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BER：托儿服务：新冠对学术工作的负面影响得以减轻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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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作者 | 唧唧堂经济金融学写作小组：猫哥
本文是针对论文《托儿服务与全职伴侣：COVID-19大流行对学术工作的负面影响得以减轻的因素（Public School Access or Stay-at-Home Partner: Factors Mitigat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Academic Parents）》的一篇解析。该论文于2022年1月发表在NBER上，作者是来自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的Tatyana Deryugin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Davis的Jenna E. Stearns和Wellesley College的Olga Shurchkov。
引言
COVID-19大流行在全球范围内，对托儿服务产生了意想不到且长期的干扰。调查显示，相比于父亲，这些干扰会更多地减少母亲的科研时间。科研时间的减少是由于照顾孩子和其它家务事压力的增大。通过观察COVID-19前后的科研工作者的时间分配，作者分析了学校的托儿服务或者全职伴侣能够多大程度减轻COVID-19对科研时间的负面影响。
数据来源和样本
本研究的数据有两个来源。第一，作者给大约900000位在2015年至2019年期间发表过至少一篇学术文献的科研工作人员发了调查邮件。首轮调查邮件和后续两轮提醒邮件是在2020年5月27日至2020年7月21日发送的，最终作者收到了27991位科研人员的回复。
调查问卷中的主要问题是：COVID-19大流行前后，他们每天花费在科研、其它与工作相关的活动、看护孩子、上下班路上、家务事、睡觉和所有其它活动上的小时数。有伴侣的科研工作者还需要提供伴侣的如上信息。不同的是，在针对伴侣的问题中，作者没有区分科研时间和其它工作时间，而只问了花费在有偿工作中的总时间。主要解释变量是性别、孩子的数量和年龄，但是也有其它生活条件的变量（比如家中老人的数量、婚姻状态）和专业情况的变量（比如博士年级、研究领域、学术排名和人口统计数据等）。
作者只分析了有博士学位且每天时间分配的总和为24小时的被调查者。另一个限制条件是被调查者的最小孩子在12岁以下，并且和他们一起生活。对于伴侣的职业状态的研究，作者只分析了那些与伴侣同住且提供了伴侣工作时间的被调查者。在附加了这些限制后，作者最终得到了5553位被调查者，其中3125位男性和2428位女性。
对于学校托儿服务的分析，作者将样本限制为孩子为12岁以下的父母，并能识别居住国。作者最终得到了5773位被调查者，39%来自美国，36%来自欧洲经济体，25%来自其它地方。
第二个数据来源是UNESCO统计部门所公布的COVID-19疫情期间全球学校的开放情况。对于每个国家，作者计算了2020年2月16日至7月31日期间，学校没有完全关闭的天数所占的比例，并将其定义为学校开放指数。作者观察到，各个国家在学校开放指数上存在显著差异。
缓解COVID-19对科研时长影响的性别差异
利用相同的调查数据，Deryugina et al. (2021)发现，COVID-19会使得有12岁以下孩子的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时间减少，因为他们花费在看护孩子和其它家务事上的时间需要增加。相比于男性科研工作者，这一影响对女性更强。利用双重差分法，作者估计了全职伴侣或者托儿服务（用公立学校开放指数作为代理变量）能否帮助减小这一差异。
公式（1）估计了COVID-19大流行后女性科研工作者相对于男性工作者的科研时间的变化，并将疫情的影响按照潜在的调节因素（全职伴侣或学校开放度）进行分解。
公式（1）
delta_TimeUse_i表示的是疫情前后花费在特定活动上小时数的差异（负值表示疫情后花费在特定活动上小时数减少）。Female_i表示被调查者是否为女性。Factor_i表示以下两个变量中的任意一个：（1）HomePartner_i：其值为1，如果被调查者的伴侣在疫情前。否则，其值为0。（2）Openness_i：2020年2月16日至7月31日期间，学校没有完全关闭的天数所占的比例。Female_i*Factor_i则表示交互作用。向量X_i则表示被调查者的一系列特征变量；sigma_t则表示调查完成日期的时间固定效应。
作者假设，当科研小时数差异作为因变量时，beta_2为正；当看护孩子小时数差异作为因变量时，beta_2为负。因为作者认为全职伴侣和学校托儿服务能够减轻COVID-19带来的负面影响。另外，作者假设，当科研小时数差异作为因变量时，beta_12为正；当看护孩子小时数差异作为因变量时，beta_12为负。因为作者认为，女性科研工作者从全职伴侣和学校托儿服务中的获益更多。
主要结果
A.全职伴侣的作用
图1表明，COVID-19疫情前，女性科研工作者的伴侣比男性科研工作者的伴侣花费在有偿工作上的时间更长，花费在儿童看护和其它家务事上的时间更短。样本中，大约有21%的男性和5%的女性在疫情前有全职伴侣（花费在有偿工作上的小时数为0）。对男性科研工作者来说，疫情期间，伴侣有偿工作0小时的可能性增加了7个百分点。而对女性科研工作者来说，仅增加了4个百分点。
表1展示了以HomePartner_i为自变量下，公式（1）的估计结果。从第一列可以看出，在帮助减少COVID对科研时间的负面影响方面，男性和女性科研工作者都从全职伴侣中受益。然而，因为平均来说，女性的科研时间下降得更多，全职伴侣的存在并不能完全抵消女性和男性在科研时间损失上的差异。从第二列可以看出，当以疫情前后的儿童看护时间差异作为因变量时，其结果与第一列类似。从第三列可以看出，女性科研工作者在疫情后所承担的家务事更少，如果他们有个全职在家的伴侣。男性的结果则不显著。
表1
B. 学校开放度的影响
表2展示了以Openness_i为自变量下，公式（1）的估计结果。从第一列可以看出，相对于男性而言，公共学校开放度能够显著地增加女性科研工作者的科研时间。其能够完全抵消女性和男性在科研时间损失上的差异。对于男性科研工作者来说，学校开放度越高，则花费在看护孩子和家务事上的时间越少，但学校开放度与科研时间没有影响。有趣的是，尽管女性科研工作者在看护孩子所花费时间上增加更多，但是当学校开放度越高时，他们在看护孩子所花费时间上的减少并不显著。
表2
讨论
参考文献：
Tatyana Deryugina Olga Shurchkov Jenna E. Stearns . (2022). Public School Access or Stay-at-Home Partner: Factors Mitigating the Adverse Effect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on Academic Parents. NBER Working Paper No. 296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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