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看原文
其他

重磅!炎黄学研究再出新成果!《新华文摘》转载我校尹全海教授论文

小山 信阳师范学院 2019-04-23


编者按:《新华文摘》(2018年第15期)转载了我校尹全海教授的最新研究成果——“炎黄学研究对象述论”。原文刊发在《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上,全文约2万6千余字,被《新华文摘》转载7000余字。这是尹全海教授的最新学术研究成果,是我校炎黄学研究的重磅成果,也是我校学报选题策划、稿源组织、栏目设计、评审质量持续显著提升的效应显现。

尹全海教授认为,学术生成是一个民族思维观念的升华。 西方文化习惯抽象思 维,其学术生成往往是先有学术概念,然后涵养固化、形成规范;中华文化崇尚经验与积累,先有学术之实而后有相应之名的现象,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大特点。在中国学术史上,“魏晋玄学是如此,八九百年后的宋明理学同样也是如此”,炎黄学之生成亦如是。他在论文中指出,炎黄学之名,为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表达和最新形态,从炎黄记忆的物像化、仪式化到学科化,炎黄学的发展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可谓新时代的新学问。炎黄学以炎黄这一标志性记忆符号在生成、演变或传播进程中孕育出的炎黄记忆文本及其生成记录(炎黄学之实)为研究对象,如炎黄传说、炎黄文献、炎黄子孙、炎黄遗存、炎黄祭典等。炎黄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当拥有自己的学科体系时,方可称之为学。同时,对生成史的叙述、研究对象的界定,形成与研究对象性质相应的研究方法、拥有基础性资料积累、标志性专门著作和体系化的课程设置,同样是炎黄学称之为学科的重要标志。

现予以转载,以飨读者。













《新华文摘》

尹全海:炎黄学研究对象述论



炎黄学概念诞生于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建构。但炎黄子孙把炎黄作为标志性记忆符号而从事的记忆活动, 早在传说中的炎黄时代即开始, 并在五千多年的历史进程中相继孕育而形成炎黄传说、炎黄文献、炎黄子孙、炎黄遗存、炎黄祭典等记忆文本, 应属于炎黄学的研究对象, 即炎黄学之实。换言之, 炎黄学以炎黄这一标志性记忆符号在生成、演变或传播进程中孕育出的炎黄记忆文本及其生成过程的记录为研究对象。

(一) 炎黄传说

世界上早期发展的各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 在文字出现之前所有民族都有一个漫长的传说时代。以口头叙事保存至今的关于炎黄时代 (相当于考古学上铜石并用时代的最早时期) 的历史文化, 称之为炎黄传说。作为炎黄学研究对象, 炎黄传说首先是广义的传说, 涵括神话、传说、故事或诗歌等多种体裁。炎黄传说的内容, 一部分是关于炎黄及炎黄时代历史文化的原生形态炎黄传说, 包括为考古发掘所证实 (如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发明、创造活动) 和尚未经考古证实的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历史文化, 更多的是历经附会、添加而成的衍生形态炎黄传说, 如“神农下凡”“神农抱太阳”的神话、黄帝与节节草传说、蚩尤智斗饿虎的故事等。在被考古发掘印证之前, 未经证实的关于炎黄及炎黄时代史实的原生形态炎黄传说, 属于“史书没有能够记载的历史”。衍生形态的炎黄传说, 或不是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史实 (历史背景) , 而是后人为表达对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尊崇与景仰, 而附会或嫁接到炎黄及炎黄时代, 保存至今;或是后人为保存炎黄及炎黄时代的记忆, 而把所闻所见的生动故事、幻想性情节添加 (附会) 至炎黄及炎黄时代, 流传至今。由于史实的添加或嫁接, 使炎黄传说更加真实可信;更因后人所闻所见故事情节之生动, 炎黄传说得以记忆、传承至今。其间, “普通百姓往往是生动故事或幻想性情节的创造者, 知识精英则是历史背景或历史知识的传播者”。如此屡经时代附会、添加“层累地造成”, 并流传至今的衍生形态炎黄传说, 可谓之“依然活着的历史”。衍生形态的炎黄传说, 因后人的附会与嫁接, 具有明显的世俗化特征。不同时代添加或附会而成的炎黄传说, 其内容带有抹不去的时代痕迹;不同区域流传的炎黄传说, 则隐含着浓厚的区域文化特色。比如, “近现代民间传说的炎黄形象, 以及近现代人所讲的炎黄传说, 不能不流露现代意识”。湖南人讲的炎黄传说, 必然会带上湖南人的风味, 肯定不同于中原地区 的炎黄传说。不然, 难以保存或流传至今。

无论是“史书没有能够记载的历史”, 还是“依然活着的历史”, 炎黄传说大多属于民间性知识或地方性知识, 其最大功能在于以口头叙事保存炎黄及炎黄时代的历史文化, 是五千多年炎黄记忆传统的最初记忆文本。因此, 若要挖掘或搜集到更多、更生动的炎黄传说, 首先需要研究者“眼光向下”走进田野, 进行民间访谈、田野调查和地方文献 (民间文献) 整理工作。通过走进田野、走进民间, 结合炎黄传说之场景, 体悟炎黄记忆的历史进程、空间进程及其所表达的意义。其次在研究取向上, 应当尽量回避历史学的客观性追求, 而借鉴历史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关注“人们对过去知道和记得什么, 如何记得, 又为什么要记得, 以及人们如何将过去和现实联系在一起”, 从中揭示炎黄记忆的当代建构与炎黄记忆传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二) 炎黄文献

炎黄文献是指先秦至清代传世文献中有关炎黄及以炎黄为代表的炎黄群体 (如蚩尤、嫘祖、仓颉等) 及其活动史迹的记录, 由古代典籍、地方志书和姓氏谱牒三部分组成。古代典籍所载炎黄记忆, 初见于战国前期, 多为后人对炎黄传说的记录、整理或误传。故炎黄文献以先秦为主, 延及清代, 唐宋之后的文献多为辑佚、类编等, 有些可能是假托黄帝之名而作。据目前所见存世炎黄文献, 如《尚书》《逸周书》《左传》《国语》《周易》《竹书纪年》《山海经》《大戴礼记》《尸子》《管子》《列子》《吕氏春秋》《淮南子》《史记》《白虎通义》《帝王世纪》《通志》《皇王大纪》, 以及托炎黄命名之《黄帝内传》《黄帝文玄女兵法》《黄帝内经》《神农书》等。炎黄文献之古代典籍部分, 亦可以经、史、子、集“四部”分列。地方志书中所见的炎黄记忆, 除历史上著名志书, 如《华阳国志》《括地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舆地广记》外, 更多的历史信息, 应从炎黄英雄群体主要活动区域的地方志书中细细采撷。这些区域有已知的炎帝故里陕西宝鸡、湖北随州等;炎帝归葬地湖南炎陵;黄帝故里河南新郑、归葬地陕西桥山等;炎帝、黄帝、蚩尤共同活动的河北涿鹿等地。因此陕西、河南、河北、湖北、湖南等5省古今地方志书是炎黄文献的重要来源。如河北《宣化府志•古迹》 (乾隆) 《涿鹿县志•黄帝文化》 (1994年版) 、河南《新郑县志•古圣人物》 (康熙) 《宝丰县志•艺文》 (道光) 、陕西《中部县志•黄陵志》 (1944年版) 、《黄陵县志》 (1995年版) 、湖北《随州志•山》 (同治) 和《随州志•艺文》 (同治) 、湖南《酃县志•炎陵》 (同治) 等。至于姓氏谱牒文献, 除先秦史籍《世本》、唐人林宝纂《元和姓纂》、宋人罗泌撰《路史》及郑樵编纂《通志•氏族略》等谱牒著作中有关炎黄及炎黄时代史实记载外, 更为详细的炎黄裔承关系的信息应来自与炎黄及炎黄群体有密切关系的“上古八大姓”“黄帝十二姓”和“祝融八姓”及其后裔族谱。

炎黄文献之研究, 主要运用中国传统史学之方法, 涉及历史考证、历史叙述和历史阐释三个层面或环节。按照事实考证和文献考证的先后顺序, 先进行事实考证, 确认传世文献所载内容为炎黄文献, 然后进行文献考证, 确认炎黄文献的作者和成书年代, 从中发现是谁创造了这些文献、又是何时创造的。在历史叙述环节, 按照炎黄文献成书年代先后排列, 追溯炎黄文献之源流, 确认什么人收藏、使用了这些文献。历史阐释环节可参考顾颉刚“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的基本理念。先按照炎黄文献所记内容发生的时间进行排列, 建构成炎黄史迹, 再与炎黄文献的成书时序进行比较, 辨识炎黄文献生成和流传过程中叠加的信息及其他历时性知识。



(三) 炎黄子孙

炎黄子孙作为一个概念, 是晚近才出现的, 但其核心意蕴在中国古史传说时代已初露端倪。据记载, 商出于玄鸟, 周出于姜嫄, 任、宿、须句出于皞, 郯出于少皞, 陈出于颛顼, 六、蓼出于皋陶, 楚、夔出于祝融、熊, 春秋之前部族之间并没有公认的始祖。到了战国时期, 史书有载:“有虞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尧而宗舜;夏后氏禘黄帝而祖颛顼, 郊鲧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 郊冥而宗汤;周人禘喾而郊稷, 祖文王而宗武王。”这表明此时对有虞、夏、商、周崇祀黄帝之祭典已有明确记录。《世本•帝系篇》《世本•氏姓篇》等篇, 开始列出黄帝后裔谱系, 以及黄帝与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五帝之间的裔承关系。西汉司马迁作《史记》, 首书黄帝, 重在一统世系, 民族一元, 从此华夏各族始祖有了先后顺序。《史记》叙事在描摹、型塑秦汉帝国情景本相之同时, 也有巩固与维护秦汉帝国情景结构之功能, 因此持续影响后世。据此, 由炎帝、黄帝两个氏族组成的华夏族群, 当为秦汉间所称中国人的三个重要来源之一, 华夏族群亦为此时炎黄子孙的核心意蕴。公元前206年汉朝代秦而兴, 此后400年间, 原本活动于黄河中上游地区的华夏族群之后裔, 与位居黄河中下游地域的东夷族群和长江中下游地区的苗蛮族群之后裔, 在相互交往中实现族群融合, 共称之为汉人, 并为此时炎黄子孙的核心意蕴。进入20世纪, 梁启超作《中国史叙论》《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等, 接续《史记》叙事, 将历史悠久的“中华”一词与近代意义上的“民族”一词合构而成中华民族。至中华民国肇建, 《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言书》郑重宣告“国家之本, 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 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包括汉族在内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同组成现代意义的中华民族, 中华民族因此成为20世纪以来炎黄子孙的核心意蕴。至抗日战争全面爆发, 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祭黄帝陵, 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的观念不断强化, 至此, 中国人、中华民族、炎黄子孙几乎同义。

炎黄子孙是一个历时性概念。文献意义上的炎黄子孙, 自春秋战国或有托称炎黄后裔者, 至20世纪30年代, 凡中华民族都是炎黄子孙得到国人认同, 凡三千多年。炎黄子孙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核心意蕴和标志性符号, 华夏族群、汉族、中华民族均为炎黄子孙共同记忆中的标志性符号。其演变脉络从最初的血缘认同到文化认同和国家认同, 最终涵盖血缘认同、文化认同、国家认同。炎黄子孙概念之生成、演变, 将炎黄记忆传统与当下炎黄记忆建构活动联系起来, 使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表达有了充足的历史依据。作为炎黄学的研究对象, 炎黄子孙既是炎黄记忆的主体, 也是炎黄记忆文本;既是炎黄学的研究主体、炎黄记忆文本的创造者和建构者, 也是炎黄学的研究对象。正所谓“我们创作历史, 我们沉浸其间, 我们也是如此的历史生成物”。


(四) 炎黄遗存

历史生成且保存至今、用作炎黄记忆的人造物像或被赋予特殊意义的自然之物, 称之为炎黄遗存。目前所见的炎帝遗存史迹共5处:据司马贞《三皇本纪》记载, “神农本起烈山”, 烈山即厉山, 在今随州市北20公里之厉山镇。炎帝故里有神农庙、神农洞、神农碑、神农殿、神农泉等遗迹。另据《国语•晋语》记载:“炎帝神农氏, 姜姓也, 长于姜水, 因以氏焉。”今位于姜水之滨的陕西宝鸡有炎帝祠、神农庙、姜嫄庙、姜氏城等。《帝王世纪》亦记曰, 炎帝“在位百二十年而崩, 葬长沙”。今湖南炎陵县西17公里的鹿原坡有炎帝陵。另外河南柘城和山西高平亦有炎帝活动史迹留存。黄帝遗存史迹共3处:《大明一统志》记曰:“轩辕丘在新郑县境, 古有熊氏之国, 轩辕黄帝生于此, 故名。”坐落于新郑西南的具茨山风后顶之巅, 至今尚有轩辕庙, 石房三间, 庙内供奉黄帝坐像, 另有轩辕丘碑、炎黄二帝石雕像、轩辕黄帝塑像等历史遗迹。据《史记•封禅书》记:“黄帝采首山铜, 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 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纲鉴易知录•五帝纪》亦记曰:“帝采首山之铜, 铸三鼎于荆山之阳。鼎成, 崩焉, 其臣左彻取衣、冠、几、仗而庙祀之。”地处河南灵宝市阳平镇东北5公里的黄帝铸鼎原, 已于1987年5月被列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黄帝铸鼎原至今还有始祖殿、黄帝陵墓冢、轩辕黄帝铸鼎碑铭等历史遗迹。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黄帝崩, 葬桥山”。今位于陕西黄陵县城北1公里处的桥山尚存黄帝陵、轩辕庙、人文初祖殿及历代碑刻等历史遗存。此外, 炎黄群体活动史迹, 还有河北涿鹿县逐鹿大战遗址、山西阳曲阪泉大战遗址、四川盐亭嫘祖故里、湖北宜昌嫘祖庙等。目前所见具有代表性的炎黄遗存, 多为历代国家祭祀之所。另据历代方志所载, 唐宋以后, 全国各地出现很多用作纪念伏羲、女娲、神农、祝融、黄帝的三皇庙, 用作纪念少昊、颛顼、帝喾、唐尧、虞舜的五帝庙, 还有许多分散各地的先农坛、先蚕坛、先医坛、传心殿等, 这些也是地方或民间祭祀、祈福之所, 同样是十分珍贵的炎黄遗存。被人们赋予特殊意义的自然之物, 如河北涿鹿的蚩尤松、黄帝泉, 陕西宝鸡的神农窟、神农泉, 河南新郑的具茨山、鸳鸯台, 陕西黄帝陵前的黄帝手植柏、湖南炎陵西北山巅的洗药池、四川盐亭嫘祖湖、陕西宝鸡清姜河、湖北随州的厉山等自然之物, 也承载着丰富的炎黄记忆, 如人们一提到厉山, 就会想到神农出生的地方, 有关炎帝记忆随即被唤醒, 故这些自然之物亦可理解为炎黄遗存。

附载于炎黄遗存之上的历史信息, 也是炎黄学的研究对象。荆山黄帝陵门前四棱柱纪念塔上雕刻的黄帝发明舟车、仓颉造字、嫘祖养蚕和黄帝率领部落征战的故事, 意在重现人文初祖文明创建之功。轩辕庙院东侧的碑廊, 以及书写在炎黄纪念建筑上的匾额、楹联、重修炎帝陵碑记以及镌刻在炎黄遗存之上的诗文, 如商代伯夷的《采薇歌》、历代名人的《黄帝赞》、近人梁启超的《黄帝四首》等, 表达的是炎黄子孙对祖先的歌颂、感激、追念之情。后人可透过纪念建筑、题留诗词信息和炎黄子孙追记始祖的祭祀场面, 体悟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港澳台同胞清明节参祭黄帝陵的仪式、海外华人华侨参拜人文始祖黄帝的图片, 以及黄帝陵前祭亭的香火, 共同表达了全球华人的中华文化认同或国家认同。伫立在陕西黄陵的“香港回归纪念碑”“澳门回归纪念碑”等碑刻及碑文, 记载的是国家重大历史事件或重大庆典活动, 而炎帝祠九龙泉断碑诉说的是炎黄子孙历史记忆的断裂或伤痛。总之, 附载于炎黄遗存之上的历史信息已不再是凝固的历史或自然之物, 而是焕发着生命气息的历史回响, 期待炎黄后裔的对话与理解。



(五) 炎黄祭典

中国自古重礼崇祭, 《礼记•祭统》有言曰:“凡治之道, 莫急于礼。礼有五经, 莫重于祭。”炎黄二帝“因有大功于世, 自古至今多方享祭, 形成传统”。依据历代祭礼而举办的仪式化炎黄祭祀活动称之为炎黄祭典。传承至今的炎黄祭典有炎帝祭典、黄帝祭典、太昊伏羲祭典和女娲祭典4种, 作为炎黄学研究对象, 特指炎帝祭典和黄帝祭典。

炎帝祭典包括湖南炎陵县炎帝陵祭典、湖北随州市神农祭典和陕西宝鸡市炎帝祭典。史载炎帝神农氏在位120年崩, 葬于长沙。《舆地纪胜》云“炎帝墓, 在茶陵县南一百里康乐乡白鹿原 (湖南酃县塘田乡鹿原坡) , 宋乾德五年始访得”, “建庙奉祀, 以祝融配, 置守灵户”。每年清明节朝廷遣员致祭炎帝陵。现今炎帝陵为1984年至1988年修复, 1993年8月15日, 湖南省各界首次公祭炎帝陵典礼暨“炎黄杯”世界华侨华人龙舟赛取圣火火种仪式, 在株洲酃县塘田乡隆重举行。1994年酃县更名炎陵县, 始有“南炎陵、北黄陵”之谓。自此每年清明节、重阳节均举行炎帝陵祭典。2006年炎帝陵祭典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编号:481X-33) 。湖北随州的神农祭典主要是在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神农诞辰日举行。相传农历四月二十六日炎帝生于烈山。自2009年开始湖北随州每年农历四月二十六日举办世界华人炎帝故里寻根节。2011年“随州神农祭典”被列入第三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陕西宝鸡的炎帝祭典, 官祭在神农生辰和忌日举行, 民祭则每逢初一和十五, 2008年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 (编号:481X-33) 。

黄帝祭典, 包括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祭典、河南新郑市黄帝故里拜祖祭典和浙江缙云县轩辕祭典。陕西桥山祭黄帝陵始于汉代, 《史记》记曰:汉武帝元封十年, “北巡朔方, 勒兵十余万, 还祭黄帝冢桥山”。唐大历四年 (769年) , 鄜、坊等州节度使臧希让上言, 坊州有轩辕黄帝陵阙, 请置庙四时享祭, 列于祭典。次年, 在桥陵修建黄帝庙。明洪武三年, 朱元璋降旨修缮黄帝陵庙, 祭祀黄帝自此不曾中断。1935年, 国民政府将清明节定为民族扫墓节, 每年清明节国民政府均派代表致祭黄帝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1955年至1963年恢复清明节致祭黄帝陵。1980年始, 陕西省各界每年清明节扫祭黄帝陵, 2006年陕西省黄陵县黄帝陵祭典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编号:480X-32) 。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源自“二月二, 龙抬头;三月三, 拜轩辕”之说,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即有“三月三拜轩辕”之习俗。自2006年 (丙午年) “炎黄文化旅游节”之“拜祖大典”升格为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每年农历三月三日在新郑举行黄帝故里拜祖大典, 2008年河南省新郑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 (编号:480X-32) 。此外, 浙江省缙云的轩辕祭典, 每年之清明节和重阳节均有举行, 亦于2011年被列入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扩展名录 (编号:480X-32) 。

炎黄学的研究对象, 炎黄记忆文本是广义的文本, 特指炎黄子孙自炎黄时代创造并保存至今的文化表征。每一种记忆文本都有其对应或所表达的社会本相。以语言、文字、图片、音像、人造物像、被赋予特殊意义的自然之物以及群体仪式活动、日常生活行为等形式保存的炎黄记忆文本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语言是人类叙述自身历史最古老的工具, 炎黄传说便是炎黄记忆的最初形态。文字发明和使用之后, 炎黄记忆被固定为书面形态, 即炎黄文献。从炎黄传说、炎黄文献、炎黄子孙到炎黄遗存、炎黄祭典等, 大致可以归纳为炎黄记忆传统的历时性进程。炎黄记忆传统不仅是一个时间过程, 还是一个空间过程。它一方面表现为各种记忆文本之间的共时性特征:炎黄传说不以炎黄文献的出现而退出, 炎黄文献亦不以炎黄遗存的产生而湮灭, 各种记忆文本始终处于共时性存在状态;另一方面表现为各种炎黄记忆文本的空间分布, 如陕西宝鸡和湖北随州不仅都有炎帝故里, 而且都有丰富的炎黄文献和炎黄遗存。当然, 随着炎黄学的学科发展、研究成果的积累, 不仅会提炼出更多的记忆文本, 而且各种记忆文本的内涵将更加丰富, 如地方性和民间性炎黄文献, 有可能成为炎黄文献的主体, 因为民间历史文献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载体, “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宝库”。炎黄遗存和炎黄祭典也会更加多样化, 如博物馆、艺术馆、传统地方戏曲等, 值得进一步挖掘和研究。(摘自《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原题为《炎黄记忆传统的当代表达》,原文约26000字)







为了构建新时代炎黄文化研究的学科新形态——炎黄学,推动以炎黄学为代表的国学学科化进程,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信阳师范学院在全国率先成立炎黄学研究院,致力于开展炎黄学学科体系建设。


信阳师范学院炎黄学研究院在开启炎黄文化传承、学习、弘扬新篇章的同时,在炎黄学学科建设和研究上也取得了突破性成绩,推动了以炎黄学为代表的国学学科化进程。尹全海教授的学术论文被《新华文摘》转载是我校继获得“炎黄学概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和在《光明日报》刊发“炎黄学:中国传统文化的龙头之学”,我校炎黄学研究院院长,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首席顾问、河南省委原书记徐光春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谈谈炎黄文化”理论文章后的又一重大成果。





如有什么问题,可以添加小山微信哦~


精彩推荐


(点击图片查看



编辑/曹琪
审核/李澳归
投稿邮箱/ xysyxwzx@163.com
出品/ 信阳师范学院新媒体运营团队

    您可能也对以下帖子感兴趣

    文章有问题?点此查看未经处理的缓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