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朝，传看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也是死路一条｜文字狱档

Original: 余少镭现代聊斋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 68×34cm 纸本水墨 2018｜河夫作品

几句心里话

昨天发了条广告，有提前道歉，还是有十几位朋友离我而去，小伤心。已拒绝不少高价理财广告了，就怕被朋友们鄙视。但钱还是得赚的，游戏广告我接了，喜欢玩就点，不喜欢不点就是了，只求别取关。顺便说一下，明天应该还会有一条，不好意思。

如果喜欢本号，支持我继续写下去的方式有很多，文中广告顺手点一下，文末“在看”顺手点一下，方便就转发到朋友圈，评论等，也是跟打赏一样的鼓励。

今天这篇文字狱档，三年前曾昙花一现，后来就你懂的。我加料回锅，看过的朋友，有时间无妨再看一下，谢谢。

乾隆十六年，一本有严重政治问题的书刊在朝野之间引爆。

问题不是一般的严重，因为它其实是一篇炮轰皇帝的檄文，里面赫然列出乾隆“五不可解十大过”，一点都不给面子。

檄文以官员奏稿的形式写成，不知何时何地发出，直到乾隆十六年七月案发，全国上至封疆大吏，下至贩夫走卒，西至云贵土司，东至江浙文士，都在心照不宣地传抄。

查资料，乾隆十六年，全国人口约为现在的1/5，按比例，只要有两万人看过那份“奏稿”，阅读量就相当于现在10万+了。从该案涉及区域之广及传抄时间之长来看，有多少人参与传抄不得而知，但看过的肯定过两万。

这篇檄文到底写了什么，爆炸当量这么大？

首先，它蹭了大V的IP。

大V叫孙嘉淦，康雍亁三朝为官，以敢言直谏出名，外号“大清魏征”。

早在雍正时期，孙嘉淦就曾因敢言惹怒雍正帝。乾隆登基，慕名起用他，由吏部侍郎而迁都察院左都御史（约等于检察院长或纪委书记）。没多久，孙嘉淦就上了堪与唐朝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媲美的《三习一弊疏》。

所谓“三习”，即“人君耳习于所闻，则喜谀而恶直；目习于所见，则喜柔而恶刚；心习于所是，则喜从而恶违”。当皇帝的，如果眼睛和耳朵只习惯看和听喜欢的东西，心里又总认为只有自己是正确的，那么就会产生一种弊端：亲小人，远贤臣，导致劣币驱逐良币，对统治大大不利。所以，必须“预除三习，永杜一弊”，才能江山永固。

今天看来，这不过小学生级别的常识而已，但在那些刚刚从满清铁蹄下苟活过来的人眼里，这可是捋逆鳞的自杀式行为，所以，很多人为“孙大炮”捏一把汗。万幸，这时候乾隆的帝位还没坐暖，不想走其父苛政老路，对孙嘉淦不但没惩治，还升官嘉奖。

这么一来，孙嘉淦名声更盛，俨然当朝“体内健”代表，一些人不敢公开说的话，就冒用他的名来表达了。

早在乾隆三年，京城就已经有了第一份伪孙嘉淦奏稿，直言弹劾鄂尔泰、张廷玉等权臣。因为矛头没指向今上，对这份伪奏稿，乾隆也“姑不深究”。

有了第一次的安全，也就有了第二次的大意，这两次伪奏稿是同一人所为，还是后者受前者的启发而写，不得而知，但目的却是一致的：冒孙嘉淦之名，既达到批评乾隆的目的，又相对安全。

所以，在《清代文字狱档》中，此案的总题，就叫《伪孙嘉淦奏稿案》。

伪奏稿能够被转疯，主要还是内容方面，对乾隆的炮轰句句都说出全国臣民的心声。

由于乾隆讳莫如深，各级官员揣摩上意，全面肆零肆，将收缴的传抄品全部销毁，伪奏稿的内容现已看不到，只能从相关奏折、上谕和供状的间接引述中了解其大概。

所谓“五不可解十大过”，现可知的有：南巡、孝贤皇后大事剃头、大金川不该用兵、张广泗事件等。

南巡，是指乾隆第一次巡幸江南事件。此次南巡打着考察民情、礼贤下士旗号，但谁都知道，这位风流皇帝主要还是为了赏玩猎艳，不然，哪来那么多的大明湖畔的夏雨荷。

南巡提前一年准备，铺张浪费，劳民伤财，所过之处鸡犬不宁，那些接待不周的官员还会被撤职、刑罚，搞得相关人等一听“南巡”二字就直接吓瘫。

孝贤皇后大事剃头，更是乾隆暴政的体现：孝贤皇后病逝于乾隆十三年，乾隆悲痛之余，以违反祖制为名，将两个在皇后病逝百日内剃头的官员砍了头——实际上，满清并无此“祖制”。

大金川不该用兵和张广泗事件，则是批评乾隆军政上的失误，为了镇压少数民族，在本不应用兵的大金川（现四川省金川县，属阿坝藏羌自治州）发动战事，穷兵黩武，久攻不下，最后推罪于川陕总督张广泗，将其处死。

以上种种，伪奏稿出现之前，朝野间腹诽的多，没人敢说出来。现在有了这份奏稿，传抄也是一种发声。发声虽然改变不了大清，但毕竟还有一种虚假希望在——而希望，其实是无所谓真实与虚假的。

伪奏稿作者以为挂孙嘉淦之名就可安全蹭IP，但这时候知识分子的安全期已过，危险期到来了。

跟其父雍正相比，乾隆即位时没有那么多的怀疑和非议。所以，登基之初，他也假惺惺地采用过怀柔之策，放宽文禁，笼络天下民心。如乾隆六年发生的“谢济世注书”一案，担任湖南粮道（省粮食局局长）的谢济世，以自己的见解批注四书五经，跟传统解释有出入，被乾隆斥为“肆诋程朱，甚属狂妄”，肆意诋毁国家认证的先贤，非常狂妄。但说是这么说，乾隆并没拿谢济世开刀，只是销毁了已出的书和板片而已，谢济世不但没受刑，还继续当他的湖南粮食局局长。

乾隆以为，他这么宽宏大量，臭知识分子们该不时跪舔了吧。万万没想到，十年过去，还是有人看他这也不顺眼那也不对付，居然直接炮轰。更甚者，朝野之间竟有这么多人传抄，那些写在纸上的沙沙声，在乾隆听来，就是打在脸上的啪啪声。

乾隆的恼羞成怒，从相关圣旨中不时满而溢，如“此等恶逆狂悖之词，凡为臣子者惊闻之下无不痛心切齿，愿得食肉寢皮……”（清代文字狱档·伪孙嘉淦奏稿案·开泰务须实力办案谕）。在两个月后发出的《办理务须得当不得苟且完结谕》中，乾隆更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

（伪奏稿）蔓延各省，传播之广如此，其首先捏造之犯审乃罪不容诛。此等诪张诬妄之词，贻害于人心、风俗者甚大，当此国家全盛之时，正应溯流穷源，寻枝批根，以正人心而息邪说，况此等传抄之犯亦不得概谓之愚民无知，如果无知，虽示以伪稿将茫然不知为何物，何论传抄；凡属传抄，皆幸灾喜事不安分之辈，今并不治以重辟即行正法，不过量予枷责，使知儆畏，向后倘遇妄言邪说不为所惑，则小惩大诫，所全实多，若恐株连人众，姑息从事，将养奸酿患，无所底止。

这里面有一句关键话：“当此国家全盛之时。”也就是说，现在条件成熟了，不能再轻易放过敢逆鳞的臭知识分子，否则，他们就要蹬鼻子上脸了。

两百多年过去，我们仍能听到太和殿里那咬牙切齿的恨恨之声。

伪奏稿最迟于乾隆十六年初就在民间流传了，直到同年七月，才由云贵总督偶然发现并上奏。一个月后，乾隆见事态已不可收拾，下了一道《严拿传播伪稿逆徒谕》：

着传谕步军统领舒赫德、直隶总督方观承、河南巡抚鄂容安、山东巡抚准泰、山西巡抚阿思哈、湖北巡抚恒文、湖南巡抚杨锡绂、贵州巡抚开泰，令其选派贤员密加缉访，一有踪迹即行严拿有奏闻请旨，勿令党羽得有漏网，务须密之又密，不可稍有张扬泄漏。

一次性点名八位封疆大吏组成专案组，这在中国文字狱史上是空前的，还再三严令不得有漏网之鱼，说明乾隆对此案之高度重视。同时也可看出，乾隆也是很矛盾的：既要加大力度跨省侦查，又怕侦查过程中，伪奏稿内容泄漏出去，造成二次传播。

随着人越抓越多，纸包不住火，秘密查访已经不可能了，一年后，开始在全国公开严查，十七年十二月，乾隆还下旨重申此案重要性，警醒办案人员，若“畏难中止，则无由正人心而维风俗”，也就是说，我并不是为自己被炮轰而彻查此案的，如果不能揪出幕后主笔严惩，全国人民的道德底线就会被拉低。

统计了一下，从乾隆十六年七月到乾隆十八年三月，一年八个月时间，伪奏稿案覆盖北京、山东、山西、江西、江苏、安徽、浙江、福建、湖南、湖北、贵州、广东、广西以及边远土司等地区，留下了160道相关奏折、132道上谕，其案卷之多、牵连之广、历时之长、影响之大，无出其右。

最终，网越撒越广，捕到的，却都是些小鱼小虾，而其中的屈打成招、挟私报复、借机栽赃，更是数不胜数，乾隆本人及办案人员也被搞得灰头土脸。最后，所有的疑点集中到长淮千总卢鲁生父子身上。

长淮，即长淮卫，明清时的军事重镇，今属安徽蚌埠；千总，是驻扎在这里的正六品武官，约等于今天的团级。线索告诉专案组人员，卢鲁生父子可能是伪奏稿源头，于是，严刑之下，卢鲁生又供出，他的伪奏稿得自南昌守备（也是团级军官）刘时达。再讯问刘时达，刘供出他儿子刘守朴；审刘守朴，他说伪奏稿是幕友孔则明给的；孔则明供出，其伪稿乃得自苏州……

本想顺藤摸瓜，但藤却越摸越长，这个时候，乾隆觉得不能再拖下去了，越查就越多人知道伪奏稿内容。经过一年多的折腾，杀鸡儆猴的目的已达到，真正的伪奏稿作者，绝对不敢再有异动，该收场了。

收场，那也得有人献祭。于是，卢鲁生和刘时达这两位中下级军官，只好承认了“合著”伪奏稿的“犯罪事实”。乾隆于十八年正月二十五发布《正犯已得昭告中外谕》，将“主犯”卢鲁生凌迟处死，其子卢锡龄、卢锡荣斩首，刘时达“开恩”也改为斩首，家属连坐。同时宣谕中外，所有传抄伪稿各犯俱加恩宽免（官员除外）。审理不力的官员如江西巡抚鄂昌、按察使丁廷让等革职拿问，交刑部治罪……

最后，乾隆还不忘在杀人谕旨中惯性自夸：“朕君临海宇，刑赏一秉至公，从无丝毫成见。”真英明。

经验告诉我们，色厉内荏，权位愈高愈甚。其实他们也清楚，一万首颂歌，也抵不上一句批评。因为颂歌大多非本愿，而批评则字字真心。像乾隆这样的好大喜功者，更是听不得一声入耳，什么《三习一弊疏》，只不过三傻一天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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