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公“上岸”了，然后呢？丨《县乡中国》给基层年轻干部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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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公”，成为了现下许多年轻人的选择。辛辛苦苦地过了独木桥后，体制里的生活是什么样的？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杨华从2018年起开始关注到县乡治理、基层年轻干部的工作生活情况，并形成了《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一书。该书深描中国政治的实际运行，是一本展现县乡政治生态的写实白描书。书中集中探讨了县域治理中的体制、机制、政策、权力、财政、人事、事务等，是一部从大地中生长出来的作品。
在调研中杨华发现，基层年轻干部是体制内最活跃的一批人，承担了大量重要工作。相比于沿海省份，中西部地区基层公务员的经济收入较为“拮据”。但他们拥有较大的晋升空间——最近几年正是基层干部更新换代的时候，随着老一代公务员大量退休，“80后”甚至“90后”党委书记、镇长、副镇长独当一面已经是常态。
文｜吴淑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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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华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谁成了基层公务员？
大概从2018 年开始，我关注到了基层年轻干部这个群体。那时候，我的研究重点慢慢从农村治理转向县、乡这两个层级上，因为研究乡村治理时，我们会关注很多农村的社会现象，比如精准扶贫、美丽乡村、厕所革命、新农合、“两癌”“两筛”等。但我们总觉得研究得不够透彻，因为乡村治理的政策性非常强，而乡村内部只是政策的落地环节。要全面理解这些政策，就要到县、乡镇一级，去调研政策是如何制定、转换和执行的，才能建立起一套理解体系，把各个环节勾连起来。这个过程中，我自然地关注到了基层干部的晋升和流动。
《大江大河》剧照
年轻干部是基层最主要的工作力量，是最有动力、最活跃的一个群体。我们说的“年轻”，其实是相对于职级来说的。一般的“年轻干部”是指35岁以下的人，因为在基层，如果干部在35岁时还没有提拔为副科级干部的话，后面的晋升空间也就比较小了。在基层，提拔干部时并没有明文规定的年龄限制，但这是潜在、习惯性预设的一个年龄坎，毕竟现在追求“干部年轻化”。当然，如果到了科级，比如乡镇的镇长、副镇长这一层级，35岁到40岁的人也算年轻干部，虽然他的年龄其实不小了。
县一级部门的岗位，招考公务员时一般都会有专业限制，但乡镇的岗位一般就不限专业。因为乡镇工作的综合性更强。乡镇工作的两个重点是文字材料工作和群众工作，一般的本科毕业生都可以做好文字工作，而群众工作的专业性要求不强，主要是到各个岗位去锻炼，变成一个“多面手”“万金油”人才，专业性和部门性反而弱化了。
现在，考公务员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但对于基层单位来说，他们的选择面并没有因此扩大。因为“考公”最难也是最关键的一环是笔试，然后按照1:3或者1:5的比例进面试，组织部门只能在这三五个人中间选择。现在的部委机关、省一级的厅局常常会用选调生的方法来招录人，这样单位的选择权更大。
《乔家的儿女》剧照
在基层，很多年轻干部是本地人、从本地的大学毕业的。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上学的人会更多地留在一线或二线城市。另一方面，在招聘公务员时，山区乡镇、农业县的乡镇也会更倾向于录取本县的人。因为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一些外地考生来了之后，人生地不熟、没有本地社会关系网络，工资待遇也不高——尤其是贫困地区，他们很有可能两三年就离职了。频繁地有人离职，单位的许多工作开展就出现问题。组织部门也看到了这种局面，在招收公务员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面试过程中，会更希望是本县的年轻大学生来当本县公务员。
不过，条件好的县乡就不一样了，比如江浙、广东一带的基层部门，或者是省会城市周边县城，我们曾经在湖南长沙市的下辖县调研，它招到的乡镇公务员几乎都是重点大学的学生。
去了基层，要做什么？
现在的基层其实给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机会，提拔的速度是比较快的。因为之前的十年至十五年间，全国大部分乡镇很少招新人——都在消化以前的一批干部。我国的公务员法是2005年才开始实施的，此前的招考并没有现在规范，比如单位可能只有50个编制，但招了100个人进来工作。消化多出来的50个人需要很多年时间，也就是说，70后这一波人很少进入公务员队伍。
当50后、60后开始大量退休，就给“80后”和“90后”、尤其是“90后”提供了一个巨大的提拔空间。而每年乡镇最多就招两三个年轻公务员，不可能招五六个，即使有空编制也不会招满——单位也需要考虑到人员队伍的梯队建设，不会在短时间内让干部堆积如山，造成后面的断档期。
如果年轻干部愿意在基层扎根下来，好好干三五年，就能感受到乡镇对年轻人的整套的培养机制。在许多乡镇，新进的公务员首先要在党政综合办公室待一年半载，以熟悉乡镇和行政村的全面工作，然后驻村工作一两年时间，有一定的农村工作经验后，再提拔到一个部门的某个中层岗位去。
《山海情》剧照
这种培养机制和公务员所需要的两个基础能力有关：公文写作能力和群众工作能力，有了这两个基础能力，其他能力在各个岗位都可以很快地锻炼出来。
党政综合办公室可以培养出干部很好的文字水平、公文写作能力。另外，在这样的综合单位，干部接触到的事务是方方面面的，对上要了解县一级的情况，对下要和村干部对接，中间就涉及乡镇许多工作安排、人员协调、后勤保证，看起来可能会特别“杂”，其实每一层面都要照顾到。知道文件怎么收发、各种文稿如何撰写——即使到了更高层级单位，这也是基础工作。我访谈了一个年轻的乡镇党政办主任，她手机里关注的公众号有三四百个之多，都与相关工作有关：乡镇工作人员选车或换轮胎要问她，年轻女干部生了小孩要买什么牌子的奶粉要问她，老干部子女考大学填报志愿要问她，她什么问题都得回答，就什么都得去了解，而不能说不知道、不关她的事，否则她就得罪了人家。
《人世间》剧照
“群众工作能力”听起来很空泛，其实就是协调能力，会做人的工作、尤其是农民的工作。让一个年轻干部去驻村，包一个村或者好几个村，他能不能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能协调”，去解决农民的问题、满足农民的需求？这里面有许多难题。利益关系越复杂的事情必然更难解决，比如征地赔款，涉及到了农民的核心利益。另一种是涉及到这样一个社会关系矛盾的，比如处理两家人的纠纷，看似是很简单的纠纷，其实背后可能有历史渊源、家族矛盾在。社会在变，群众在变，农民也分化成了不同的个体。他们有自己不同的思想观念、知识水平和见识，干部无法用一套方法对待所有人。
做群众工作没有其他的诀窍，只能跟着乡镇老干部学习，多去走访了解情况。这些“老乡镇”一辈子都在乡镇待着，水平很高，对村子的方方面面都很熟悉，上山去灭火应该走哪条路最近、农民开口说话想得到的是什么，他都知道。一开始，年轻公务员会给他们打辅助，跟着去实践，慢慢地才能摸清楚一个事情背后的结构性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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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公务员完全不是有些人想象的“一张报纸一杯茶”的清闲，年轻干部是非常忙的。要完成的工作太多，有一些是很重要的中心工作，比如以前的农业税收、招商引资、计划生育，现在的后脱评估、美丽乡村建设、环境整治、厕所革命等，还有一些是各部门的常规工作，包括说低保、新农合等。在这之外，还经常需要有创新工作、应对上级的一些考核和检查。乡镇的人手也很紧缺，有的年轻干部待了三五年，服务期限满了之后，就可能考到更好的单位去了，或者是被县一级的部门抽调、借调走了。这样，乡镇里能实际干活的人，往往就是一个班子成员带着几个年轻人。我去年在一个乡镇调研，里面有4个年轻人，他们要参加所有班子会议，因为他们实际上承担了相当于乡镇副职领导要承担的工作。
在我们调研过的乡镇里，“80后”已经占了班子成员的大部分，还有更年轻的“90后”镇长或党委书记。这些年轻干部有思想、有经验、有活力，但也背负着很沉重的压力，这种压力主要来自于政治问责。现在的问责越来越多，哪项工作越位了、哪些工作没做好，都有可能问责。一被问责，就涉及到前途，在影响期及之后两三年里就难有提拔的机会了——我们前面说了，现在提拔干部提倡的是年轻化，这就错过了窗口期。更严重的，有些干部甚至这样形容身上的压力：“晚上躺下睡着之后，不知道第二天早上自己是躺在床上还是躺在监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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拮据的经济
十八大以后，基层对干部的财政管理日益严格，工资性收入成为统一的单一性收入来源。以前，干部除了工资收入，还会有参加企业投资入股、各种补贴紧贴等收入。如今，福利待遇也都阳光化，收入越来越“干净”。
基层年轻干部的薪资包括基本工资、岗位津贴、岗位补贴和福利奖金四个部分。这四个部分在日常工作中又以三种形式体现出来：打卡工资，可以直接用于生活消费；物质福利，比如基层工会发放的节日福利；“五险一金”之类的非打卡工资，这类工资无法用于日常生活。
大部分乡镇公务员的经济生活比较拮据，特别是在中西部地区的基层。基层公职人员的工资主要由县、市财政统筹，所以，决定基层年轻干部工资水平的主要因素就是所在县市的财力。东部地区和一、二线城市经济发达，地方财政收入雄厚，基层年轻干部的工资水平也就相对高。根据我们的调研，在江浙、广东等地区，乡镇刚入职的公务员一年打卡的工资普遍能达到15万元，事业编人员在10万元左右，副科级干部年收入在20万左右，正科级干部超过25万元。
而在中西部区县市的普遍情况是，刚入职的公务员年收入在4万左右，刚晋升的副科级干部在5.5万~6万，工作上十年的副科级实职干部在7万元左右。一些中西部地区县市还会因为财政紧张而拖欠公务人员工资，时间在半年到一两年不等。广大中西部地区的县市主要是“吃饭财政”，我们调研过的一个县委书记说，他“每天凌晨起来想的第一件事就是全县两万多公职人员吃饭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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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收入对于年轻人没有吸引力，即使和整个社会的收入水平相比，也是较低的——一个农民工到外地去打工，辛苦一点的话每个月能挣五六千，和一个副科级干部差不多了。在中西部地区的县城，一个家庭要获得中等收入的体面生活，可支配年收入要在12~15万之间。一个公务员家庭只有夫妻双职工、且都到了副科级，才能达到这个水平。
这种较低的工资水平，也会导致农村乡镇难以留住人才。大部分年轻干部选择生活在县城里，他们到农村乡镇上班，花在通勤上的时间和费用较多，也难以照顾到家庭。另外，农村乡镇的工资待遇比县直机关或城关镇低，相对没有保障，比如经常下乡或加班，但没有加班费和下乡补贴。这就导致乡镇的年轻干部都想往县城里调动，不容易在乡镇扎根。乡镇的梯队建设就会出现问题，甚至出现年龄断层。
为了能够过上相对体面的生活，有些基层年轻干部不得不寻找其他收入来源，比如花更多时间考虑股票、基金、房产投资等，有些年轻干部会寻找合伙人投资、创业。如此一来，就难以全身心投入工作，更不会将工作当作事业来做，也减弱了他们对自己“党的干部”的身份认同感。我们在调研中遇到这样一个事情：在一个乡镇里，一位刚刚工作两三年的事业编年轻人，月工资2600元，老婆没有正式工作，在家带小孩，家庭经济压力大。这位干部无奈之下尝试做滴滴司机，第一次载客接的单，就是自己所在乡镇的领导。他碍于面子没有收领导的车费，还因此被滴滴公司罚款50元。
《驾驶我的车》剧照
不过，从调研来看，这些基层年轻干部的社会交往比较健康，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也大大减少。在中央八项规定出台之前，基层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的业余时间大量用于各种应酬、交往上，导致公私交织不清。现在，基层的招待应酬极大缩减，干部对自身的要求也提高了。另外，他们的交往对象也较为简单。“70后”和年轻更大的基层干部的社交对象比较庞杂，除了亲朋好友，县域范围内掌握不同资源的各色人物都是交往对象，“社会关系不愁多”。而年轻基层干部交往的对象主要是因为业务关系而结交的同事群体，他们的年龄、学历、经历、体验相似，没有利益冲突。
总之，考上基层公务员之后，如果能够承受住这种不太宽裕的经济条件，扎根在乡镇、农村里工作，能得到的培养和晋升也是可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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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乡中国：县域治理现代化》
作者：杨华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作者简介
杨华，湖南郴州人，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农业农村部社会事务司咨询专家；湖北省反邪教协会咨询专家；广西自治区宏观经济研究院咨询专家；湖北省政协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参政议政人才库专家；观察者网、澎湃新闻专栏作家；湖北省党建智库专家。
2007年开始从事农村调研，在全国近20个省市调研，累计调研时间超过1300天。在《管理世界》《政治学研究》《开放时代》《经济学家》《读书》等核心刊物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专著4部。据《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刊文统计，全国45岁以下青年社会学学者近五年CSSCI刊物他引排名第一名。
内容简介
国家的各项政策如何在县域社会落地？县级党委政府与乡镇党委政府如何互动？县级党委政府如何调动乡镇的工作积极性？县域基层干部有哪些自主空间？乡镇如何利用现有资源做工作？县域中的基层干部的状况和发展前景如何？县域治理中存在哪些问题？该如何应对？本书是作者基于十多年来的研究和最近几年的实地调研写成的关于县乡政治运行逻辑与实践的力作。书中从县域治理的内部视角出发，对县域治理体系、县域治理能力、县域治理自主空间、基层干部的发展和激励，做了生动和形象的解读。作者对县域治理进行了深描和刻画，对个案给予了呈现和剖析，抓住事物本质而又生动形象，尝试学理分析而又深入浅出。该书文笔细腻生动，富有想象力，是“田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的范本。读者阅读书中文章，一定是在享受一场极佳的思想盛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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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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