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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于 2017年2月17日 被检测为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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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清朝文字狱，鲁迅在《且介亭杂文·隔膜》中说：“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那些因文罹祸者，“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最后这一类，就是满心希望统治者能改良的爱国者。发生于乾隆十八年的刘震宇《治平新策》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知识分子刘震宇之所以撞到枪口上，初心只是希望皇帝改良，为国分忧。
这事，还得从农民马朝柱起事说起。
马朝柱是湖北蕲州人，乾隆十二年，他在罗田天堂寨租了一片林地，以垦荒为掩护，密谋反清。就像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农民起事一样，马朝柱也假借神示来啸聚民众。当时天堂白云庵和尚正修跟马朝柱密谋，编了一本书，称马是天命神授，二十岁即得天书宝剑，信的人还真不少，纷纷捐钱结盟。马朝柱到处招兵买马，到了乾隆十七年，因为策划不周而泄密，仓促起事，清兵两面夹攻，只两天时间，天堂寨便被攻破，马朝柱母亲、妻小及和尚正修等一百余人被就地处死，他自己则在乱战中逃得一命。
马朝柱起事，只放在清史里来看，也不过昙花一现，知名度、影响力远不及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等。但乾隆显然不这么想。马朝柱起事时，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巅峰期，据说全国GDP占全球一半，好大喜功的乾隆正在做他的千秋大梦，一个农民的起事（几乎同时，浙江温台还发生贫民抢米事件），直接啪啪啪打脸，乾隆之恼羞成怒可想而知。所以，马朝柱逃匿后那一两年时间，《清实录》中充塞着很多关于马朝柱行踪的密奏、上谕等，到处捕风捉影，就是一直抓不到人。 触及意识形态底线
刘震宇考公务员几十年不中，仍是矢志不忘报国。乾隆六年，他就著有《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听这名就是典型的改良之策）。书成之后，他先是呈送抚州知府，又呈送江西巡抚求为进呈，目的不外想让皇帝看到，图个破格擢用。后来，见这两位爷都不鸟他，遂刷书货卖，即自费出书。到了乾隆十八年，他已年逾古稀，有事来到长沙，见到查拿马朝柱告示，觉得机会来了，便跑到武试较场向湖南巡抚范时绶呈献《佐理万世治平新策》，说他有捉拿马朝柱的办法（《范时绶奏刘震宇呈书讯拟黜革折》，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震宇的书写什么？首先，各条内感颂圣明，即每一条都有歌颂乾隆的内容。这是古今中外改良者的共识，即统治者是圣明的，他能够领导我们进行改良。至于具体策略新在哪里？清户口、限归期、查船户、设评事等，原系缉匪之法。换一种说法，就叫网格化维稳。这些所谓新策，在湖南巡抚等官吏看来，自然是陈腐套袭之言、迂阔难行之事，难怪抚州知府、江西巡抚根本不鸟他。只是范时绶阶级警惕性高一些，发现书里还有“言朱注错谬、请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尤为不经”，刘震宇就活到头了。
朱注，即理学家朱熹的《四书集注》。提出跟朱注不同的观点，纯属学术论争，何罪之有？这么想，那可真是很傻很天真了。要知道，朱熹在世时虽因扒灰、纳尼、争妓、吞财等闹得名声大臭，还被皇帝罢了官，但因为他对儒家典籍的注解更有利于皇权统治，在元明时代就被统治者捧上儒学正宗的神坛。满清虽然以夷犯夏，但在思想控制方面，对儒家思想一脉相承。早在康熙五十一年，朱熹便被升配大成殿东序为十一哲，位列孔子身边；乾隆五年，乾隆皇帝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一句话，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事关意识形态，凡是对朱熹的质疑，通通都有颠覆满清政权之嫌。早在刘震宇之前，曾担任过监察御史的谢济世，就曾经在雍正七年和乾隆六年两次因在其注书中肆诋程朱而被卷入文字狱。第一次还被雍正判死刑，并被绑赴刑场陪斩，最后一刻才宣布从宽免死，令为苦差。而乾隆六年那一次，谢还算幸运，也许那时乾隆自感帝位未稳，不想大兴文字狱，还标榜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故只是下旨将书及板片悉数销毁而已（《清朝文字狱档》之《谢济世著书案》）。
刘震宇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碰到的是登基已十八年的乾隆，帝位稳固、自信爆棚，岂容一介书生对最高意识形态指手画脚。 涉嫌颠覆天朝政权
刘震宇之倒霉，还因为他撞到乾隆的另一个枪口上：更易衣服制度。
孔子以降，在汉儒眼里，穿什么、怎么穿，可不是时尚问题，而是文明与野蛮的问题，即事关夷夏之防。刚说了，满清入关，正是以夷乱夏，满人的旗装更是备受汉人诟病。不知是不是受这种观点的刺激，在报复心理作用下，满清统治者也在服饰上大做文章，强行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就是要从根本上羞辱你们的大汉民族主义，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天朝。
乾隆汉服像
乾隆十八年刘震宇被斩时七十岁，推算一下，他生于1683，即康熙二十二年。那一年，清军将南明残存势力消灭干净，施琅又带兵收复了台湾，真正的一统江山。刘震宇觉得欣逢盛世，见到祖国这么强大，爱国心爆棚。而对于发生在他出生前四十年、涉及到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刘震宇应该没听过，就算有，也本着只传播正能量的原则，选择性遗忘。所以，对马朝柱之流的反贼，他有切齿之恨：你知道暴力革命让国家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吗？生在这么伟大的国家，你不知感恩，还要作乱，简直就是汉奸——哦不，满奸——也不对，清奸，人人得而诛之。见长时间捉拿不到反贼，他比朝廷还着急，只恨自己一介书生，不能亲自上马杀贼，几十年苦读圣贤书，只好发挥所长，希望圣明的皇帝采纳他的改良之策，大清江山，千秋万代。
刘震宇万没料到，想做国家的螺丝钉，却被国家视为眼中钉。这样的改良者，只有被拔掉，国家才能得到一时的安宁。从这一点上说，刘震宇之死，也是死得其所。若泉下有知，明白圣明的皇帝拿他儆猴的苦心，想到自己终于为心心念念的治平做出贡献，也是纵做鬼，也幸福了。
其他
对这样的暴君寄予希望，死了活该｜文字狱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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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这一类，就是满心希望统治者能改良的爱国者。发生于乾隆十八年的刘震宇《治平新策》案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知识分子刘震宇之所以撞到枪口上，初心只是希望皇帝改良，为国分忧。
这事，还得从农民马朝柱起事说起。
马朝柱是湖北蕲州人，乾隆十二年，他在罗田天堂寨租了一片林地，以垦荒为掩护，密谋反清。就像历史上绝大部分的农民起事一样，马朝柱也假借神示来啸聚民众。当时天堂白云庵和尚正修跟马朝柱密谋，编了一本书，称马是天命神授，二十岁即得天书宝剑，信的人还真不少，纷纷捐钱结盟。马朝柱到处招兵买马，到了乾隆十七年，因为策划不周而泄密，仓促起事，清兵两面夹攻，只两天时间，天堂寨便被攻破，马朝柱母亲、妻小及和尚正修等一百余人被就地处死，他自己则在乱战中逃得一命。
马朝柱起事，只放在清史里来看，也不过昙花一现，知名度、影响力远不及白莲教、义和团、太平天国等。但乾隆显然不这么想。马朝柱起事时，正是所谓康乾盛世的巅峰期，据说全国GDP占全球一半，好大喜功的乾隆正在做他的千秋大梦，一个农民的起事（几乎同时，浙江温台还发生贫民抢米事件），直接啪啪啪打脸，乾隆之恼羞成怒可想而知。所以，马朝柱逃匿后那一两年时间，《清实录》中充塞着很多关于马朝柱行踪的密奏、上谕等，到处捕风捉影，就是一直抓不到人。 触及意识形态底线
刘震宇考公务员几十年不中，仍是矢志不忘报国。乾隆六年，他就著有《佐理万世治平新策》一书（听这名就是典型的改良之策）。书成之后，他先是呈送抚州知府，又呈送江西巡抚求为进呈，目的不外想让皇帝看到，图个破格擢用。后来，见这两位爷都不鸟他，遂刷书货卖，即自费出书。到了乾隆十八年，他已年逾古稀，有事来到长沙，见到查拿马朝柱告示，觉得机会来了，便跑到武试较场向湖南巡抚范时绶呈献《佐理万世治平新策》，说他有捉拿马朝柱的办法（《范时绶奏刘震宇呈书讯拟黜革折》，乾隆十八年十月二十二日）。
刘震宇的书写什么？首先，各条内感颂圣明，即每一条都有歌颂乾隆的内容。这是古今中外改良者的共识，即统治者是圣明的，他能够领导我们进行改良。至于具体策略新在哪里？清户口、限归期、查船户、设评事等，原系缉匪之法。换一种说法，就叫网格化维稳。这些所谓新策，在湖南巡抚等官吏看来，自然是陈腐套袭之言、迂阔难行之事，难怪抚州知府、江西巡抚根本不鸟他。只是范时绶阶级警惕性高一些，发现书里还有“言朱注错谬、请贬关圣封号祀典及更易衣服制度等条……尤为不经”，刘震宇就活到头了。
朱注，即理学家朱熹的《四书集注》。提出跟朱注不同的观点，纯属学术论争，何罪之有？这么想，那可真是很傻很天真了。要知道，朱熹在世时虽因扒灰、纳尼、争妓、吞财等闹得名声大臭，还被皇帝罢了官，但因为他对儒家典籍的注解更有利于皇权统治，在元明时代就被统治者捧上儒学正宗的神坛。满清虽然以夷犯夏，但在思想控制方面，对儒家思想一脉相承。早在康熙五十一年，朱熹便被升配大成殿东序为十一哲，位列孔子身边；乾隆五年，乾隆皇帝下诏说，程朱之学“得孔孟之心传……循之则为君子，悖之则为小人；为国家者由之则治，失之则乱，实有裨于化民成俗，修己治人之要”。一句话，即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
事关意识形态，凡是对朱熹的质疑，通通都有颠覆满清政权之嫌。早在刘震宇之前，曾担任过监察御史的谢济世，就曾经在雍正七年和乾隆六年两次因在其注书中肆诋程朱而被卷入文字狱。第一次还被雍正判死刑，并被绑赴刑场陪斩，最后一刻才宣布从宽免死，令为苦差。而乾隆六年那一次，谢还算幸运，也许那时乾隆自感帝位未稳，不想大兴文字狱，还标榜朕从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故只是下旨将书及板片悉数销毁而已（《清朝文字狱档》之《谢济世著书案》）。
刘震宇就没这么幸运了，他碰到的是登基已十八年的乾隆，帝位稳固、自信爆棚，岂容一介书生对最高意识形态指手画脚。 涉嫌颠覆天朝政权
刘震宇之倒霉，还因为他撞到乾隆的另一个枪口上：更易衣服制度。
孔子以降，在汉儒眼里，穿什么、怎么穿，可不是时尚问题，而是文明与野蛮的问题，即事关夷夏之防。刚说了，满清入关，正是以夷乱夏，满人的旗装更是备受汉人诟病。不知是不是受这种观点的刺激，在报复心理作用下，满清统治者也在服饰上大做文章，强行剃发易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就是要从根本上羞辱你们的大汉民族主义，看看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天朝。
到第四代领导人乾隆，他对汉服的态度其实是很矛盾的。他自己便留下许多身穿汉服的画像，但同时又多次阐述保留旗装、禁习汉俗的必要性。他写的《金世宗论》，就称赞金世宗禁习汉俗，批评其子孙改穿汉服几十年便亡国，并发挥道：“盖自古帝王，未有不以敬念先业而兴，亦未有不以忘本即慆滛而亡者。”把更易服装上升到忘本弃旧、并会因此而亡国的高度。在此思想指导下，见到竟然还有汉人书生建言更易衣服制度，乾隆自然暴跳如雷了，认为这是妄訾国家定制，居心实为悖逆，所以，“此等逆徒断不可稍为姑息，致贻风俗人心之害”（《将刘震宇即行处斩谕》，乾隆十八年十一月十二日）。刘震宇自是非死不可了。
乾隆汉服像
那么，刘震宇死得冤吗？
乾隆十八年刘震宇被斩时七十岁，推算一下，他生于1683，即康熙二十二年。那一年，清军将南明残存势力消灭干净，施琅又带兵收复了台湾，真正的一统江山。刘震宇觉得欣逢盛世，见到祖国这么强大，爱国心爆棚。而对于发生在他出生前四十年、涉及到满清统治合法性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刘震宇应该没听过，就算有，也本着只传播正能量的原则，选择性遗忘。所以，对马朝柱之流的反贼，他有切齿之恨：你知道暴力革命让国家付出的代价有多大吗？生在这么伟大的国家，你不知感恩，还要作乱，简直就是汉奸——哦不，满奸——也不对，清奸，人人得而诛之。见长时间捉拿不到反贼，他比朝廷还着急，只恨自己一介书生，不能亲自上马杀贼，几十年苦读圣贤书，只好发挥所长，希望圣明的皇帝采纳他的改良之策，大清江山，千秋万代。
刘震宇万没料到，想做国家的螺丝钉，却被国家视为眼中钉。这样的改良者，只有被拔掉，国家才能得到一时的安宁。从这一点上说，刘震宇之死，也是死得其所。若泉下有知，明白圣明的皇帝拿他儆猴的苦心，想到自己终于为心心念念的治平做出贡献，也是纵做鬼，也幸福了。
文字狱档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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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标题为《一个满清投机者的下场》，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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