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阿根廷比索暴跌，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注。这件事也引起了博鳌亚洲论坛副理事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的关注。谈到当下面临的危机，周小川5月19日在2018清华五道口全球金融论坛上说，“大家都知道那首歌‘Don’t Cry For Me Argentina’，衷心希望以后不会‘cry’。”
2008年金融危机距今已十年，如何总结金融危机的教训？周小川认为，其中一条就是传统的经济学方法比较注重单变量的逻辑关系，但实际上金融危机发生很复杂，有多个变量，需要向量思维。
在他看来，传统的思考模式和表达模式对于分析全球金融危机显得有所不足。“我们模型的分析往往是比较综合的。往往是同一性质的，同一种关系写成向量。”他说，危机的产生是由于某些小概率事件产生的，这个概率可能会变大，也就是尾部效应。但是从概率出发，又没有全局性。
2008年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出台4万亿刺激计划，而这也带来了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债务负担过重等后遗症。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周小川指出，2008年第四季度讨论危机如何产生以及如何应对过程中，中国方面明确提出两个观点。第一个观点就是认为经济危机的产生和金融市场有一些活动有一些产品，包括一些比较冷门的衍生产品脱离了实体经济有关。这些产品没有为实体经济服务，这些环节容易大起大落。第二个就是经济系统金融市场系统中的正反馈特性过为突出。也就是说经济好的时候，股价也好，盈利也好，评级也好，都是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是一出了问题的时候，就有很多落井下石，这是典型的正反馈特性。
“我们在描述时就采用了条件概率的表达法，要描述在不同条件下，小概率是怎么形成的，要怎么变化。都说杠杆率高可能会出问题，全球都看到有些杠杆率高也没出问题。”周小川说。
如今反思2008年金融危机，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成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孙国峰指出，2008年的危机是房地产泡沫。泡沫破灭形成系统性风险，其中混业经营是一个重要的催化剂。
他认为，顺应金融机构混业经营诉求作出的监管让步，往往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重要根源。因此面对金融机构的道德风险，金融监管不能退让，应当坚持分业经营为主的基本框架，严格规范金融综合经营，强化综合监管，有效防范金融风险。
事实上，中国从去年开始，打响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攻坚战，各种严监管措施不断出台。与此同时，面对混业经营的现状和趋势，中国将银监会和保监会合并重新组建了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形成了“一委一行两会”的金融监管框架。
如何提高中国金融系统抵抗风险的能力，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金融开放。去年CF40发布的《2017·径山报告》就指出，金融开放是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要手段，扩大金融开放，有利于提高经济效率，降低金融风险。有利于强化市场纪律，弱化道德风险问题，消除金融风险的痼疾，同时也有利于分散金融风险。
“开放的核心理念就是打造一个和国际接轨的、国际化的金融市场。” 5月19日，CF40学术顾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原副总裁朱民出席上述活动时说。
过去四十年，中国金融市场发展迅速，规模也急剧增长。但朱民指出，“我们的国际化水平、监管水平、业务产品服务与中国作为世界第三大金融市场的地位不符。中国金融市场国际化严重落后。”
15年前还在中国银行工作的朱民曾分析，受益于中国加入WTO，外国银行资产规模在中国银行业的占比会达到15%，但事实上，这一比例在2007年达到最高的2.32%后就逐步下降，“今天只有1.26%。”同样，外国投资者在中国股票市场股份占比仅为1.15%，在中国债券市场仅占2.44%。外资在保险业占比最高，但也仅为6.1%。他认为，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在准入、股权、产品、范围、监管等方面设置了很多的条款，这还是一个不完全充分竞争的市场。”
朱民指出，中国的债务水平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200%的债务线是一个国际警戒线，中国现在超过了200%。”他说，即便债务水平较高，中国并不会出现金融危机，“这有结构、资源配置的因素，也有我们很好的流动性支持等一系列的原因。”不过，他提醒，债务高、资源使用效率低确是一个不能不引起注意的问题。
他认为，尤其是目前在中国高杠杆率、高储蓄率的背景下，在中国人均收入上升、服务业比重上升、制造业比重下降的结构性转型过程中，金融业需要寻找如何服务经济转型和未来经济结构的新路径。
为提高金融市场的国际化程度，中国已经出台多项扩大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今年博鳌亚洲论坛期间，CF40学术顾问、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纲公布了在市场准入、业务放宽等方面的12项金融业对外开放的具体措施和时间表。朱民认为，这些新举措，正是金融业实现自身改革和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5月19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陈文辉公布一些新的开放措施，一是放宽外资投资和设立机构条件。确保放宽外资持股比例限制的重大措施落地，鼓励银行业和保险业机构引进境外专业投资者。允许外国银行在中国境内同时设有子行和分行，以及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外资保险机构设立前需开设2年代表处的要求。
二是扩大外资银行业务经营空间。取消外资银行人民币业务等待期，支持外国银行分行从事政府债券相关业务，放宽外国银行分行从事人民币零售存款要求，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来华经营保险代理业务和保险公估业务。近期，中英合资的韦莱保险经纪公司成为首家获准扩展经营范围的外资保险经纪机构。
三是优化外资机构监管规则。对外国银行境内分行实施合并考核，调整外国银行分行营运资金管理要求。
为确保上述对外开放措施及早落地，陈文辉表示，“中国银保监会正在加快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制度建设，同时也在同步受理对接各项开放措施的准入申请。近期，已有一些外资金融机构表达了在华新设机构或增持股权的意向，我们将根据既定的开放方案做好政策和准入辅导，推动一批对外开放举措适时落地。”
CF40成员、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陆磊在上述会议演讲时表示，金融业对外开放要注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在他看来，中国金融业对外开放面临的问题已经不再是“引进来、走出去”那么简单，随着对外贸易、投资和金融服务的稳定发展，内资金融业态的迅速成长，流动性的充裕，“推动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全球性金融稳定，并提升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才是我们对外开放的重要命题。”
当前市场正在发生巨大变化，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市场，将会带来更多竞争，真正建立起健康有效和稳健的市场化金融体系，“这个竞争会非常精彩，由此改变中国的金融市场格局。”朱民说，通过金融再开放，重塑金融格局，提高金融效率，防范金融风险，创立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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