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也纳-北京包机飞行30周年：中国国际航空筹建​中奥定期航线工作轶事

2021年5月28日是中国和奥地利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纪念日。

即日起，《欧洲时报》推出纪念中奥建交50周年系列报道，专访或邀请在中奥友好交往50年历史中的见证者们，讲述他们各自的经历，为我们还原这50年细浪冲沙的历史原貌。

纪念维也纳北京包机飞行三十周年

国航筹建中奥定期航线工作轶事

作者  维也纳 王勇峰

2021年5月28日是中国和奥地利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的纪念日。中奥两国经历了50年的风风雨雨，已结成友好战略伙伴关系。为纪念和庆祝这一重要的日子，习近平主席和范德贝伦总统互致了贺电，进一步推动两国关系向新的高度发展，令人欢欣鼓舞。

1991年3月23日也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维也纳至北京首班定期旅游包机开通的日子，我作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奥地利第一任总经理，亲身参与了国航办事处的筹建并全力投身于市场开拓的工作，可谓是一波三折、艰辛坎坷，也有许许多多令人感动的瞬间历历在目，现将当年的轶人轶事奉献给读者朋友，谨此纪念中奥建交50周年以及中奥航线旅游包机飞行30周年。

所有的双边外交关系中，两国开通直达航线都是一项重要事务。《中国和奥地利两国间的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于1985年9月12日签署并于1986年1月27日正式生效，但受两国客货运输的市场需求和双方航空运输企业的实际运力所限，两国间的航线并未开通。1988年夏季，奥地利政府代表团在访华期间再次将奥中通航一事列入议程，并克服了一些具体困难，根据一个中国的原则同中国政府就此事达成了共识。奥地利政府代表团离开北京后，中国民航局正式将中奥航线开通的业务交由刚刚完成民航系统政企分开后成立的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承办。

我曾分别在中国民航东京办事处、纽约办事处常驻，负责客货运输业务，1987年10月从民航北京售票处主任的岗位上奉调赴旧金山办事处任总经理。1989年2月15月，我在旧金山接到了国航总部的通知，调任维也纳办事处总经理。在根据总部要求完成了中国民航旧金山办事处更名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旧金山办事处的诸多工作并于4月7日主持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成立酒会后，我于1989年5月8日回到北京，在国航总部听取了公司领导的指示，接受了有关部门针对筹建维也纳办事处、筹备开航所布置的具体任务。但没过不久，中国民航局便通知国航总部，由于奥地利的一家私营航空公司（Nikki Lauda先生创办的劳达航空）不顾奥地利政府官方代表团访华时承诺一个中国原则下的劝阻，执意开通维也纳至台北的航线（在当时西方各国开始对中国制裁的环境下，这一举动必然会影响中奥两国航线的开通），外交部正在通过驻外机构同奥地利政府交涉中，因此国航不必急于开通航线，等候进一步的通知。

1989年11月初，国航总部根据民航局的要求，又通知我尽快赶赴奥地利，以争取在1990年夏季开通北京至维也纳的航线，因时间紧迫且前景未明，国航总部没有安排其他人员同行，要求我一人尽快赴欧履新。11月23日，我孓身一人搭乘北京至苏黎世的国航班机，然后转乘奥航班机来到了维也纳。

抵达维也纳后，我临时下榻在19区的Hotel Kaiser Franz Josef，这是家四星级公寓酒店，每个房间里都有小厨台，久住还是方便的，不便之处是只能通过酒店前台发送或接收传真，影响我实时处理业务。当然下榻在这里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这家酒店经理居然被我说服，接受了9000先令/月的价格（当年国航规定的境外住宿标准：每晚300先令），而此前酒店给我的租金报价是16000先令/月。

记得那年冬天的维也纳刚刚下过雪，人行道上撒满了防滑石子，路面又湿又滑，泥泞肮脏，对于刚刚从四季如春的美国西岸来的我显得十分不适应，但为了尽快落实通航前的准备，我还是按部就班地开始了工作。提到筹建初期，我特别感谢奥中友协卡明斯基博士给予我的热情和全面的协助。记得我去奥中友协拜访博士时曾向他请教了一些我急需了解和办理的事项，卡明斯基博士不但耐心地逐一向我做了说明，又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从繁忙的工作中抽出时间，亲自带我去相关机构办理我“工作清单”上的事宜。仅举两例：一是因筹建初期急需资金到账，卡明斯基博士第二天就带我去了一区的BAWAG银行总部，银行的几位主管和卡敏斯基博士十分熟悉也非常尊敬，由于他的推荐和担保，银行不到半小时就完成了国航维也纳办事处以及我个人的开户手续。二是我还曾提到需尽快拜访奥地利航空公司，卡明斯基博士很快就电话做了约会，第二周便陪我一起去Hotel Sacher拜会了奥地利航空公司的执行董事并在十分融洽的气氛中共进了午餐。经过这位执行董事的安排，我很快地和奥地利航空公司各业务部门建立了直接的联系。此后每当我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卡明斯基博士都会不遗余力、亲力亲为地出手相助，不但有问必答，他也会联络他在奥地利政商各界的人脉关系，为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维也纳办事处的筹建提供了全方位的协助，令我至今难忘。

在抵达维也纳后的一个月里，我按自己的计划基本完成了既定目标，拜访了奥地利民航局、奥地利航空公司、维也纳机场当局，递交了公证过的授权书，阐述了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通航计划，奥方各机构都对此表示了欢迎和支持的意愿，并指派了相关部门和人员给予必要的协助。这其中还有一个有趣的小插曲，1989年12月21日我去拜会了民航局主管Dr. Werner König，双方谈完公务后，我们聊到中国文字，我随意提起“王”的姓氏有König的含义，他马上高兴地回复说“太好啦！这样的话我就是Dr. Werner Wang，你就是Yongfeng

König啦”。

在19区酒店里住了四个月后，经光明日报记者站的介绍我搬到了三区原“世界经济导报”驻维也纳记者站的住所。奥地利房东很怀念和前任记者胡后法先生的友情，因此对我也十分热情，得知我不准备购买家用电器后，主动从储藏室里搬出了一台大约50年代出产的单门冰箱和一台同年代的黑白电视给我使用，我自己添置了打字机、电传机（Telex，当年航空企业必备的通讯设备）、传真机、复印机这四大件，在新的地址开始了国航办事处的业务工作。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但在我抵达维也纳后前几个月里，在诸多朋友的帮助下，前期的工作进展的非常顺利，似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然而事与愿违，1990年3月7日凌晨（时差缘故），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我惊醒，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国际处领导电话通知我，由于奥地利劳达航空不顾各方劝阻，一意孤行地坚持开通维也纳至台北的航线，国航根据民航局的要求暂缓开通中奥航线。公司要求我继续留守维也纳，等待上级的进一步指令。虽说这个变化来的突然，但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也在我们的意料之中，在奥地利这样的国度里，企业的行为只要不违法，政府是无法阻止的。就此，业已开始的以通航为目标的筹建工作戛然而止。但即使作为留守的办事处经理，我也不能无所事事，更不能袖手旁观，必须考虑如何在困境中开拓市场，努力为今后的航线开通做好充分的准备。

中奥两国建交后，两国民间的情感始终是友好的，中国这个旅游目的地对于奥地利国民略有神秘感，但也具有一定的吸引力。在那个年代里，中国民航的欧洲航线并不太多，屈指数来也不到十个。我到任之前，奥地利这个市场由国航布加勒斯特办事处负责，委托了几位华人作为代理，同当地的旅行社合作，将奥地利的旅行团输送到国航的其它欧洲航线上承运，应该说市场方面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为了进一步树立国航在奥地利市场的品牌和形象，我与国航驻欧洲其他几个办事处进行了认真商讨，并报国航总部批准，决定由维也纳办事处在通航之前独立运作，组织奥地利市场的客源，然后输送到苏黎世、布加勒斯特、贝尔格莱德等地搭乘国航航班，并确定由这三个办事处把他们的机票直接交给维也纳办事处，由我代为销售。当时的国际航线还是以旅行团为主，奥地利境内组团赴华旅游的有ÖAMTC Reisen，Pegasus Reisen, Airtour Austria, Windrose Reisen，Reisebüro Logos等几家组团社，国内负责接待的旅行社有国旅总社、青旅总社、和平国旅、北京海外、山东国旅、山东海外等。为了打开新的局面，我必须根据公司的安排在短时间内与当地组团社和国内地接社建立密切的工作关系。在北京工作期间，我一直工作在首都机场地服、值机以及民航售票处等商务部门，也曾参加过民航局与旅游局共同举办的几次全国性会议，所以和国内一些旅游局、各大旅行社的领导都比较熟络，加之国内各旅行社长期以来都和航空公司有着稳定的合作，我调任维也纳工作后，他们始终和我保持着密切联系，相互沟通市场动向。他们来维也纳拜访客户时通常会请我一起出行，所以我很快就了解、掌握了奥地利旅游客源的分布，能够针对他们的需求提供及时的服务。记得1991年1月底，国内几个省市的旅游局来维也纳参加旅游展会ATB，在各自的展台上呈现本地区的旅游特色、民风习俗来推广各自的旅游资源，山东省旅游局是在自己的展台上安排两位身着乡村服饰的少女表演捏面人，需要提前一天把捏面人的面基准备好，但他们在下榻的酒店无法完成这项工作，大约晚九点他们给我打电话求助，我立即开车去酒店把他们接到我的住所，他们烧水、和面一通忙活到凌晨，及时为次日展会上的表演做好了准备。整个ATB旅展期间，中国展台的确吸引了众多的参展商和公众驻足观赏。

民航这个行业的工作语言是英语，这对于不谙德语的我在来到奥地利的头一年十分不便。很幸运的是，我抵达维也纳不久，就结识了当时在奥中友协工作的马建先生，他始终热情、无私地帮助我，无偿地为国航提供翻译服务，协助办理一些官方手续，随时处理个别偶发事件。有一次我需要去Graz拜访济南国旅推荐的一家客户，初来乍到奥地利的我对去外地有点儿胆怯，马建先生毫不犹豫地驾车陪我前往，使我能够很快和他们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为了帮助我尽快了解当地华人旅客分布的情况，马建先生带我拜会了本地侨领胡元绍先生，胡元绍先生如数家珍似地向我描述了80年代旅奥华人的发展、构成以及往返中国的旅行习惯，并向我推荐了维也纳唯一的一家由华人沈维雄先生经营的持照旅行社Lucky Tours（幸福旅行社，大部分华人都在这里购买回国机票），并马上打电话给沈先生请其尽快和我联系。第二天沈维雄先生就顶风冒雪地坐公交电车到19区我下榻的酒店来同我见面，详尽地向我介绍了奥地利旅游市场以及各大旅行社的主营业务，使我对奥地利市场有了较为清晰和全面的了解。在国航后期业务开展的过程中，沈先生也始终积极配合和热心协助，代理国航销售了不少散客机票。

在众人的协助下，我们的工作稳步有序地开展。国航在当地直接根据各组团社的需求预定航班座位和出具机票这一举措，方便了客户，节省了时间，改善了服务，提高了效益。1990年维也纳办事处向国航其他航线输送了1471人（注：据中国使馆领事部统计，当年奥地利赴华旅游团共79个/1887人），实现（手工出票和收款）营业额87万美元。

通过对市场及客户需求不断加深理解，我深切地感到仅仅通过欧洲其它城市转机去中国已显得十分不便，也无法唤起更多奥地利游客访华的兴趣。我因此萌生了申办中奥航线旅游包机的想法，经反复思考后在6月底向当年组织赴华旅行团数量较多的Pegasus Reisen老板Edal Ilicali先生提出了直达包机的建议。之所以向Ilicali先生提出这个大胆的建议，是我经过几个月与他的直接相处以及在通过业内人士对他的间接了解后决定的，Ilicali先生是土耳其裔，年轻时来到维也纳，后在旅行社工作直到创建了自己的旅行社Pegasus Reisen，先是以土耳其、希腊为旅游度假目的地，后期开发了其它一些远程目的地如古巴、泰国、中国等地。1989年他曾包机飞古巴并取得了成功，此事对我萌生包机的想法有深刻的启发和影响。Ilicali先生聪明睿智、为人豪爽、胆大心细、勇于开拓，所以我觉得他是当时唯一有勇气和胆识做这件事的人，结果双方不谋而合，我们马上开始商讨具体的细节，计划自1991年3月起组织16班包机（隔周飞行）的方案，后因市场的需求又增加到了18班。

当我把这一方案报告给国航总部后，得到了公司领导和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那时国航大部分远程航线已由B747等宽体机取代，B707机型正处于逐步退出国行机队的前期，作为中奥航线包机的运力不成问题，公司领导和国际处等部门对于在无法开通航线时能够用包机的方式开拓市场始终保持着积极的态度，立刻指定生产办公室（当年国航商务运营的指挥中心）负责此事，由他们与计划、飞行、航行等部门进行了多番协调，最终于1990年8月10日来函正式批准了1991年中奥航线包机（航班号：CA9591/2）计划，确定使用B707机型（146座位）执飞这次国航史上首次中欧航线上的定期旅游包机业务。为了确保18班包机的运作顺利，生产办公室指派了专人和我全程对接，出现任何问题或需求，我只要联系到他，相关事宜就由他来负责协调处理或上报解决，这也是包机飞行能顺利实施的一项重要安排。

左一为 Pegasus Reisen的老板Hr. Ilicali，右一为其密友 Hr. Gundolf

得到国航的批复后，Pegasus Reisen振奋不已，马上投入了近十万美元在奥地利境内大力推销中国旅游的产品。我还清楚地记得1991新年伊始，维也纳市内以及奥地利其它州府城区的有轨电车、公共汽车、广告招牌、主流报纸上都登载着Pegasus巨幅的 “中国长城”宣传广告，着实为宣传中国旅游起到了重要和积极的作用。（注：在完成旅游包机的1991年末，Pegasus Reisen曾被奥地利一家畅销杂志赞誉为境内最具开创精神的四家旅行社之一，而这四家旅行社的同一共性是老板都是外裔奥地利籍。）

与此同时，我也开始根据国航总部的一系列要求紧锣密鼓地同维也纳机场当局、相关公司联系洽商和具体落实包机飞行的航务、机务、航油、配餐、商务等一系列保障工作。其中几件事情至今令人难忘，一是机务保障工作，因国航使用波音B707执行包机飞行，但奥地利航空（AUA）没有放行波音此类机型的机务工程师，而且维也纳机场具有放行波音飞机执照的也仅有一人，是美国泛美航空（Pan Am）从雅典机场调派在维也纳机场为泛美航空的班机做机务保障工作的。我辗转和泛美航空驻维也纳站长取得联系，借用了他们的这位希腊籍机务工程师，为国航包机提供了地面机务保障和飞机放行工作直至11月16日最后一班，而泛美航空于12月4日宣布停业。说这件事难忘倒不如说值得庆幸，因为泛美航空在1月份已经确定破产，如提前停业，我将不得不为国航包机的B707飞机的机务放行另择门路了。这位希腊籍机务工程师人品善良且技术极佳，他从未对公司额外附加的工作提出任何抱怨，每次国航飞机落地后就开始按照手册忙前忙后，竭尽全力地保障国航包机的正点起飞。4月20日当第三班包机落地后，机组报告说自动驾驶仪（Autopilot）有故障，我得知后非常紧张，一旦影响到飞机正常起飞，我必须安排机组和近140名旅客的食宿，但机务工程师很快就提出了解决方案，包机还是有惊无险地准时起飞了。从3月到11月飞行的18班包机全部准点起飞且安全飞行，这也是我至今都觉得是可喜可贺的。

二是配餐业务，维也纳机场Airest公司提供旅客的餐食毫无问题，但国航飞行部发来一份机组特需的中餐菜单，其中主食要求除了米饭外有“豆沙包”一项，Airest 的主管立即请厨师过目，厨师看后非常自信地说完全没有问题。第二天我到Airest验收他们提供的全套机组餐食时，掰开“豆沙包”后感觉有点儿怪，品尝了一下居然是咸的，我告诉Airest厨师说不对，他马上拿出一本德文版的中餐食谱，说里面写明豆沙包的馅是由“Bohnen”制作，我告诉他说此豆非彼豆，你用黄豆酱而非红豆做馅就错了。此话一出把在场的所有人都逗乐了，大家说中餐不但神奇也很神秘，厨师立即声明放弃进一步的尝试，请Airest主管同意由我们自行安排机组餐食。最终我与维也纳19区的高档中餐馆“翠城”（高央先生）签约，在每班包机起飞两小时前高央先生或派人将机组餐食送到Airest指定的机场接收点，为当年的18班包机提供了令机组满意的服务。事后据机组反馈的意见，机组餐食中最受他们钟爱的是“翠城牛肉”，它也成为我日后去“翠城”必点的一道菜，并悄悄地打听到其重要佐料是沙茶酱（不知这是不是商业机密）。

三是根据包机协议，1991年3月23日的首班包机是空机飞抵，然后搭载Pegasus的第一个旅行团飞北京，二周后再搭乘第二班包机返回，第二个旅行团随之出发，依次周而复始。二月初恰逢维也纳的另一家组团社 Airtour Austria找我协助为他们的一个旅行团84个人解决三月下旬从北京回维也纳的机座，我立即推荐了国航首班包机的北京至维也纳机座，得到同意后马上报请生产办公室协调国航相关部门、边检、海关等有关机构，批准了这一特殊安排，既解决了旅行社的困难，也为国航增加了单程业务收入近三万美金，两全其美。

还有一件偶发事件，这18班包机上Pegasus Reisen除了自己组织的旅行团外，也把剩余的零星座位通过Lucky Tours销售给本地华人。7月27日包机落地后我去机场航务部门递交航路计划，路上被奥航工作人员拦住，说一位华人旅客在出境护照查验窗口被移民官扣住了，需要国航代表去协助一下，我过去后看到这是位不到30岁的华人，完全不懂任何外语，被扣住的原因是他的中国护照里没有奥地利签证，我询问了一下，原来这小伙子是偷渡进入奥地利，生活一段时间后自己感觉生存不易，因此决定回国。我得知此情况后告诉移民官，这位旅客是随朋友从匈牙利驾车来到维也纳观光时家中突发状况，听说有直达北京的飞机就临时决定回北京。移民官听后仍是一头雾水，说没有签证怎么可能进入奥地利呢，我善意地解释说既然他已经决定离境了，如何进入也无所谓了吧，反正我们航空公司同意接收。移民官无奈地耸了耸肩，在护照上重重的盖了一个出境章，然后挥手示意放行。我把这位华人青年送到了登机闸口，预祝他一路平安，当他向我挥手道别时，我看到他的两眼已经湿润，我想这其中除了很快回到家乡的激动之外，也有国家、国航是华人强大后盾的感动。

奥地利所有旅行团的签证事务都是由组团社直接对接中国大使馆领事部，每次包机都有130人左右的签证需求，签证工作量还是很大的，特别是个别旅客递交的材料比较晚，或是旅行社在最后一刻提交的删减、增加，经常需要领事部加班加点，他们不分昼夜或周末与否的赶工，从未耽误过一位旅客的出行，确保了国航包机的正常运行。每当提及中国大使馆领事部的签证业务，奥地利各家旅行社都多有赞誉，这一点我的印象极为深刻，也是深有同感的。在国航办事处筹建过程中，中国大使馆给予了全方位的最大支持，初期由办公室按需派人协助我的工作，后期从包机的计划到飞行的整个过程中，中国大使馆都给予了密切关注和紧密协助。胡本耀大使、石其康领事曾拨冗在Hotel Penta Renaissance酒店和Ilicali先生共进晚餐，对Pegasus Reisen 促进中国旅游的努力表示谢意和支持。

1991年3月23日19点左右国航首班包机抵达，我陪同机场当局主管、中国驻奥地利使馆官员、Pegasus Reisen代表在机场迎接，当B707飞机平稳地降落并缓缓地驶向停机坪时，我望着机身上的国旗和航徽，深感自豪和兴奋，忍不住热泪盈眶，一年多的耐心坚守、一年多的独自奋斗，终于迎来了国航的这一高光时刻。4月11日和7月4日，维也纳机场当局和Pegasus Reisen分别在机场贵宾厅召开盛大酒会，应邀出席的中国驻奥使馆、驻联合国各使团、新华社等机构的代表同奥地利航空界、旅游业、新闻媒体的朋友们欢聚一堂，隆重庆祝中奥两国间旅游包机航线的成功开通，见证了这难忘的历史时刻。

1991年3月23日抵达维也纳机场的国航第一架包机

1991年维也纳办事处通过18班包机运送了2411人，向国航周边航线输送了1492人（手工出票并收款），实现营业额272.76万美金。大大提升了中国旅游市场和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在奥地利市场的知名度（注：据中国使馆领事部统计，当年奥地利赴华旅游团共150个/4395人，比1990年增长了133%），同时也增强了国航总部对奥地利市场的信心（注：当年市场占有率约70%），为开启定期班机奠定了稳固的基础。上面提到的1990年和1991年的营业额数字在现今的民航人看来并不是个大数字，但在90年代初期，考虑到当时西方制裁中国的国际环境、国内旅游市场的低迷以及维也纳办事处筹建初期两年多的时间里仅有一人的状态，应当还是比较理想的结果，记得国航总部一位领导曾这样评说：如果按驻外办事处人数总和来计算“海外办事处人均收入”，维也纳办事处的业绩是相当可观的。

迎接首班包机抵达，从左到右：Pegasus 、使馆领事部、机场总裁、本文作者、国航机长

在中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北京至维也纳的定期航班最终在1992年6月5日开通，进一步便利了两国间的航空运输，为中奥两国交流与合作做出了应有贡献。1992年2月我奉调中国国际航空公司市场部任职，完成同新任经理徐士达先生工作交接后，我们在维也纳机场举行了迎新送故的酒会，完成了我在维也纳的光荣使命。

1992年2月4日国航维也纳新老经理交接酒会，左一为本文作者王勇峰，左二为胡本耀大使、左三为时任中国驻维也纳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代表陈士球大使，右一为许士达经理

回忆往事，感慨万千，我单枪匹马在国航维也纳办事处近两年半的时间里能够圆满完成了公司交给的任务，全力保证了18班包机的飞行安全，主要依赖于国航公司领导和相关部门的信赖和支持，也得益于国航欧洲各办事处的配合和协作，若无这些，我则一事无成。在我任职国航维也纳办事处总经理期间，承蒙中国驻奥地利大使馆及其他驻奥使团、奥中友协暨卡明斯基博士及夫人、奥地利华人总会及其他侨团、鲁家贤先生、胡元绍先生及其他侨领、马建先生和各界侨胞朋友、Lucky Tours沈维雄先生及其他旅行机构、奥地利政商各界朋友的全力支持和鼎力协作，隆情厚谊，铭感至深，谨此再次深表谢铭，惟愿中奥友谊万古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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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纪念中奥建交50周年文章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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