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过分夸父母也是要被杀头的｜文字狱档

在清朝文字狱的高峰期，乾隆四十三年(1778)，单是《清代文字狱档》记录在案的，就有三起是因为用词“刻意夸大”而惹祸。

第一起发生在四月份，山西武乡县，秀才李抡元的父亲李范死了，按惯例，也为了脸面，李抡元请了有举人王尔扬为他父亲写一篇墓志铭。王尔扬写完，由该县另一举人赵扩负责书写，然后刻在墓碑上。

墓志铭刻完没多久，就被人发现了问题——铭文中提到李抡元父亲时，竟使用了“皇考”一词！

父亲死后称“考”，母亲死后称“妣”，所以形容人极度伤心，有“如丧考妣”一词，这没毛病，可是，你一小小读书人，怎么可以在“考”字前面加“皇”字？这已不是一般的“刻意夸大”，而是“悖逆不法”了，纯属找死嘛。

武乡县教谕（教育局长）王廷诏发现问题，向知县江廷泰汇报，江廷泰吓了一跳，第一时间派衙役将李抡元、王尔扬刑拘，这时另一涉案人员赵扩正在北京参加科举考试，江廷泰和王廷诏赶紧联合向山西巡抚巴延三禀报。

巴延三一看，案情重大，用他自己在奏折中的话来说，“不胜惊骇愤恨”，立即汇同三司研究案情，并很快得出初步结论：李抡元敢这么做，“难保其家不另有收藏不法字迹”。于是，相关官员不敢怠慢，赶紧让山西按察使（司法官员）派员到三个涉案人家中“严行搜查”，同时知会直隶总督，请求协同缉拿上京考试的赵扩，又让武乡县知县江廷泰派得力捕快，带上认识赵扩的保邻，到山西至北京的必经之路严查访拿，务必早日将赵扩捉拿归案。

啥叫“保邻”？就是编入同一保甲的邻居，发现案情不举报，有连坐责任，从秦朝时候起就这样了。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第一时间将此案向乾隆奏报。

巴延三的奏折是四月初四递上去的，山西和北京离得近，四月初八，乾隆就有谕旨批复，巴延三等官员接到圣旨，傻眼了，上面只用了十个字，为此案定性：

此系迂儒用古，并非叛逆。

乾隆认为，这只不过是迂腐的文人套用古文，并不是叛逆，你们大惊小怪了。

仿佛是怕下面这些没文化的官员看不懂，乾隆在谕旨中又详加解释说：

“皇考”之字见于《礼经》，屈原《离骚》及欧阳修《泷冈阡表》俱曾用之，在臣子尊君敬上之义固应回避，但迂腐无知，泥于用古，不得谓之叛逆。

也就是说，“皇考”这个词，并不是皇家专用。皇，本来是指灯火辉煌，后来引申为“大”，早在先秦时期的儒家经典《礼经》中，就有“父曰皇考，母曰皇妣”的说法，这里的“皇”，大而美好之意，皇考即先考，只是更庄重一些的说法。

屈原经典作品《离骚》一开篇，就有：“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我是颛顼帝（即帝高阳）的后代，我爸名叫伯庸；宋欧阳修祭父文《泷冈阡表》一开篇也是：“呜呼！惟我皇考崇公！”

所以王尔扬替李抡元用“皇考”一词，只是有点欠妥，但不能上纲上线为“叛逆”。代为书写的赵扩，罪责就更轻了，“若本科会试中式亦不过于榜上扣除，今既未经取中，下科仍可令其会试”。赵扩是候选公务员，这一次如果考上了，最多就是刷下来。不过他没考上，所以下一次仍然可以去考。

至于请人为父亲写墓志铭的李抡元，当然也是无辜的。乾隆最后说，我处理这些案子，都以公平为原则，无罪就无罪，所以，“此事竟可无庸查办”。

说了这些，乾隆意犹未尽，当山西巡抚巴延三按谕旨将相关涉案人员释放，并结案上奏时，乾隆又批道：

彼既迂腐，而汝之不读书及幕宾之不晓事又可知矣。

那些文人是迂腐了点，不过，像你这样不读书，还有你那些秘书、办事人员之没文化，就可想而知了。

问题是，卷入此事的所有官员，难道一个个都不知道“皇考”的出处和用法吗？

满人巴延三没文化，这可以理解，山西武乡县的知县江廷泰、教谕王廷诏，可都是经过科举考试才上来的汉人知识分子，他们怎么可能不知道《礼经》和屈原、欧阳修的代表作？

这就充分说明，并不是下面把经念歪了，而上面的高压政策，导致下面的人宁可将运动扩大化，也不敢担“失察”或“办事不力”的罪名。

所以，这事过去才两月，湖南又发生了类似性质的案子。

岳州府临湘县一个叫黎大本的监生，母亲八十大寿，很多诗友发来贺诗，黎大本将这些贺诗编成一本书，定名《资孝集》。不料，该县“民妇黎李氏”，看到这本《资孝集》，不知道是出于妒忌还是怕被牵连，竟向有关部门告密，理由是，集中不少诗文，竟将黎大本他妈“比之姬姜、太姒、文母等”。

这三位是谁，怎么不能比？

其实，姬姜并不是谁的名字，而是中国历史上两个最尊贵的姓：姬是周王室的姓，姜是齐太公世家的姓，所以古人一般用“姬姜”来称贵族妇女；而太姒、文母则是同一人，是周文王的正妃，周武王的母亲。

黎大本这么一比，相当于说“我妈是国毋”……你不死谁死？

还有更严重的——署名黎道魁写的《资孝集》跋，干脆称黎大本他妈为“女中尧舜”，这更不得了，直接就是“女皇”了，历史上，也只有武则天配称。

所以，这也不是一般的“刻意夸大”，而是僭越、悖逆，妥妥的凌迟大罪。

于是，岳州府知府赶紧将黎大本等一干涉案人员收监，又查抄了《资孝集》原书板片，然后上报湖广总督三宝、湖南巡抚李湖。李湖一看，大惊失色，一方面命人将所有人犯押解到省，另一方面赶紧将案情写成奏折，请乾隆定夺。

没想到，乾隆“详加披阅”之后认为，这些为黎大本他妈写祝寿诗的文人，“皆系迂谬不通之人，妄行用古，与今年巴延三所奏、举人王尔扬代人作墓碑，率用皇考字样者，仿佛相似，并非狂悖不法。”

迂腐、荒谬，食古不化，但性质不严重，跟王尔扬擅用“皇考”案一样，不能算“狂悖不法”。

此语一出，不知道多少个人头得以保住。在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的结案奏折中，特别写到，当不予追究的圣旨向所有涉案人员宣读时：“各犯属环听之下，不仅集中有名人等感激皇仁欢呼雷动，凡属士民无不颂扬圣德，共戴生成，各勉自新。”

如此皇恩，实在浩了个大荡。

此案最后，乾隆特地在湖广总督和湖南巡抚的奏折上批道：“似此无甚紧要之事，何必四百里驰驿，汝何尚不解事若此。”你们实在太不懂事了，老拿这些“无甚紧要”的事来烦我。

但是，还是那句话，这怪得了下面的官员吗？上一篇文字狱专栏【传送门】说到《闲渔闲闲录》案，乾隆曾经痛责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等人在搞文字狱时“意存姑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严重失职，吓得一众官员两股战战，当场失禁，主动求乾隆将他们法办。

你让这些官员们怎么判断什么是“紧要之事”？反正从严从重，就算被斥责，也比落一个“意存姑息”要好。

第三个案子发生在十月，江苏赣榆县（今属连云港市）一个叫韦玉振的秀才，为父亲立传，其中写到他爹很厚道，当地主时，“于佃户之贫者，赦不加息，并赦屡年积欠”，这又闯祸了。

哪个字敏感？稍懂点中国语境的，应该都看出来，赦，免除或减轻之意，这是皇帝才能用的，你一个秀才的爹，撑死了土豪一个，怎么也配用“赦”，这不是狂妄是什么？

韦玉振这事又是怎么爆出来的？是他叔韦照向知县告的密。因为没看到韦照的告密原状，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出于什么心理，妒忌？害怕？还是报复？总之，每一个理由都细思极恐。

知县接报，不敢怠慢，立即上报江苏巡抚杨魁。杨魁一看，判定韦玉振此举“乃敢竟用赦字，殊属狂妄”，依然是文字狱三部曲：抓人、抄家、上奏。

乾隆看了奏折，了解案情之后，再一次网开一面，在谕旨中对韦玉振案定性，认为他用“赦”字，“于理固不宜用，但此外并无悖逆之迹，岂可因一赦字遂坐以大逆重罪乎”？

不但如此，他还直斥杨魁“所办殊属过当”，就是将文案扩大化了，更狠的还是，“即此可见杨魁之不能实心办事也”。不能实心办事，那就不是能力问题，而是态度问题了，这样的指责，不可谓不严重。

那么，杨魁为什么会将文案扩大化呢？除了上面说过的，还有一个具体原因，乾隆在谕旨中自己说出来：

今杨魁因前案之失意存惶惑，遇有控首逆词之案，不论其事之轻重，纷纷提讯，株累多人，自以为办理认真，而不知其过当以饰其前次不能查察徐述夔逆词等之罪。

乾隆说的，是两个月前发生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这是另一件血腥恐怖的文字狱大案（将另辟专文介绍），也在杨魁的管辖范围内，比韦玉振案早发两个月，到现在还没结案，但乾隆认为他失察，已严加斥责过，所以这一次，乾隆看出来了，杨魁的用力过猛，只是为了掩饰他上一次的失察。

鉴于此，乾隆最后下旨，将杨魁“交部议处”，就是交由刑部论罪。但最后的结局，似乎也是大事小小小事化了，从清史中可以查到，杨魁在江苏巡抚任上一直呆到两年后，即1780年，才迁河南巡抚，一年后又迁福建巡抚，所谓“议处”，也就吓吓他而已。

所以，这是唯一一次涉案者被判无罪而办案官员被乾隆警告的文字狱案。

但你要是真的以为乾隆从此放下屠刀，那就大错特错了，先不要说同时发生的徐述夔《一柱楼诗》案搞得腥风血雨，乾隆四十三年这一年，文字狱案就发生了九起，第二年，十起，这两年，正是清朝文字狱高峰期中的高峰期，不知有多少人头滚滚落地。

再过两年多，乾隆四十六年，又一宗性质一样的文字狱案发生：

湖北秀才程明諲[yīn]为他人写祝寿文，内有“绍芳声于湖北，创大业于河南”，结果，“创大业”被解释为夺江山做皇帝，罪该凌迟，最后乾隆“开恩”，斩立决。（此案也将另辟专文介绍）

因“创大业”而闯大祸，最后命也没了.

看你还敢说自己是创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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