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下的母亲
母亲一向胆小，不管身处何地，总是对陌生人保持高度警惕。父亲当了一辈子小学教师，我们家住教师楼二十年，在没有商住小区的乡镇，那是相对安全的住宅区，进出都要经过学校大门和宿舍楼小门，左邻右舍都是父亲同事，但母亲一人在家时，总是提心吊胆，外面稍有风吹草动，心就狂跳难安。等到我和弟妹都成了家，她的胆小更多的表现为对我们独立的不放心：食怕不饱、穿怕不暖，病怕就医难。2003年广州非典肆虐，她一天一个电话，问我们要不要先回去暂避。这几年我开车回家，总是不敢先告诉她出发时间，否则她会时刻担心我路上安全，又怕影响我开车而不敢打电话，备受煎熬。
后生时候对亲情相对淡漠，母亲的过度胆小总让我嗤之以鼻，有时甚至极不耐烦。但随着年岁渐长，对母亲渐渐理解就多一点。过年回家，无意间跟我爸和弟妹聊起政治，说起民主与专制的优劣，说起当今左右两派在网上网下的纷争……平时跟家人几乎不谈政治，话匣子一打开就关不上。这些话题母亲应该是不感兴趣的，她在一旁收床洗碗，突然怯怯地插话：“你这么说，好像又要武斗一样。那时也是先从两派你骂我我骂你开始的。”我愣了一下，见她眼神里满是惶恐，那一刻，母亲的往事像电影，一幕幕在我脑里展映。我终于恍然，母亲的恐惧之源就在这里。
母亲生于1945年初，家里排行第四，上面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那时潮汕尚在失陷之中，我外公已家道中落，有上顿没下顿。为讨口饭吃，外婆用一根背条，将还在哺乳期的母亲兜在背上，跟几位邻里一起前往饶平黄冈卖旧衣。所谓的卖旧衣，就是将低价收购或捡来的破烂衣服，缝缝补补洗洗刷刷之后，卖给其他穷人穿，赚点蝇头小利。从我老家澄海莲阳到饶平黄岗，要走七甫路（35公里），全是砂石铺就的崎岖山路，从东里桥头开始，还有不少关卡，日本仔、乌脚警察（伪军）、粤东海贼等，每过一处，都是在闯生死关，搜身、踢打、扇脸是常事，一言不合就给你一刺刀。襁褓中的母亲，由于母乳缺失，路上常被饿得嗷嗷大哭。当时她虽然什么都不懂，但母女连心，外婆的每一次点头哈腰、每一次踉跄倒地、每一次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惨痛，不可能不给她留下强烈的刺激。一个刚睁开眼睛看人世的婴儿，眼前全是一张张凶神恶煞般的脸，小小的胆，怎么可能不被吓破？
日本投降后，内战又起，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母亲三岁那年，一家人濒临饿死边缘，我外公在将第二个儿子卖掉换回一担地瓜之后，又抛下妻儿老小，只身一人偷搭红头船到暹罗谋生。外婆咬紧牙关，靠给富人家缝补衣服赚点工钱，硬是撑到了江山易帜。新政权为笼络底层民心，没收地主富农的土地房屋等私产分给穷人，一家人才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
但命运假政权之手，跟民众开了个天大的玩笑。好景不长，只几年工夫，分给穷人的土地，又以“合作化”的名义收归国有。人民公社狂飙突进，公共食堂霎那的狂欢过后，饥饿再次将死亡的阴影笼罩在百姓头上。不同的是，母亲出生时，饥民尚可以逃荒，可以自救，这一次不但不行，还得饿着肚子歌功颂德，大唱“人民公社好”，谁敢流露半点不满，就得接受残酷的批斗。1960年，在震天动地的赞歌声中，母亲已出嫁的姐姐刚满周岁的儿子，就活活饿死在他母亲的怀里。
但是，跟武斗时期相比，少儿所经历的饥苦，尚不是造成母亲过分胆小的关键原因。
父母这辈人嘴里的“武斗”，特指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6月－11月，发生在汕头澄海苏南地区的派性武装械斗事件。跟湖南道县、广西玉林在“文革”期间发生的大屠杀相比，我老家这场武斗，死伤人数虽没那么多，但过程的惨烈，更骇人听闻。《澄海县志·“文革”大事记》载：
7月23日，澄海县革委会、军管会调集全县武装民兵协同人民解放军野战部队三面围攻涂城、永新、槐泽、建阳、上巷、兰苑、程洋岗、潜溪等大队。至25日先后进占，在当地打死干部、群众69名；25日下午5时，又将干部、群众80余名押解到澄城县治安指挥部，在治安指挥部门口打死17名。
文字记载总是冰冷的，但对于母亲来说，那三天，才是她一辈子挥之不去的梦魇。当时她挺着六个月大的肚子，在我外婆家的床底下，心惊胆战躲了三天。
县志中的“永新”，就是我的家乡。因为出了个打游击出身的汕头第一任地署专员余锡渠，“文革”开始时被列为“当权派”。到了1968年7月，永新被成立没多久的澄海县革委会划入“余林反革命集团”阵营（“林”为当时汕头农业局长林兴胜），是造反派眼中非拔掉不可的“白点”。由于坚信自己也是“革命”的，永新大队在遭到围攻时也曾顽强反抗，除妇儒外，几乎全民皆兵，大队民兵的机枪、步枪、长矛等全都用上，抗战、内战时留下的炮楼，则是现成的堡垒。据父辈回忆，战斗惨烈程度空前。因为久攻不下，革委会、军管会请求野战部队支援，当时驻扎在汕头的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连，将大炮运到国道324线上，炮口对准永新，不投降就开炮。在此情况下，永新终于竖起白旗投降（讽刺的是，在造反派口中，此举被称为“解放永新”）。
武斗进行了三天。那段时间，母亲肚子里的孩子六个月了，父亲在澄海外砂教书，那里是造反派的阵营，父亲因为是永新人，被抓起来批斗。消息隔绝，生死不明。甚至有一次，母亲听说县城打死了几个被批斗的，其中有一个高帽上写着我父亲的名字……一个孕妇的恐惧和绝望，可想而知。
丈夫生死不明，肚子里是六个月大的孩子，而外面枪声、喊杀声、惨叫声不断，院子里不时传来“敌人”已攻破哪里哪里的消息。外婆让我母亲蹲着身子躲在床底下（潮汕的老式“眠床”床底较高），安慰我母亲说：“免惊，他们要是冲进来，我出去堵，要杀就杀我一个。”生死一线，母亲没被吓出毛病已是奇迹。若非护犊的本能，她如何能撑过那三天？
7月25日，永新被攻破，接着就是屠乡。县志里说打死几十人，在乡亲们的回忆里则不止。攻进来的造反派，杀的主要是永新大队干部以及参加过抵抗的乡民，杀红了眼，自然殃及妇孺。最令人发指的，则是一个连正名都来不及取、乳名“余臭弟”的三个月大婴儿，在他母亲怀里被长矛活活挑死（此事在澄海塔山的“文革博物馆”里原有碑记，去年已被毁，“余臭弟”父母现仍健在）。那位痛失幼子的母亲，抱着婴儿的尸体，找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某炮兵连领导，哭着问：“你们说我们是反革命我们无法辩，三个月大的婴儿他怎么反革命？！”可能是因为这事实在惨绝人寰，部队领导出面干涉，大屠杀才被制止，我那躲在床底下的母亲和她肚子里的孩子，终于躲过一劫。
屠杀结束，恐怖仍笼罩着永新。据母亲回忆，外面平静下来后，因为家里养的猪饿得嗷嗷叫，我舅他们不敢出去割猪菜（男的出去不是被杀就会被强迫去带路搜找大队干部），母亲只好挺着大肚子到田里割猪菜。田在下埔，她刚到田边，就看到田里倒着一具女尸，全裸，双乳被挖掉。母亲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大队妇女主任，四十岁左右，未婚。母亲当场吓得扔了菜篮就跑，腿都软了，没跑几步就倒在地上，恐惧使她咬牙爬起来，一口气跑回家。
武斗结束后，母亲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就是我父亲没被打死，只是被关起来。一听到这消息，她第一个念头就是去找我父亲。当时“反革命集团”的人要过韩江上的莲阳桥，得有公社开的证明。母亲到公社开了“良民”证，带着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2元钱，挺着大肚子，步行十几公里，到了外砂，终于找到我父亲。那时父亲的工资已被停发，夫妻相见，连泪都不敢流。呆了没多久，父亲就说这里还是不安全，你先回去吧，这2元钱也带回去。母亲难以理解，一下子就生气了，说，这2元钱就是给你买烟的！扔了钱就走。离开学校几百米，回头看不到我父亲了，母亲的眼泪，才刷刷流了下来。
再过三个月，母亲临盆了，父亲依然回不来。那时公社卫生院已不复存在，医生都被打倒或靠边站，没人敢接生。外婆到处苦苦哀求，一个有菩萨心肠的民间接生婆，才冒险来给母亲接了生。
母亲和父亲。2004年春节，广州天河体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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