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位学者谈国家治理：中国之治，世界之鉴丨《对话中国》

中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成就说明：治理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使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断优化的必由之路。

——《对话中国》

古人讲，“天下之势不盛则衰，天下之治不进则退”。治国安邦，是一切时代、一切国家的首要课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向世界亮出了“中国之治”的旗帜，彰显了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自信和底气。

历经了40多年改革开放和发展，目前，中国的治理模式有哪些特点？中国政府在治理方式的改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上，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中国和西方的国家治理逻辑存在哪些不同？中国经验对于世界各国的治理而言，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邀请，三位政治学领域的中青年学者围绕“国家与社会关系”“国家治理的逻辑和模式”“协同治理”等主题，从几个问题入手进行了讨论。

燕继荣，政治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常务副院长，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政治学研究基地——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长期从事政治学教学与研究工作，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国家治理、政府管理；主要学术著作包括：《中国治理》《走向协同治理》《社会资本与国家治理》《西方政治学名著导读》《发展政治学》《现代政治分析原理》《政治学十五讲》。

张善若，政治学博士，旅美政治学教授。1999 年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获得法学学士学位，随后赴美留学，师从政治心理学和政治学方法论大师、美国政治学会原会长 M. Kent Jennings 教授。2007 年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在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政治学系任教至今。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政治文化、政治文化理论、话语政治以及文本分析知识论、方法论。出版著作：《Confucianism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olitics : AnActionable Account of Authoritarian Political Culture》。

王裕华，政治学博士，哈佛大学政府系副教授，先后于北京大学获得学士和硕士学位、密歇根大学获得博士学位。研究领域主要是中国政府与政治、国家与商业的关系、政治科学、比较政治学等。出版著作：《Tying the Autocrat’s Hands ：The Rise of the Rule of Law in China》 。

从世界范围看，改革是一个重要的主题，当今各国都面临着程度不一的问题和改革需求，而不同的国家在治理与改革中呈现出不同的逻辑和模式。您认为中国和西方的国家治理逻辑存在哪些不同？中国目前的治理模式有哪些特点？

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治理逻辑，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问责机制。

所谓的“西方国家”之间存在很多差异。中国和西方国家的治理逻辑，一个关键的不同之处在于问责机制。在西方国家，选举是问责政客的主要机制：候选人做出竞选承诺，选民根据这些承诺选择支持哪个候选人或者政党。候选人当选后应履行他们的承诺。如果政客们不履行承诺，选民通过投票让政客及其所在的政党下台。很显然，我刚才描述的是理想的西方国家类型，现实当然不是完美的。
在中国，主要有两种问责机制。一个是自上而下的问责机制。干部考核体系规定了评价官员绩效的某些标准，官员的晋升与这些标准密切相关。但是，干部考核体系存在许多相互矛盾的标准，例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等考核标准之间是相互矛盾的，官员不得不面临艰难的折衷。此外，中国官僚机构仍不完善。另一个是自下而上的问责机制，如信访制度。

一个国家的治理逻辑和模式，是历史与现实诸多要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当今中国的国家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接过历史“接力棒”之后主导创建的。从历史的角度看，近代以来中国国家面临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初以党救国、以党建国、以党治国的制度选择路径。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中国作为后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的紧迫性，以及“落后挨打”的国民记忆所激发的“赶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初党政部门居于主导地位的国家制度特点。不过，经过70 年的发展，尤其是经历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国情发生了很大改变，国际地位也与 70 年前的情形完全不同。
客观地说，中国具有强有力的政党组织领导和动员系统、高效的政府执行系统、高度集中的中央协调系统。这样的制度安排在有些时候也存在“短板”：国家上层制度相对完善，且功能强大，但国家下层制度薄弱，且功效不足。这造成了国家治理更多地表现出党政“内系统”发挥强大功效，但缺乏社会作为“外系统”的积极呼应，这种情况会产生内外系统脱节的风险。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文化上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对政治核心力量的认识。

过去几十年，国内外政治学对“治理”的观察和分析集中在制度层面。西方政治学界面临着一种大制度（苏联体系）的解体以及全球范围内民主制度的建立。中国政治和政治学则面临着“体制改革”的重大任务和命题。然而西方政治文化研究的一系列成果，特别是文化制度契合理论（congruency theory）和政治社会化理论（socialization theory），都展示了政治制度和文化的相辅相成的作用。广义地说，西方的文化研究走在社会科学发展、社会思想发展的最前沿。福柯、哈贝马斯、布迪厄的研究聚焦在思想、知识、传播等与政治生活的互动，属于政治文化领域内的问题。如果说外在的政治制度等是硬件，那么内在的政治价值观、意义体系、日常习惯便是软件。制度和文化相互配合，目的就是解决一个政体面临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地广人多、疆域辽阔、大一统中央集权、地方情况复杂多变，这样的政治环境决定其政治体系的主要任务，便是如何平衡统一的中央指令和多样的地方情况，真正做到上传下达；如何选拔优秀人才，保持政体活力；如何保持资源在经济阶层间、地域间、城乡间的流动，并且使这种流动成为社会公平的调节杠杆和实现方式；如何稳中求变、鼓励创新，以提高适应性、推动新发展。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是中国政治体系千百年演变的核心推动力。
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学者通过对“现象”如何发生、如何被解释等问题的讨论，强调“前理解”（蕴含在文化和知识体系中的既有的视角和思维方式）对“现在是什么”“将来会怎样”等问题的塑造性影响。治理模式不是设计出来的，而是演化而来的，是通过不断尝试、成果检验、经验积累而得来的，是基于大量实践、在“学”与“行”的互动中提炼升华出的方式方法。
中国与西方国家在政治文化上最根本的差异，在于对政治核心力量的认识：中国认同“合力”，美国认同“分力”，欧洲介于两者中间。中国的大一统实践和儒家文化都倡导“向心力”——个人融入集体、集体融入社会、社会融入国家。在西方，欧洲漫长的封建制度与王权之争、教会与王权之争，美国独特的建国历程都使得分权、制衡成为其现代政治思想最核心的内容，“离心力”成为主要动力。
两种政治文化各有利弊，但是“和”对中国人是自然、自如的状态，正如“分”在美国政治文化中是自然状态一样。在此框架下，中国治理模式围绕着政府官僚体制展开，以教育、岗位竞争为其选拔优秀人才，用道德讨论为其设置约束和规诫机制，政治活动以“为民做主”“得民心”为目标。这样的模式借用“向心力”，也巩固“向心力”。美国政治的核心机制是选举，一切政治活动和激励体制围绕“选”和“再选”进行。近年来，政治体制的各个部门大部分精力花费在两党倾轧上，治理效能已经不再是主要目标，道德已经不再是底线，意识形态成为不可跨越的鸿沟，民意、政治知识也随着社会媒体的“百花齐放”而变得五花八门。掌握合与分的平衡是两种模式的共同目标。随着社会的多元、开放，如何在“向心力机制”下鼓励多样发展，是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如何增强党、派、组织、机构的凝聚力则成为美国政治的大课题。

中国经历了 40 多年改革和发展的历程。在您看来，中国政府在治理方式的改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上，有什么突出的表现？中国 40 多年改革和发展历程对于世界各国的治理而言，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中国在改革期间，尤其在改革初期，有很多突出的表现。

首先，政治制度激励了官员大力发展经济，使他们能够积极参与改革。其次，依靠外国资本推动改革进程的决定，带来了先进技术。最后，对基础设施（高速铁路、地铁系统和高速公路）的高投入降低了交易成本，增加了就业。在政治方面，中国避免了塞缪尔·亨廷顿所描述的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中潜在的不稳定性。改革期间，维持相对的政治稳定虽然成本很高，但却是中国与撒哈拉以南非洲、东南亚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发展中国家相区别的一个关键特征。

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如果能够积极认识和克服现有知识体系的局限，就能为世界性的政治学研究做出贡献。

由于治理模式与政治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我认为将中国治理置于中国政治发展的语境中进行评价最合适，看看它是否实现了中国的目标、办好了中国的事情、解决了中国的问题。中国治理对西方的作用，主要是知识层面上的。西方现有的社会科学被赋予“普世真理”的价值，其实是以欧洲社会工业化为起源，以冷战政治为加速器，以西方经验为主要材料，以西方的政治现实和想象为主要视角，又主要服务于西方政治目的。中国治理的发展，对这一套知识提出了不容忽视的有力挑战，在关于治理的一系列问题上，开辟了不同于西方模式的、存在于西方全球民主化的话语之外的理论空间。
我们也需要认识到，西方对中国的认识、研究，短短两三百年而已，比较成规模的、试图透过表面看本质的努力也仅仅几十年。中国作为“远东”，可以说是欧美世界接触到的最晚的国家之一，而这一段接触期又是中国历史非常特殊的时期，不能充分体现中国治理模式的常规和全貌。
中国治理模式发展数千年，绝大部分是在中国政治文化主导、与西方世界隔离的情况下发展的。以西方为主体的现代知识体系，伴随欧美数百年殖民经历而发展，西方在软硬实力上升过程中养成了居高临下的姿态、以己度人的习惯。而这正是中国政治研究所处的真实的知识环境。中国治理模式的活力和成效，迫使西方直视中国，认识并且承认其知识体系对中国政治的不了解。我们希望这样的认识能够促使西方学界更上一层楼，比较全面地认识中国问题、中国情况和中国治理的特点。研究中国政治的学者，如果能够积极认识和克服现有知识体系的局限，就能为世界性的政治学研究做出贡献。

治理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使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断优化的必由之路。

中国在 40 多年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发生了治理观念变革、治理体系变革、治理政策变迁以及治理行为调试等积极的变化。从中国的实践来看，为了改善治理绩效，中国政府推进了管理导向（如结构性改革、功能性改革、程序性改革、人事改革）、服务导向（如推动公共设施的普及化、构建服务型政府）、自治导向（如推动旨在放松管制、激活社会的改革）、协同导向（如实现多元主体和机制的共管共治）的创新改革，营造政府机制、市场机制、社会机制相结合的“协同治理”格局。
中国在改革与发展的具体实践中，一方面开发既有的正式制度和机制的潜力，让政党、政府等权力机构以及传统的群团组织发挥新的机能；另一方面，激活企业、社会组织、社区的功能，让新型社会主体和要素在社会治理乃至国家治理中发挥应有作用，努力实现“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种力量的对接，创造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中国经验。
中国 40 多年改革开放的历程和成就说明：治理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是使国家与社会关系不断优化的必由之路。

 （本文选摘自《对话中国》，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年10月版。）

《对话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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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国》

中宣部2019年重点主题出版物

《对话中国》编写组 著

2019-10

本书邀请中外知名学者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等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从不同视角向国内外读者介绍新时代中国的发展理念、发展方向、发展道路、政策主张，系统回应国际社会对中国各方面发展的关切，客观阐述中国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和观点，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70年来的辉煌成就。本书兼具学术性、理论性与可读性，是一本适合国内外读者认识中国、了解中国的简明读物。 

目录

 1、 李君如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读懂中国，关键是读懂中国共产党

2、吴晓求与杰弗里•萨克斯

中国与世界的 70 年：过去、现在和未来

3、 臧峰宇与罗兰•博尔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内涵与现实价值

4、王义桅与马丁•阿尔布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对话

5、 韩震与卡林•罗马诺

中国哲学、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6、贺耀敏与金胜一

中华优秀文化的世界意义

7、燕继荣与张善若、王裕华

中国国家治理的模式与面临的挑战

8、刘复兴与白杰瑞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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