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B：儿童和黑猩猩也会幸灾乐祸？ | 唧唧堂论文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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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作者 | 唧唧堂心理学研究小组：七月； 审校编辑 | Ernest

本文是针对论文《学龄前儿童和黑猩猩愿意付出代价观看惩罚反社会行动者（Preschool children and chimpanzees incur costs to watch punishment of antisocial others）》，该论文于2017年发表在Nature的子刊Nature Human Behaviour上，NHB是创办于2017年1月的新的在线月刊，主要刊登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对人类行为的最佳研究，并力图使文章有尽可能广泛的受众。本文作者包括来自德国马普所（Max Planck Institute, MPI）的Natacha Mendes、Nikolaus Steinbeis、Nereida Bueno-Guerra和Tania Singer。

人类社会中的合作行为是如何出现并保持下来的？这一直是进化学研究中的谜题。对反社会行为实施者的惩罚被认为是保持人类社会高水平合作行为的重要机制之一。已有相关的证据表明，情绪体验可能是维持合作和激发有代价的惩罚的可能原因。看到他人受苦可能会引发共情痛苦或担忧（empathic distress/concern），进一步激发助人行为。

然而，有实验性证据发现，当被惩罚者之前实施过反社会行为时，即当此种不幸被认为是公正的，这种共情带来的痛苦很容易转变为愉快的感觉（幸灾乐祸）。并且，作为奖励信号的愉快感觉可以促使人们继续观看这种不幸。

除了人类之外，有一些动物在目睹同类受苦时也至少部分地表现出共情反应，例如我们的近亲——黑猩猩。然而，这种“幸灾乐祸”的机制是否也同样黑猩猩群体中发展出来，我们仍然知之甚少。虽然黑猩猩似乎会根据之前发生的亲社会行为或反社会行为发展出对其他同类的不同态度，但是我们还不知道这种动机的系统发展起源。本文试图探究“对公正的不幸感到愉悦”的动机何时在人类个体中出现，以及黑猩猩是否也有此种动机。

研究方法

本研究共有三个实验，实验一和实验三的被试为黑猩猩，实验二的被试为4-6岁的儿童。研究采用跨物种的迫选行为范式（cross-species forced-choice behavioural paradigm）来研究黑猩猩和4-6岁儿童为继续观察对两种行动者（亲社会行动者或反社会行动者）实施惩罚而付出的代价是否存在显著差异。

黑猩猩研究（实验一和三）的行动者是人类，而4-6岁儿童研究（实验二）的行动者是木偶玩具，这些行动者的亲社会属性或反社会属性由他们为黑猩猩（食物）和儿童（最喜欢的玩具）提供有价值的物品来决定：亲社会行动者会为被试提供物品，而反社会行动者则首先提供物品，随后撤回。

三个研究的惩罚程序都通过一名惩罚者击打行动者来实现身体处罚。至关重要的是，在短暂目睹惩罚行为之后，被惩罚的对象变得不再可见。因此，为了继续观看惩罚行为，被试需要付出代价：黑猩猩要打开一扇沉重的推拉门才可以到达房间的另一侧，而儿童需要支付代币才能使得木偶剧院的幕布再次升起（见图1）。

图1 黑猩猩和儿童实验设计图（A为行动者，P为惩罚者，S为被试）

研究者分别采用黑猩猩（付出的体力和时间）和儿童（支付的代币数量）为继续观看惩罚付出代价的多少作为惩罚动机的指标。为测量情绪与动机的关系，还对儿童的面部表情（微笑-积极情绪，皱眉-消极情绪）进行了编码分析。由于黑猩猩的面部表情很少被观察到，采用他们在惩罚初期的痛苦发声（vocalizations）作为其情绪唤醒的指标，根据其声学和时间属性分类，根据著名黑猩猩研究学者Goodall提出的呼叫类别进行分组。

为了排除社会信息性对黑猩猩实验的影响（出于与之前事实相符而选择付出代价观看惩罚反社会行动者），研究者又进行了实验三。此时黑猩猩与行动者进行间接互动而非直接互动：仅仅观看行动者与另外的黑猩猩而非本人的互动。其他部分与实验一完全一样。

数据分析

共有16名黑猩猩参与实验一，研究者对亲社会行动者和反社会行动者隐藏之后黑猩猩的行为进行了成对比较，发现相比于惩罚亲社会型行动者（18.75%），黑猩猩更愿意打开沉重的金属门观看对反社会型行动者（50%）的惩罚（p = .032）；对亲社会型行动者和反社会型行动者可见时黑猩猩的行为（此时打开沉重的门进入另一个房间视为逃避，作为共情痛苦伴随行为反应的指标）进行成对比较，发现两种条件下不存在显著差别（p = .313）。

研究者将黑猩猩的发声按时间分为三个阶段：基线阶段（行动者刚刚出现）、惩罚者出现（惩罚者出现但还没有实施惩罚）、惩罚阶段（惩罚开始）。结果发现，对亲社会型行动者，三阶段的发声有显著区别（F = 9.82, p = .004），但在反社会型行动者中没有发现显著差别（F=4.67, p = .107）。对比惩罚者出现阶段和惩罚阶段的痛苦发声，发现相比于亲社会行动者，黑猩猩面对反社会行动者时在基线阶段有更长的发声（T+=21, p =. 031），在惩罚阶段有更短的发声（T+=21, p =. 031）。对发声和行为关系的分析表明，在亲社会行动者被惩罚时发声的黑猩猩更可能打开门继续观看对反社会行动者的惩罚。

共有72名儿童参加了实验二，其中4岁、5岁、6岁儿童各24名，每个年龄段有相同的男孩和女孩，但有7名儿童数据被剔除。所有儿童均完成所有的条件下的实验。重复测量方差表明存在行动者类别和年龄的交互作用（F (2,62)=3.417, p = .039），只有6岁的儿童支付更多的代币来观看对反社会行动者的惩罚（F (1,20)=12.246, p = .002）。

对面部表情进行编码分析后，研究者发现基于被惩罚者类型的不同，惩罚阶段微笑和皱眉同时发生的数量有显著的年龄差异（F (1,62)=2.294, p = .03），只有6岁的儿童观看反社会行动者（相比于亲社会行动者）被惩罚时显示出更多的混合情绪（F (1,20)= 3.155, p = .045）。将惩罚阶段儿童皱眉的数目作为共情痛苦的指标分析，发现儿童在惩罚两类行动者时均皱眉，无显著区别，与年龄无交互作用。配对样本T检验显示3个年龄段儿童都表现出对亲社会型行动者的偏好（t (64)=4.279, p < .001）。

研究者进行了实验三以排除实验一结果的替代性解释，共有14名黑猩猩参加实验。发现黑猩猩在与行动者间接互动的情况下，四种情况下是否打开沉重金属门无显著差别（p = .484）。亲社会型行动者（F = .125, p = 1）和反社会型行动者（F = 3.26, p = .218）。两种条件下三个阶段发声的长短均无显著差别。另外，黑猩猩更愿意从亲社会型行动者而不是反社会型行动者手中祈求食物（T+=82, p =. 008）。

结论与讨论

黑猩猩和6岁儿童都有更强的动机去观察直接互动中被视为反社会行动者的人接受惩罚。相反，黑猩猩对间接互动（与其他黑猩猩互动）中亲社会或反社会行动者的反应无显著差别。

另外，相比于亲社会型行动者受到惩罚，6岁的儿童在观看惩罚反社会行动者时表现出更多的混合情绪（微笑和皱眉同时出现），这种因不喜欢的人遭受不幸而幸灾乐祸的情绪，被称为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6岁可能是“付出代价以维护公平”发展的关键期。当黑猩猩目睹亲社会行动者遭受痛苦时而产生痛苦发声，在反社会型行动者遭受痛苦时无动于衷，可能表明作为情感反应的快乐感受构成了复仇的重要动机之一，在进化的早期就已经出现。

并且，当黑猩猩间接经历亲社会行为和反社会行为时，付出代价观看惩罚时无显著差别，发声上也没有显著差别，也为观察惩罚反社会行为的动机的进化起源提供了证据：可能与此种动机背后的快乐感受相关（至少在儿童中存在这一联系）。这一动机似乎是以一种持久的速度发展的（类似于更高层次的认知技能），可能在儿童开始愿意付出代价来维护公平的关键时期出现。

参考文献：

Mendes, N., Steinbeis, N., Bueno-Guerra, N., Call, J., & Singer, T. (2017). Preschool children and chimpanzees incur costs to watch punishment of antisocial others. Nature Human Behaviou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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