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尔特·卡明斯基：我的汉语老师徐芝秀

2021年5月28日是中国和奥地利建立外交关系50周年纪念日。

即日起，《欧洲时报》推出纪念中奥建交50周年系列报道，专访或邀请在中奥友好交往50年历史中的见证者们，讲述他们各自的经历，为我们还原这50年细浪冲沙的历史原貌。

作者 格尔特·卡明斯基

翻译 王 静

徐家祖祖辈辈在黄浦江东岸南汇县祝桥种地，十代人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勤奋和节俭让他们逐渐积累了一些家底。最早迁往南汇的徐家族长有两个儿子，后面九代人各都只有一个儿子，估计这也与徐家日后的富裕不无关系。村子里当时有四五户人家，徐家是最富有和最有声望的。徐家大院坐落在村子中心，三进院落前后都有高墙围着。

随着家底渐丰，徐芝秀的祖父徐马军（音译）决定结束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活。徐家有名望的主脉曾有三兄弟都在科举考试中名列前茅，这也是徐马军对自家后人的期待。然而他的生活并不幸运，妻子虽说给他生了几个孩子，但都先后夭折。为了传宗接代，他前往苏州，据说那里能找到最漂亮的女子。他纳了一个农家女子做小妾，年轻的妾室为他生了二女一子。这个儿子就是徐芝秀、后来的薇薇·皮克（Vivien Pick）教授的父亲。虽说，延续上了家族的香火，可徐马军在儿子出生十个星期后便撒手人寰，绸子衬衫和“五领”寿衣足以证明徐家家底的雄厚。

 徐芝秀教授（外文名：薇薇·皮克）

儿子徐丰盛（音译）并非传统意义上的“一家之主”，他与比自己小三岁的妻子在日常生活中的很多方面都志趣相投，例如两人对附近没有学校都觉得深为惋惜。因为不是每个家庭都能请得起私塾先生，徐丰盛办了一所小学，并在办学初期和妻子一起授课。学校名叫“志新学校”，即便后来在收归国家后校名仍然得以保留。

芝秀小时候就常常参加家里的大节小庆，父母亲和祖母都觉得这个孩子特别懂事，且老成持重，交待她不少一般会由大人来完成的任务。例如，雨后的一两天要给棉田除荒草，祖母会打发芝秀去雇人帮忙。起初芝秀是硬着头皮去的，因为祖母派的差事不容回绝。祖母也愿意带她一起去乡亲家的节庆婚宴上吃席，抑或是见证邻里分家。

后来，芝秀进入上海著名的由耶稣教会开办的启明星中学，毕业后考取全国最好的女子大学——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是中国第一个拿到博士学位的女学生，一生充满传奇。1937年芝秀获得学士学位，毕业论文研究现代中国戏剧。抗日战争爆发后，西安事变促使国共合作，曾经疯狂剿共的上海深遭世人所不齿。徐芝秀并非共产党人，她起初在上海女子学校供职，给毕业班讲授中国文学。她说服校长，给朋友倪海书（1949年后因语言改革而出名）提供一个聚会地点。倪是中共地下党员，校长听说在倪的聚会上常有左派代表出入，也就没有续签徐芝秀为期一年的聘用合同。后来，徐芝秀进入上海最大的日报《新闻报》报社。当时每周都有三四个美国新片上映，芝秀的任务是撰写影评，她对葛丽泰·嘉宝、埃罗尔·弗林大加赞赏，看了《乱世佳人》后，更是对费雯·丽推崇备至。对费雯·丽的喜爱甚至促使她借用Vivien作为自己的外文名。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她供职于英国新闻署，负责把反法西斯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并在各大中文报纸刊发。此外她还负责监听德国电台的宣传节目，并整理汇报。她的上司名叫迈克·列维（Mac Leavy），会说流利的中文。太平洋战事爆发后，日本占领上海，徐芝秀也丢了这份工作。正好有朋友问她，是否愿意给外国人教中文，她同意了。这个学生叫赫尔伯特·皮克（Herbert Pick），是个逃离奥地利的犹太人。芝秀对此不置可否，像大多数中国人那样，她并不关切上海外国人的那些事儿。有一次她毫无恶意地在赫尔伯特面前提到了“犹太人”，他一下子惊惶失措，因为这个称呼对他来说承载着太多内容，他也从不接触任何官方的移民协会，但却不会也不想隐瞒自己的奥地利习惯。例如，赫尔伯特大多数情况下不吃午饭，而晚饭却要尽量丰盛可口。就这样，他和未来妻子的第一节汉语课安排在南京路有名的沙利文咖啡馆。后来他们也常常去虹口的巴塞罗那咖啡馆用餐，因为那里能吃到地道的甜椒粉浓汁鸡块（Pabrikahuhn）。

1937年毕业于金陵女子大学

日本战败后，赫尔伯特·皮克重启工厂。他很愿意待在中国，蒋介石要求奥地利人和德国人返回原籍的声明让他备受打击。两年的时间里，他尝试着恢复昔日工厂的业务，但来自美国的新式尼龙大衣彻底击垮了他的事业。他不得不重做打算，决定前往澳大利亚，而此时从奥地利传来妻子在集中营的死讯。

1946年9月21日赫尔伯特·皮克与徐芝秀喜结连理，金陵女子大学校长吴贻芳是婚礼的证婚人。新婚燕尔的夫妻在典雅的华懋饭店（今天的和平饭店）订了一个房间，不过这样的奢华他们也只能享受两个星期。赫尔伯特告别新婚妻子，踏上前往异乡的旅途，而芝秀的中国背景促使澳大利亚外事部门拒绝为她颁发入境签证。

 1946年与奥地利人赫尔伯特·皮克结为伉俪

解放军接管上海后，芝秀楼里的外国人全都搬走了，新搬进来的都是中国人。芝秀此时也确实要考虑怎样与丈夫团聚了。澳大利亚当局仍旧拒绝给她签证，她只好与丈夫书信约定，在丈夫的故乡维也纳见面。芝秀乘火车出发，经由香港去往自己尚未谋面的新的家园。在下奥州，火车即将越过苏占区分界线时，她被要求下车，一位年轻的奥地利人用英语向她解释，她没有苏占区规定的身份证明，不能继续乘车前行。芝秀去了警察局，电话联系到曾经在上海的邻居一家，他们在一个小旅店找了个房间安排她暂时住下。

后来芝秀在维也纳十区租了一个房间，而此后的生活道路也绝非顺风顺水。1953年丈夫赫尔伯特在澳大利亚突发心梗离世，从此她再也无法指望来自丈夫的任何帮助了。奥地利知名媒体人托马斯·科尔赫尔曾在《星期一世界》撰文报道过徐芝秀，之后她在一个上海移民的制鞋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她没有继承母亲的一双巧手，常常坐在鞋堆旁哭泣，最终还是放弃了这份工作。后来，她开始在瓷器巷(Porzellangasse)的一家中餐馆做跑堂。1956年她成为维也纳大学东方学院的中文讲师，但只有象征性的微薄薪金。1962年她的一个学生想办法为她争取到一间市政廉租房（在这一点上，她的两个故乡倒是颇具相似性），而此时更多的课时带来的更多薪酬，终于能让她辞掉中餐馆的工作了。十几年的时间里，她似乎是维持奥地利中文兴趣的唯一支柱。1963年芝秀参加了维也纳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课程，开始为电台工作。通过电台讲座、通过奥地利及南蒂罗尔的社区大学活动，她为大家介绍中国的节日，讲述中国妇女的变化，让大家了解中国的美学和诗歌艺术。其实一踏上奥地利的土地，她就开始把自己的印象用唐诗宋词的体例记录下来。

徐芝秀与干女儿玛丽夫妇、卡明斯基

1966年正值维也纳大学600周年校庆，徐芝秀获得奥地利教育部颁发的“共和国金质功勋勋章”。同年，她接到维也纳外交学院校长埃尔斯特·弗洛里安·温特（Ernst Florian Winter）的聘书，在外交学院授课达十年之久。很长一段时间里，和中国多多少少有关联的奥地利人都曾是她的学生。1971年秋，她参与筹建奥中友协，成为奥中友协主席布鲁诺·皮特曼（Bruno Pittermann）的顾问，并于1973年随奥中友协的第一个访华团在奥地利副总理赫尔曼·维特哈尔姆（Hermann Withalm）的带领下访问中国。

奥地利教育部长为徐芝秀颁发奥地利共和国金质功勋勋章

1972年徐芝秀与副总理皮特曼、副议长马勒塔、卡明斯基在维也纳接待中国第一个新闻代表团

1973年邓小平会见以奥地利副总理维特哈尔姆为团长的奥中友协代表团（前排右一为徐芝秀）

其实她的杰出贡献不仅仅局限于中奥两国的关系，对世界格局的对华友好关系也是功不可没。

1969年美国成立了一个私人性质的“对华新政策委员会”，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教授任会长，托马斯·满顿（Thomas Manton）博士任秘书长。拥有奥地利和美国双重国籍的温特校长也是委员会的成员。温特既是徐芝秀的上级，也同时是她的学生，在他的影响下，芝秀也参与了委员会的活动。她把委员会的信件翻译成中文，寄给驻瑞士和法国的中国大使馆。可光靠信件往来还不够，温特教授来到芝秀家，动员她促成与中方的面谈。芝秀联系了维也纳的中国商务代表处，却只得到了冷冰冰的一句：“我们不与美国人打交道。”随即，芝秀与温特和满顿动身前往巴黎，试着向中国驻法国大使馆陈述委员会的下列主张：

1. 美国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和主权；

2. 美国从台湾撤军；

3.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大使馆的两位秘书称大使生病无法会客，并一丝不苟地记录下徐芝秀教授所翻译的内容。1970年5月初，纽约学生抗议越南战争，局势非常紧张。温特与基辛格会面，得知美国军方有计划轰炸中国的原子能设施。基辛格表示愿意与中国驻法国的黄镇大使会面，共同商讨缓和局势的可能性。

徐芝秀与温特和满顿一行三人再次前往巴黎，转达了基辛格的口信。中国外交人员反应非常激烈，认为这是恐吓，称中国不怕原子弹。会谈因此不欢而散。之后芝秀单独一人又去大使馆进行斡旋。回到维也纳后，她马上面见了中国商务代表，请对方务必向北京政府转达基辛格的口信。几日后，中国驻奥地利商务代表宴请徐芝秀，再次听取委员会的主张。她还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呈交中国外交部。后来，徐芝秀第三次前往巴黎，以了解中国是否有意愿重新接受联合国的席位。通过维也纳方面她得知，中国政府的反应是积极的。1972年美国对华新政策委员会受邀访华，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而徐芝秀教授在1990年5月受邀访问中国两周，以感谢她在对华友好关系领域的贡献。

直到古稀之年徐芝秀仍然致力于中奥两国的文化交流，她的许多学生，也包括我，都从她那里汲取到了无穷无尽的知识财富，她的名字值得被我们永远铭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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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自《欧洲时报》中东欧版，转载请注明《维城》EuroNe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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