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以低预算刺激消费：中国新冠大流行中政策实验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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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针对论文《以低预算刺激消费：新冠肺炎大流行中大规模政策实验的证据（Stimulating Consumption at Low Budget:Evidence from a Large-scale Policy Experiment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的一篇论文解析，该论文发表于2021年12月发表在《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上。该研究的作者是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的刘俏教授、沈俏蔚教授。
研究背景
为了应对经济衰退，政府通常通过采取刺激性支出来刺激消费，实现经济发展。刺激性支出的效益取决于消费者的边际消费倾向（MPC）。新冠肺炎的爆发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冲击，实体经济活动收缩。对于政策制定者来说，刺激消费是重振经济的首要任务之一。不同于美国、英国、日本等经济体采用现金支付或者退税等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中国从未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过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支付计划。同时，中国人历来重视节俭，加之困难时期各级政府可用的财政资源受限，意味着采取优惠券的形式比大量的支付现金更可取。
在本文中，作者研究了中国政府发布的数字优惠券政策，使用100万以上的去个体化的消费者产生的交易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研究了该项目对消费的因果影响，并对驱动消费的机制进行探索，阐述了在公共政策的设计和实施中考虑行为因素的重要性。
模型设计
本文的主要目的是评估政府优惠券计划在短期内的效果。由于优惠券并不是随机分配，所以作者们选择将成功获得优惠券的居民作为实验组，将申请却没有获得优惠券的居民作为对照组。
模型1：
yit ：t期间个人i的消费支出（t=0表示对照组，t=1表示实验组）
Treati ：虚拟变量
Postt ：虚拟变量
Xit ：表示个体效应
MPC=α3 / 补偿金额
为了区分优惠券效果是否会优惠券使用规则的不同而变化，设计了以下模型：
模型2：
模型1与模型2的区别在于变量Post2t（虚拟变量）。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来自杭州政府3次优惠券发放通过支付宝平台产生的数据，通过使用平台上未识别个人身份的交易数据进行分析。通过支付宝平台，研究者可以获取到关于消费者的个人信息，比如性别和年龄，以及包括交易时间、交易金额、优惠券使用情况等在内的交易数据。本研究所获取到的数据集优势在于可以观察到完整的优惠券获取和使用信息，不同于之前对政府发放的购物优惠券的研究依赖于调查和二手数据来推断优惠券发放的有效性。同时，个人层面信息的丰富性可以更好地理解优惠券计划对不同个体的不同反应。
在观察周期方面，为了更好地观察到优惠券对消费产生的影响，研究者对个人每天交易的观察时间是优惠券发行的14天时间之内，例如第一次优惠券的观测期为3月20日至4月2日。为了控制消费者获得优惠券之前的消费行为，作者们将观察期延长至2020年3月之前的六个月，即2019年9月。
实证结果
1.优惠券对总支出的影响
两期优惠券计划的结果都一致表明，每人50-100元的少量政府补贴加上最低购买金额可以有效地诱导更多支出。消费者对这种具有“不使用则作废”性质的小额短期优惠券反应强烈。本研究中的MPC为3.5–5.8，远高于之前研究中的MPC（通常在0.1-0.8范围内）。
2.优惠券对不同消费类型的影响
作者从两个方面考虑了消费类型：（1）消费类别：比如餐饮、服装等；（2）支出数量，根据优惠券的满减金额分为三个等级（100-199.99元、200-299.99元、300元以上）。研究发现，许多消费者对小额优惠券（如满40减10元）在日常消费中花费更多，例如饮食，这通常涉及较低的交易金额；但是较高的优惠券（如满200减35元）则激励消费者购买价值相对较高的商品，如服装和服务。由此可见，优惠券中的最低购买金额要求会影响优惠券效应的大小，并且这种效应随着优惠券面值的增加而增加。
3.优惠券发放的动态效应
考虑到优惠券的时效性问题，作者进行进一步检验。研究发现，有效期为一周的优惠券可以有效地增加优惠券期限内的支出，这种效应不是由跨期替代引起的。此外，优惠券发放对消费的影响在多轮发放中持续存在。原因可能是，优惠券导致的过度消费集中在饮食等高频日常用品上，不同于购买耐用品，对未来支出的影响很小。
为什么MPC如此高
通过回归发现，MPC为3.5–5.8，远高于之前研究中的MPC（通常在0.1-0.8范围内）。作者们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解释：
1.新古典模型
研究结果与生命周期（LCPI）模型不一致。根据LCPI理论，优惠券的数额太小，应该对消费无关紧要。但由于发放数量有限，成功获得优惠券的机率约为20%，所以研究结果足以拒绝LCPI模型。另一种可能解释是资产流动性约束，但并为形成一致结论，有待进一步检验。
2.包含心理计算和损失框架的行为模式
首先，消费者在决策时不是将所有决策整合到一个单一的优化方案中，而是狭隘地考虑“单一账户”。优惠券对于消费者来说更像是一笔意外之财，可能会用于购买本来不会购买的物品。其次，优惠券发放的数量有限，意味着消费者会因为有限的优惠券供应数量而进行竞争，进一步放大了损失厌恶。同时，稀缺效应可能会提高成功获得优惠券的人对优惠券的感知价值。
3.MPC异质性的行为解释
研究表明，低收入消费者可能更容易受到行为偏见的影响，对优惠券更敏感。在设计优惠券时，决策者有意选择价值小、持续时间短的优惠券，并在早期的实地试验中，交替发行两种不同类型的优惠券。可见，优惠券申请者没有足够长的时间和足够强烈的动机来调整他们的认知偏见。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了中国地方政府为刺激新冠疫情中的消费而实施的大规模数字优惠券计划，借助100多万个人的交易数据对数字优惠券多轮发放进行了分析，得出了以下结论：（1）消费者对政府发行的小额短期优惠券反应强烈。MPC在3.4到5.8之间，借助于行为理论，特别是心理计算和损失框架来解释这一现象；（2）在消费券发放期间，消费的增加不会对未来的消费产生负面影响；（3）对于不同的消费者群体和不同的优惠券使用规则，优惠券的效益存在很大的异质性，这表明有针对性的设计可能会提高该类财政工具的有效性。
由于消费者的行为偏差，优惠券导致的过度消费主要集中在小企业，尤其是餐饮和住宿服务。这对当地的商业和经济有重要影响。从福利分析的角度来看，优惠券使用规则中的行为偏差实际上促使消费者做出有利于整个社会的选择。
尽管杭州政府在优惠券设计的许多方面（比如小额最低消费要求、持续时间较短、使用移动支付平台、进行多次发放等）已被中国其他城市所借鉴，但在对计划效果的评价上应该因地制宜。政策效果可能受到疫情严重程度、目标人群、收入水平、移动支付普及率、当地刺激计划规模等因素的影响有关。
参考文献
Qiao Liu, Qiaowei Shen, Zhenghua Li, Shu Chen (2021) “Stimulating Consumption at Low Budget: Evidence from a Large Scale Policy Experiment Amid the COVID-19 Pandemic” Management Science, 67(12), pp. 7291-7307, lead arti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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