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怎样做父亲，还是要听鲁迅的

一百年前，1919年11月1日，《新青年》6卷6号上，发表了鲁迅的一篇杂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这个时间节点，“五四运动”的文化海啸余波未了，旧思想经过一轮又一轮的冲刷，渐渐稳住阵脚，鲁迅以这篇文章为投枪匕首，刺向“圣人之徒”的命门——之前几乎无人敢正面硬刚的父权。

父权为什么这么厉害？

宗教上，它是神权之渊薮；政治上，它是君权之滥觞。一言以蔽之，天父、君父，统统源自“我父”。

“圣人之徒”死死揪住父权作文章，以及由此衍生的三纲五常，为矛为盾，逻辑上不外如是：“在家绝对服从父母，在国就绝对服从君主。”即《论语·学而篇》中有子说的：“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所以，几千年来，父权、神权、君权三(hàng)位(xiè)一(yī)体(qì) ，神称“天父”，帝王乃“天子”，百姓乃“子民”，官员，则有一个一听就给跪的名字：父母官。

鲁迅忍不住了，挺身而出破除父权迷信。《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全文约七千字，不适合现在的自媒体阅读习惯，请允许我洗一下鲁迅的稿，把这篇檄文摘要介绍一下。

首先，鲁迅开宗明义，说明写这篇文章的原因和目的：从“从来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父子问题”入手，“研究怎样改革家庭”，一句话，“只是革命要革到老子身上罢了”。至于为什么用这样的标题，鲁迅说了两点理由：

第一，中国的“圣人之徒”，“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但问题是，“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所以他聪明地绕开儿子的角度，“摆出父亲的尊严，谈谈我们和子女的事”。

第二，“解放子女，本是极平常的事”，“但中国的老年，中了旧习惯旧思想的毒太深了，决定悟不过来”；“没有法，便只能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

那么，具体怎样做父亲呢？提纲挈领三点：1.保存生命；2.延续生命；3.发展生命。因为，在自然界，“生物都这样做，父亲也就是这样做”。

所有的生物，为保存和延续生命，自带各种本能，其中最大的两个本能，就是食欲和性欲，所谓“食色性也”。站在本能的立场，鲁迅说：“食欲是保存自己，保存现在生命的事；性欲是保存后裔，保存永久生命的事。饮食并非罪恶，并非不净；性交也就并非罪恶，并非不净。饮食的结果，养活了自己，对于自己没有恩；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对于子女当然也算不了恩。”

重点是最后这句，也是“圣人之徒”们最暴跳如雷的，因为他们认为，性交是不洁的，是罪恶，得治；但性交的结果，生出子女，却是莫大的恩惠。鲁迅左右开弓，啪啪打脸，指出性交既非不净，也非罪恶，“父子间没有什么恩”。

这观点并不是鲁迅的发明，他在文章后面也提到了，东汉时孔融早说过：“父之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

这话忒狠。但你知道孔融是谁吧，孔子的二十世孙，妥妥的圣崽。

鲁迅进而指出，“圣人之徒”的误点，“便在长者本位与利己思想，权利思想很重，义务思想和责任心却很轻”。这是从市恩出发必然导致的，我生了你，你就是我的全部，“责望报偿，以为幼者的全部，理该做长者的牺牲”。

不听话，便是忤逆，忤逆在古代，可是跟欺君并列的大辟之罪。

既然父与子无恩，那关系不就没得维系了吗？

当然不是，反对恩，更利于提倡纯天然的爱。舐犊之情，这是所有生物共同的、天生的爱，鲁迅说，“这离绝了交换关系利害关系的爱，便是人伦的索子，便是所谓纲”。

划重点： “恩”和“爱”的区别，便在于有没有“交换关系”和“利害关系”。

强调恩，导向“长者本位”；提倡爱，才有可能实现“幼者本位”。鲁迅将眼光投向文明的西方：“欧美家庭，大抵以幼者弱者为本位，便是最合于这生物学的真理的办法。”

搁现在，这么说是要被列入美分党的。

只有站在“幼者本位”的立场上，在保存生命、延续生命之后，才能正确地“发展生命”。

发展二字，重在超越，即鲁迅说的：“只要思想未遭锢蔽的人，谁也喜欢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超越便须改变，所以子孙对于祖先的事，应该改变。”

而最难的，也在这“改变”二字，“圣人之徒”们将孔子的“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奉为圭臬，便是拒绝改变的基本原则。鲁迅一针见血，这是“退婴的病根”。

所以，未受“圣贤书”荼毒者，或是觉醒者，为人父母，便“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具体的做法：第一，理解；第二，指导；第三，解放。

因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所以，“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而指导不是命令，“不但不该责幼者供奉自己；而且还须用全副精神，专为他们自己，养成他们有耐劳作的体力，纯洁高尚的道德，广博自由能容纳新潮流的精神”。解放，是重中之重，即“交给他们自立的能力……成一个独立的人”。

可能会有父母担心，解放儿女之后，自己会变得无聊，跟儿子之间会产生“疏隔”，甚至导致父母吃苦，儿女也吃苦。鲁迅说，这些担心纯属多余，“也即从谬误的旧思想发生；倘明白了生物学的真理，自然便会消灭”。

当然，要这么做，也得有基础条件：“要做解放子女的父母，也应预备一种能力。便是自己虽然已经带着过去的色采，却不失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

用现在的话说，儿女不能有“巨婴症”，父母也不能有“赖儿症”，即将所有物质和精神都寄托在儿女身上，离了儿女便觉得世界末日到了。要有“独立的本领和精神，有广博的趣味，高尚的娱乐”。

这些从哪儿来？当然是从改变、学习中来。

同样，儿女得到解放，自然会发挥天性中的爱，对父母也不会有观念冲突导致的持续紧张的关系。由爱而生的亲情勾连，要比什么“恩威，名分，天经，地义”之类更牢固。

当然，要实现这样的理想关系，也不仅仅是作为父亲的个体就能做到的，还是要回归到一个问题上，鲁迅说：“所以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又回到政治原点了。

最后鲁迅总结道：“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而在中国尤不易做。中国觉醒的人，为想随顺长者解放幼者，便须……‘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因为不易，所以“这是一件极伟大的要紧的事，也是一件极困苦艰难的事。”一百年过去，能做到这样的中国父亲，依然寥寥无几。但这也不能完全怪每一位中国父亲，因为，传统的父权跟君权，扯毛带血，将传统的父权消解，建立平等、自由、互爱的新型父子关系，君权赖以存在的基础，便岌岌可危。

鲁迅一家三口｜图片来自网络

那么鲁迅本人又是怎样做父亲的呢？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38岁的鲁迅还没当父亲。而且，他是一直不想当父亲的。要到十年后，即1929年，他跟许广平的儿子周海婴出生，48岁的鲁迅，才当上了父亲。

周海婴的出生，完全是一场“安全事故”，父子俩都在文章和访谈中谈过这一点，即当年避孕意外，才有了周海婴，而许广平难产危殆时，鲁迅也签过“保大”的协议书。

1931年4月15日，鲁迅在给他的北大学生李秉中信中说：“我本以绝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

但鲁迅之不想当父亲，并不是不喜欢小孩，也不是怕担责任，在同一封信中，他坦言：“生今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

这样的时代，多个孩子多份累赘，产育的费用倒问题不大，大的是“在将来之教育”，因为国家烂成这样了（特别声明：鲁迅说的是1930年代的国民党统治之下的中国），将来不知道会是什么样，个人的前途更是渺茫，还要把孩子带到世上来受罪吗？

当时的情况是怎么样呢？也是同一封信最后，鲁迅说了：“百物腾贵，弄笔者或杀或囚，书店多被封闭，文界孑遗，有稿亦无卖处，于生活遂大生影响耳。”

这理由，你看怎么样？是不是一百年过去，鲁迅这篇文章依然振聋发聩？现在跟百年前的区别，只在于技术的发展将繁衍跟性欲剥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不同？

所以你能理解，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不婚不育了吧？

当然，鲁迅有了儿子之后，并不会被自己十年前这篇文章打脸。从萧红等友人回忆文章中的细节，以及周海婴自己的访谈里，可以看出，鲁迅对儿子，确实是能做到理解、指导和解放的。所以诗人柳亚子曾经由衷地说过：“近代对于儿童教育最伟大的人物，我第一个推崇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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