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半的真相，果然不只我一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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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半古称中元节、盂兰盆会，前者是道教的命名，后者则来自佛教。为什么道教和佛教都有七月半这个节，仅仅是巧合吗？
其实，早在道教出现、佛教北传之前，《礼记·月令》中就有关商周民众七月半祭奠亡灵的记载。时序已过处暑，进入初秋，五谷渐次成熟，百姓照例要祭祖，一来请祖宗“食新米糜”，二来向祖宗汇报收成，三也是答谢祖宗在过去一年里的给力保佑，并祈求他们继续保驾护航。
东汉时道教正式出现，逐渐完善的神仙谱系中，天上人间三界有天官、地官、水官分管着。正月十五是上元，是赐福天官紫微大帝判断人间祸福的日子；七月十五日为中元，是赦罪地官清虚大帝监察人间罪恶的日子，十月十五日是下元，是解厄水官洞阴大帝巡察人间的日子。道教首先从民俗文化中将七月半纳入，定名为中元节，举行敬神的祭典。后来就变成了敬鬼、请鬼和施鬼的亡灵崇拜和祖先崇拜了——因为地官是掌管地府的，在七月半这一天，他会将全部鬼魂放风，让他们来到阳间，民间普遍都要祭孤魂野鬼，所以，它就有了“鬼节”的俗称。
地官清虚大帝
目犍连（也作目揵连，中国称目连或目莲）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之一。就像孔门十哲一样，释迦的十大弟子也各有所长，如舍利弗智慧第一，须菩提解空第一，阿难多闻第一……目犍连则是神通第一。
传说目犍连从小父母双亡，在好朋友舍利弗引导下皈依佛陀，有了大神通。他运用天眼通，看到母亲在饿鬼道里忍饥挨饿，痛心不已，再动用神通，用钵装饭菜送下去喂母。但那些饭菜一到他母亲手上，即化为火炭（就是这么神奇）。目犍连大哭，问佛说，我妈到底上世造了什么业？佛说你妈前世骂佛谤僧，不信因果，贪瞋邪恶，所以受此苦报。目犍连说，那能否找人把她捞出来，或至少能送点东西给她吃？佛陀说，你妈“罪根深结”，你神通再大也没用，只有靠集体的力量了。这样吧，每年七月半，是十方僧众的解夏日，做子女的，如果能准备一些好吃好喝的东西放在盆里供养十方僧众，那么，现世父母、六亲眷属定能出离三涂之苦，你妈也一样。目犍连赶紧照做，于是，他妈在地狱里就脱离饿鬼道了。从此，目犍连就大力推广七月半供养僧众这个活动，后来就演变为盂兰盆法会。
佛教绘画作品中的目连救母
目连救母的故事，出自《佛说盂兰盆经》，全文八百多字，目前能搜到的几乎所有关于它的介绍，都说是西晋三藏法师竺法护译。没错，竺法护这位西域高僧确是唐玄奘、鸠摩罗什之前最伟大的译经家，据说，他一生所翻译的佛教经典共有部154部309卷，译作涉及《般若》、《华严》、《宝积》、《大集》、《涅槃》、《法华》等各方面经典，为大乘佛教在汉地的广泛流传和发展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问题是，梵文原典、集大成的汉文《大藏经》等所有佛教典籍中，均不见《佛说盂兰盆经》的影子，更不用说上座部的巴利文原典了。而众多资料中所说的“收于大正藏第十六册”，这所谓的“大正藏”，其实是日本佛学家高楠顺次郎于1934年才整理编纂出来的汉语《大藏经》，因为是从大正年间开始整理的，所以称“大正藏”。
所以，现存最早、最权威的中国佛教文献目录《出三藏记集》中，便将《佛说盂兰盆经》界定为“不详译者之失译经”，其实也就是伪经的客气说法了。《出三藏记集》的作者僧祐比竺法护仅晚生两百年，他的记载当是可信的。而唐以后，关于此经的注疏林林总总，流传最广的华严五祖宗密所著的《佛说盂兰盆经疏》里面，便借用唐代另一西行高僧义净三藏的话解释说：“颁自我口畅之，彼心以教合机，故称佛说。”从这话不难斟酌出，这些唐代高僧，其实都知道此经并非佛说的。而上世纪最著名的日本佛学家牧田谛亮，就把此经列入疑伪经，认为它源出中国且时代较晚。
伪经现象本来就是佛教史专家研究的一个重点。佛灭度后第一次王舍城结集，当为最接近佛陀思想的真经，后来的几次，就一次比一次等而下之，鱼龙混杂了；龙树时代，随心所欲造经、造佛的现象更屡见不鲜；而北传之后，擅长“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汉人，就大肆对佛经进行创造性的发挥了。真经不够用，翻译不过来咋办？可劲造。于是，汉地的伪经，也就汗牛充栋了，甚至出现了汉造之后回流到印度，然后又重新翻过来的“出口转内销”佛经。
但你别小觑这些伪经，在佛教北传的历史中，它们起到的作用，甚至比真经要大，比如这篇《佛说盂兰盆经》。
假作真时真亦假
佛教何时传入汉地，学界普遍认同的是两汉之间，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那时官方意识形态是儒家，但汉初的“黄老之学”影响依然甚深，外来的佛教很难插足。更关键的是，原始佛教中蕴含的非孝价值观，引发汉人强烈的抵触情绪。儒家以孝为仁义之本、百善之首，怎么可以为了自我解脱而像乔达摩·悉达多王子一样抛家弃父？ 所以，除了一些知识分子愿意从佛陀的理论中寻求解脱之道，普通民众对佛教很难产生亲近感。我们看《西游记》第十一回，到唐贞观年间，太史令傅奕依然认为佛教是“西域之法，无君臣父子，以三途六道，蒙诱愚蠢，追既往之罪，窥将来之福，口诵梵言，以图偷免”；“言礼本于事亲事君，而佛背亲出家，以匹夫搞天子，以继体悖所亲”。这里吴承恩引用的是正史中傅奕的原话，也就是说，初唐自上至下反佛的大有人在。
没有民意基础，整个两汉时期，佛教北传受阻的情况，用脚趾头都想得出来。
到了西晋，《佛说盂兰盆经》应时出炉，将七月半跟印度佛教中的解夏自恣日（印度雨季长达三个月，佛陀乃订定从四月十六日起三个月为安居之期，至七月十五结束）创造性地结合起来，设立了盂兰盆节。这个节通过虚构佛弟子救母的故事，贩卖最能引起汉人共鸣的尽孝、报恩价值观，一下子就让很多汉人对佛教路转粉。过了一百多年，到了南北朝时期，盂兰盆节已广为汉地民众认同，梁武帝大同四年，以朝廷的名义正式确立盂兰盆节，梁武帝还亲自到同泰寺设斋，“自此以后，成为风俗，历代帝王以及群众无不举行”。可以这么说，“南朝四百八十寺”的盛况，《佛说盂兰盆经》功不可没。
舞台上的目连戏
目连救母的故事，也从此深入汉地民心，民间艺人开始将这故事搬上戏台。南宋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中元条》载：“构肆乐人，自过七夕，便般《目连救母》杂剧，直至十五止，观众倍增。”这是有史可考的第一个剧目，有“剧祖”之称，繁衍千百年，形成了戏剧史上的一朵奇葩“目连戏”，进入第一批国级非遗项目。可以想象，用这种普通民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同时宣扬了佛教和孝道，能不深入人心吗？
民间戏剧将目连传说中国化，后来竟以戏剧为据将目连认定为中国人，四川射洪青堤和安徽祁门环砂目连故里之争比看戏还精彩，这就更有中国特色了。
一篇八百多字的山寨佛经，能产生这么大的历史作用，也只有在这神奇的土地上才能发生。所以，大乘佛教徒真的应该感谢这些伪经才对，没有它们，恐怕汉传佛教也跟今天的印度佛教一样，信众不足总人口的百分之一。
盂兰盆节是指汉代以后，中国佛教徒设立的独立自主地解决中国佛教发展问题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节日，是在佛教北上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教条主义指导思想的错误而确立的。这个节日的设立，是中国佛教徒第一次创造性地运用佛法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伟大举措。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中国佛教。它也是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佛教界从盲从走向成熟。
本文写于2015年七月半前，原标题为《让中国人对佛教路人转粉的“七月半”》。重新校订时，搜索到一篇署名范军、刊登于华侨大学校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三期论文《盂兰盆节的宗教源流》，站在学术的高度，以更有力的证据，论证了跟我一样的结论。现将关键内容摘录如下，有兴趣阅读全文的朋友，可自行搜索。
印度文化并不十分标榜孝道，因为婆罗门教、佛教的教义都主张业力轮回。尤其是佛教，认为父母与子女间是由于业力牵引，或报恩或报怨，彼此聚于一家，正所谓不是冤家不聚首。所以佛教并不特别强调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深情，强调的是个人的三世因果报应，自业自受，所谓善恶随身。父有过恶，子不获殃。子有过恶，父不获殃。各自生死，善恶殃咎，各随其身。这一观念与中国传统伦理思想中善恶果报由家族来承担的承负说不同。————
印度本土并没有盂兰盆节的风俗。属南传佛教范围的泰国、斯里兰卡等国也没有此等风俗。况且天竺历法承袭希腊，以太阳历为主。据玄奘《大唐西域记·卷二·岁时》所载：“印度将一日分为三时，一月分为黑白月。月盈至满，谓之白分；月亏至晦，谓之黑分。黑分或十四日、十五日。月有大小故也，黑前白后，合为一月。所以印度本无七月十五日之说 而是说七月白月十五日或黑月十五日。”关于这一点，俞正燮（清代学者）在其《癸巳类稿·卷十四·道笑论》中早已指出：“道教中元施食，事由元都大会，释家自论博义月也，不合中宪日月……袭用中元，明是道士余谈，盆混婆那，岂非室如悬磬，觚却不觚，释将非释，良可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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