所有这些都促生着一种生命不会停止的感觉。”
不久之前，努斯鲍姆买了一条杜嘉班纳（Dolce & Gabbana）的裙子，上面点缀着水晶星星和雏菊。她把挂在衣架上的裙子举到下巴那里，对我说：“它给人一种欢快的感觉。”她打算穿着这条裙子去参加纳萨尼尔•列夫摩尔的毕业典礼，她把他称为干儿子。纳萨尼尔是索尔•列夫摩尔的儿子，他总是很害羞。索尔告诉我：“在我的俩儿子中，这个一直是处在下风那个，当然玛莎喜欢他，他们可以聊无数个小时。玛莎对占下风的孩子特别偏爱。越是占下风，在她看来越迷人。”
努斯鲍姆曾经带着纳萨尼尔去博茨瓦纳和印度旅行，而且，当她招待人吃晚餐的时候，他常常是倒酒那位。去年夏天，我和他们一起去观看《星际迷航》的露天放映，驾车的一个小时中他们一直都在讨论纳萨尼尔的学院把开学日定在犹太新年是不是反犹主义的表现。他们的持之以恒既令人动容又十分讨厌。每当我认为问题解决了，对话可以结束了，纳萨尼尔总是提出一个新的论点，而努斯鲍姆总是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论证这种日程安排的确是反犹的。
最近，当我在努斯鲍姆家吃晚餐的时候，她说她很遗憾纳萨尼尔不能来。我们坐在她家厨房的吧台，面对着一张芝加哥白袜队海报，吃着她前两天为法学院院长和八个学生准备的一顿精致而丰盛的晚餐剩下的菜。她把每一盘菜都分给我很多，自己吃着一小碟酸奶酪、米饭和菠菜。
我提到，索尔•列夫摩尔说她是如此钟情于失败者，以至于甚至同情一名曾经跟踪过她的前学生；这名学生似乎有精神疾病，用大量威胁性的电邮来轰炸她。“我同情任何弱者和脆弱的生物，”她说。她提到几天前刚刚看过的一段视频，是关于一窝刚出生的小秃鹰的。当她看到秃鹰妈妈把全部食物都给其中的一只时，她都快崩溃了。她说：“另一只不断试图吃到一点儿东西，但什么都没得到。我想它会变得越来越弱。然后我问我爱好观察鸟类的朋友，他说这种兄弟姐妹竞争在这一类动物中十分常见，吃不到食物那只会死。知道这个后我非常不开心。”
我问：“这不是你跟你妹妹之间的动力机制吗？”
“嗯，可能是这样，”努斯鲍姆说，她的手指摩擦着碟子边缘。“就是这样，我猜。”她说她妹妹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快乐了些；她在教会的音乐工作欣欣向荣。她说：“这是我们在明天的课上要讨论的问题。罪感能否是创造性的？”她舔着手指上的汁液说。“罪感甚至不是正确的词汇。这是一种忧伤，一个人的成功以另一个人的失败为代价。”
我们开始谈论她打算在她关于变老的新书中写作的一章，涉及如何回顾自己的一生并将之转化成一段叙事。“你捍卫过什么东西，还是没有？”她说她一直很欣赏约翰•斯图亚特•密尔的临终遗言，据说是：“我做完了我的工作”。她在许多访谈和作品中都引用过这句话，将之作为一种活得精彩的人生的标志。临终的密尔形象与她心目中父亲的临终形象不无相似之处，她父亲是在把文件放进公文包的时候去世的。努斯鲍姆时常把这描写为一种好的死亡方式——他直到去世时还在工作——但她的哥哥和妹妹却把这看成他孤僻的表现。
她说：“如果我发现自己下个小时要死，我不会说我做完了我的工作。如果你有美好的人生，你通常总是觉得自己有做不完的事情。”她好奇密尔是不是因为容易感伤而太早放弃了。
“这听起来一点儿也不象最后的话，” 她继续说，“而且人很少因为耗尽了有用的观点而死去——除非你已经真的病了很长时间。”她说她只住过两次医院，一次是生孩子，另一次是十一岁时去做手术把左耳的上端固定到脑后。它本来是只招风耳，她父亲担心长这样的耳朵吸引不到男生。“我那时对脑袋上缠着大绷带感到非常高兴，”她说。“我正要在《圣诞颂歌》中扮演马雷的幽灵，这绷带效果不错。”
她起身收拾碗碟。“你使我感觉自己选错了临终遗言，”她在水槽边喊道。出来时她拿着两大块蛋糕。“我觉得临终遗言很傻，”她边说边给自己切了一小条蛋糕：
“临终遗言的最好用途可能是跟你爱的人说再见，而不是谈论你自己。”
平台编辑：Antonio
延伸阅读
《正义的前沿》
[美] 玛莎•纳斯鲍姆 著
西方传统中，社会契约理论是最强大的社会正义理论之一，罗尔斯的正义论在当代首屈一指，但它也未能解决如下三个社会正义问题：我们如何把教育、健康关怀、政治权利和自由等这些平等的公民权利延伸到那些身体和心理不健全者；我们如何把正义和有尊严的生活条件延伸到世界上所有的公民；我们如何把非人类动物纳入到我们的社会正义观中。玛莎•纳斯鲍姆的杰出著作《正义的前沿》，正是从处理这三个长期被现存理论所忽视的、亟待解决的社会正义问题入手，从而寻求一种可以更好地指引我们进行社会合作的社会正义理论。
《寻求有尊严的生活》
[美]玛莎•纳斯鲍姆 著
如果GDP每年都在增长，但却始终有相当比例的民众无法接受基础教育，没有医疗保险，我们能否认为这个国家正在进步？纳斯鲍姆教授在本书中批判了以GDP为指挥棒的发展路径，认为当下主流的发展理论忽视了最根本的对尊严和体面的人性需求。
本书陈述了能力发展模式的结构和政策意义，勾勒出一种有别于罗尔斯正义论的新政治理论，并且讨论了它的哲学渊源和脉络，在承认文化差异的前提下，论证了能力理论路径的普遍价值。纳斯鲍姆同阿玛蒂亚•森教授以及其他同道一起，从最基本的问题出发，通过关切个体人的故事，追踪政策对日常生活的效应，寻求推动民众活出丰满且有活力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