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农村改革是怎么搞起来的（二）

改革开放是党的历史上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以一往无前的进取精神和波澜壮阔的创新实践，谱写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自强不息、顽强拼搏、与时俱进新的壮丽史诗。下文是万里同志回顾农村改革的历程。

文 | 万里

本文选摘自《改革开放口述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11月版

第二个回合是突破“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实行联产计酬，包产到组

安徽的“六条”是在全国学大寨、搞穷过渡的风浪中制定下发的。那年（1977年）冬天，差不多与安徽“六条”发布的同一时间，中共中央发了个49号文件，提出今冬明春要把10%的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而安徽的“六条”突出的却是：加强经营管理，建立生产责任制，可以组织作业组，可以责任到人；允许和鼓励社员经营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等。这些都是与学大寨和中央49号文件精神不一致的。特别是生产队的自主权，是当时农村工作中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强调尊重生产队自主权，就是反对瞎指挥。这个问题对农业生产影响太大了。我曾经说过，只要尊重生产队自主权，除掉瞎指挥，就可以增产10％以上。这一点，原来在“六条”中经营管理那一条里只提了一句，后来我觉得这个问题太重要了，就建议把它分出来，单独写了一条。生产队的自主权包括生产的自主权、分配的自主权、劳动力支配的自主权等。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它种什么，怎么种，都要由上面决定；生产的东西，甚至吃多少口粮，也要由上面来规定，那农民还有什么积极性？我感到人民公社实际上是把农民当作“奴隶”了，使他们失去了生产自主权、产品支配权，极大地压抑了农民的积极性。我发现了这个问题，但当时不能公开说，因为人民公社是上了宪法的啊。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后，我发表了点意见。我说，从安徽的实际情况来看，当前主要是如何调动农民积极性的问题，而不是什么机械化问题。这是个最重要的政策问题，农民没有积极性就没有了一切。“一大二公”“穷过渡”“大概分”这一套，不仅不能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相反，还打击、压抑了农民积极性。要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就必须在经济上使他们得到实惠，在政治上切实保证他们的民主权利，所以要特别强调尊重生产队的自主权。

“六条”下达后，安徽农村普遍加强经营管理，农业生产责任制有了迅速发展，从不联产到联产，于是就提出了个联产承包的问题。不少地方开始划小核算单位，有些地方搞起了包产到组，凤阳县有的地方搞了大包干（到组）。这年秋收以后，许多地方搞了包产到组，极少数地方偷偷地搞了包产到户。群众普遍认为这种办法好，联产承包责任制发展很快。

正当安徽各地农村热火朝天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组迅猛发展的时候，《人民日报》突然发表了“张浩来信”。那天我在合肥，听到广播后，我说糟糕了，这跟“六条”规定精神相反，是批安徽的。我说得赶快给全省各地打招呼。我给王郁昭（当时的滁县地委书记）打了电话。我说：不要管它（指《人民日报》）怎么讲，我们该咋办还咋办；谁的话它都登，我们不能听他们的，我们已经实行的政策不能变。同时，我们以中共安徽省委名义，向全省各地发出了八条紧急“代电”，要求各地不论实行什么样的责任制，都要坚决稳定下来，集中精力搞好春耕生产。第二天（3月16日）一早，我就出发到下边去了。首先到了皖东的全椒、滁县、定远、嘉山等县，一路上做稳定干部、群众情绪的工作。我一再讲，“责任制是省委同意的，有什么问题省委负责”。“既然搞了，就不要动摇。”“生产上不去，农民饿肚子，是找你们县委，还是找《人民日报》？”“《人民日报》能管你们吃饭吗？”经过紧张的、大量的工作，绝大多数地方干部、群众的情绪稳定下来了，但个别县的领导不行。他们不听省委的招呼，跟着那封“读者来信”干了。霍邱县1/3的生产队由联产承包退到不联产。结果，周围各县因为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1979年普遍比1978年大幅度增产；而霍邱县不但没增产，反而减产了20％。为此，我提出要撤县委书记的职。

凤阳在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时搞的是大包干，开始是包干到组。包产到组与大包干到组都是包产到组，但包干到组更简单些，更彻底些。“大包干、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人民日报》发表“张浩来信”和“编者按”后，那里是更紧张一些。由于他们听了省委、地委的意见，不但没有变，稳定下来，而且还有所发展，但有些人心里总是犯嘀咕。不久，我到凤阳去考察，县委书记陈庭元说，全县广大干部和农民都热衷于搞“大包干”，“张浩来信”这股风被大家顶住了，但有些人还有顾虑，主要是干部怕错，群众怕变。他说，现在有人批我们搞“三级半核算”，违反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我说，只要能增产，什么都不要怕，三级半核算也好，四级核算也好，多个半级一级的，有什么了不起，照样是社会主义嘛。家庭也要搞经济核算，那不是五级核算了吗？搞生产，搞经营管理，都必须讲经济核算，不搞经济核算怎么行呢？不要管他们那些。不管哪种形式的责任制，只要能够增产增收，对国家有利，对集体有利，对农民有利，群众愿意，就要坚持下去。这可以说是第二个回合，主要是围绕“张浩来信”前后的斗争。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

万里、曾培炎、陈锦华等改革开放重大决策亲历者真情讲述

改革开放口述史   

978-7-300-26385-4

欧阳淞  高永中  主编    

98.00元

20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