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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出版65周年·“我与人大社”| 汤仁泽:一波三折,《梁启超全集》的出版

与时代同行的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3-08-28



新中国的大学出版事业,从这里开始。

1955年-2020年,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65岁了。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家大学出版社,65年来,人大出版社与中国高等教育事业相伴,与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共成长,已发展成为中国马克思理论出版重镇、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出版重镇、国际版权引进与输出的文化交流重镇……


“为读者着想 与时代同行”。


值此65周年社庆之际,我们将推出“人大出版65周年”系列文章,回望我们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中国学术史和中国出版史上留下的足迹,梳理和展望我们在新时代谱写的奋斗华章,共贺人大出版社六十五载峥嵘岁月。 



本文系《中华读书报》刊发的

人大社作者以“我与人大社”为题讲述的

他们与出版社交往合作的经历和感悟。












小编按: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迎来成立65周年之际,人大出版社的作者以“我与人大社”为题讲述了他们与出版社交往合作的经历和感悟。


《中华读书报》11月25日刊出系列文章的第一辑,推出汤仁泽、李秋零、李幼蒸三位学者的文章,他们分别回顾了《梁启超全集》《康德著作全集》《胡塞尔著作集》等几套大书背后的故事。


著译艰辛,出版不易,个中甘苦,俱见于字里行间。小编在此陆续刊发几位作者撰写之原稿,以飨读者。



一波三折,《梁启超全集》的出版    

文|汤仁泽


汤仁泽在《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上发言


梁启超曾作《先秦学术表》,“屡次易稿,费十余日之精力,始得完成,耗时用力,可谓甚大”,梁十分满意自己的付出,“然因此范繁赜的史事为整饬,化乱芜的文章为简洁,且使读者一目了然,为功亦殊不小”,(《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而今我们能将梁氏零散的著述汇集成册,将含糊的写作年月考证确定,也不失为一件极有意义的事。


梁还说:“如近三十年来的中国历史,若把西太后、袁世凯、孙文、吴佩孚……等人,甚至于连我梁启超,没有了去,或把这几个人抽出来,现代的中国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能预料。但无论如何,和现在的状况一定不同。”(同上)梁启超在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学术史等领域都是一位绕不过去的人物,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梁启超,《梁启超全集》不可或缺。


2018年3月,20卷本《梁启超全集》,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精心编辑,终于与读者见面了。为一部著作的编纂和出版,经历了三十多年的漫长跋涉,回忆往事一幕幕,犹如在昨天。


《梁启超全集》 (全二十集)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
北京市社会科学理论著作出版基金重点资助项目
汤志钧 汤仁泽 编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8年3月


《梁启超全集》的编纂,是父亲汤志钧三十多年的坚持和辛劳的结果;成功的作品能嘉惠读者,是编者和出版社的共同心愿。且不说编纂的呕心沥血,备极辛劳,就“共同心愿”而言,也是一波三折,成书维艰。


第一波折掀起在上世纪80年代。1981年12月10日,直属国务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组长李一氓,副组长周林、王子野。1982年4月,中华书局论证、修订《中华书局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选题计划》,将《梁启超全集》列为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重点项目。8月23日,中华书局邀请汤志钧、金冲及、龚书铎、王庆成、曾业英、王好立、梁从诫等,就编辑整理《梁启超集》进行座谈。李侃主持,近代史室刘德麟、何双生、陈铮等参加会议,委托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组织实施,汤志钧任主编。


当时父亲年近六旬,以“梁氏撰著既富,报刊发表后,又有增改,恐无此精力”为由谢绝,但李侃先生一再相邀,父亲“限于情面,只得允之”。接着组织人力,拟出凡例:凡有手稿者据手稿,以历次发表注明;凡于报刊发表者据原刊,将以后结集对勘。以时间为叙,系年编集。嘱参加诸人:一、将梁氏撰文各种版本编目;二、将《时务报》《清议报》《新民丛报》中梁氏撰文先行搜集,并将此外刊物所载先行辑目;三、以上海为基础,俟稍有准备,至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暨梁氏家属处搜求散札佚篇。


汤仁泽与父亲汤志钧


父亲还利用赴台湾、香港、澳门、及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讲学、学术交流的机会,在各图书馆检索书藏,搜集散落在港台澳及国外的部分诗词、文稿、信札等资料。如1983、1992年应邀赴日本讲学期间,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东京国会图书馆、明治文库、冈山木堂纪念馆、守屋图书馆等发现的有关梁启超的书札、笔谈,又获得日本友人赠送的史料。1991年应新加坡国立大学之邀,协同整理丘菽园家属所藏康有为、梁启超等函札和其他藏件。还有在台湾、香港、澳门讲学或参加学术活动期间得到的资料,收获极大。


至1993年,缮成者约三分之一。但由于书业行情不佳等原因,出版工作被迫终止。


2003年再起波折。天津古籍出版社准备出版《梁启超全集》,纳入天津市重大文化工程,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向海内外人士征集梁启超散失的稿件、文本、信札、照片等。天津出版社作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编纂人员不足,巨大工程已成“父子合编”,又无资金支持,再次陷入困境。


两波平息,心存余悸,但编纂工作仍坚持不懈。


2007年8月,《清史》编辑部王汝丰教授等来访,重嘱继续,父亲以年高辞。岁尾,王教授再致长函,因“情深意笃”,“实难相拒”。次年1月14日,戴逸先生致函:“梁任公一代伟人,著作等身,泽被全国。逝世八十年,迄无全集问世。每念及此,辄以为憾。幸吾公寖渍于斯,致力多年,积稿盈笥,真有‘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感。”3月14日,王汝丰教授、孟超副社长偕总编周蔚华来访,父亲“欲罢不成”。由于天津古籍出版社未能推进,将《全集》列为“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重点项目,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负责出版。2014年《梁启超全集》被列入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有了可靠的经费保障。第三波汹涌而至,迎来了成功的曙光。


早先编纂时,用的是原始的纯手工抄写方法,搜集记录资料,校勘并标点(当年没有复制条件),后发现手抄稿难免出错,校勘也不便。于是,部分原稿改用复印件,为此重返各大图书馆寻找资料,校勘标点,注明发表时间及资料来源。所用稿纸五花八门,稿件堆积如山,2010年9月谭徐锋编辑专程来沪取稿时,塞满了巨大的行李箱,又来回数次,才搬运完。


2012年10月,父亲和我来到北京,与孟超副社长,王汝丰教授、中华书局编审陈铮先生、人大出版社学术出版中心杨宗元主任、李红、王琬莹、曹磊等编辑共商《全集》相关事宜,为制定《编辑原则》出谋划策。两个月后,收到吕鹏军编辑寄来的第二集、第三集和第十一集校样,自此,打响了长达六年之久的校订攻坚战。


20卷本梁集由编辑们分担校对,有李红、王琬莹、吕鹏军、吴冰华、符爱霞、罗晶、胡明峰、李文、许微微、王鑫、曹磊、丁桃荣等,一致的严谨和认真。我们通过电话、短信、邮件、微信校对,为一字一句,争论不休。有时坐公交或行走,也有手机铃声响起。特别是到了杀青阶段,各卷作了大规模调整,工作量成倍增加,编辑们下班后再上“火线”,我也时不时紧握手机,配合“应战”。说实话自己备尝艰辛,苦不堪言,但受到编辑们敬业精神的鼓舞和激励,烦恼消减了不少。然而以一己之力应付一个庞大的编辑部,时有招架不住的感觉。


2019年1月18日赴北京参加“《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受到杨宗元、李红、王琬莹等的热情款待,彼此畅谈十多年来编集出版的坎坎坷坷,无限感慨。我坦言:“有编辑私下告知:太紧张了,快疯了。可我觉得,真正被逼疯的应该是我。”


十多年来的往事一言难尽,我还想说一句:“出版人,你们真辛苦,多谢了!”


《梁启超全集》出版座谈会




作者

汤志钧,先后受教于唐文治、吕思勉、周谷城、周予同等知名学者。除了纂集近代上海的资料书籍之外,又参加了《辞海》的编订工作,协助周予同教授撰写中国经学史条目,并合署发表了多篇经学史研究论文。1972年,参与《宋史》标校整理工作。1978年上海社会科学院恢复,被调回历史研究所,任中国近代史研究室主任,1982年又任副所长。先后赴日本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戴维斯加里福尼亚大学、斯坦福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密西根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和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讲学。已出版的著述主要有《戊戌变法史论》、《戊戌变法人物传稿》、《戊戌变法史论丛》、《章太炎政论选集》、《章太炎年谱长编》、《戴震集》、《康有为政论集》、《戊戌变法人物传稿》(增订本)、《戊戌变法史》、《康有为与戊戌变法》、《陶成章集》、《近代经学与政治》、《梁启超其人其书》等。


汤仁泽,在中国历史研究尤其是戊戌变法研究领域有多年的教学和科研经历以及相应的科研成果,对梁启超的思想有较深刻的理解和研究,熟悉晚清民国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且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有大量的论著问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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