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返乡生活，一起来听中日韩农人的心声
“你可以有你的幸福，我也可以有我的幸福，大家可以是不一样的。”——加藤大吾
第三届东亚地球市民村现场记录
2016年5月21-23日，第三届东亚地球市民村（简称“东民村”）在上海青浦区金泽镇的金泽工艺社和岑卜村举办。这不是一次会议，而更像是乡村大party。来自中日韩三地的200多名参与者都被亲切地成为“村民”，在两天半时间里，我们共同体验乡村生活，参与到分享会、工作坊、主题讨论、音乐会和市集当中。遇见新朋友和老朋友，分享彼此的心得。
↑ 活动海报
东民村由中日公益伙伴和日本一般社团法人Act Beyond Trust联合主办，今年已是第三届，在中国境内，这依然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跨界+跨国、以可持续社会为主题的民间草根交流活动。
“可持续社会”听上去是一个非常遥远的词。但是，东民村的很多“村民”，在用他们的行动诠释，“可持续社会”离我们很近、是从自己日常生活的转变开始。
他们当中，有相当一部分选择了从城市移居乡村。这不是巧合，而是因为，比起城市，在乡村实践个人层面的“可持续生活”有更丰富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还没有被大多人发现。他们的返乡，不是为了逃避现实，不是想单单以销售农产品维生、不是为了获得政策支持，而是——为了成为自己真正想要成为的那个人。
中日韩三国的返乡者们，都经历了怎样的舍与得？他们怎样平衡农业和其他事业？对未来又有什么期许？在东民村的一些主题分享中，我听到了关于这些问题的多种答案。
↑ 东民村现场之自然音乐体验
人只需要在生态循环中分得小小的一杯羹
东民村是由日本的公益组织发起，每届活动，外国嘉宾中最多的也是来自日本。
同中国一样，随着年轻人不断进入大城市工作和生活，日本乡村空心化问题日益严重。但是，人们并没有放弃乡村，返乡的城市人越来越多，尽管这还是一个很小众的潮流，但是实践者们取得的收获却能给我们许多启示。
↑ 加藤大吾
加藤大吾曾经在东京繁华的新宿区成长和生活。2005年，当他27岁的时候，为了寻找更适合居住的地方，他和家人搬到了富士山脚下的都留市，自己动手盖房子、修整荒地，在连种子都认不清楚的情况下就开始做农业。克服了非常多的困难，现在是在过典型的半农半X生活。他写的书《来去乡下过日子》前不久刚刚发行了简体中文版。
务农是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之外，加藤为一些企业做环境咨询顾问，也在家附近的大学里做兼职讲师。他成立了公益组织，让城市人参与劳作、了解乡村。移居乡村的初期，加藤的妻子美里曾经有过一段迷茫期，但从2006年开始，美里就自发开始经营一个“妈妈和孩子的咖啡屋”，这不是一个以卖咖啡营利的地方，而是当地社区的交流平台。
↑ 加藤和亲友们盖的第一栋房子（来自《来去乡下过日子》41页）
加藤说，“我们的生活其实就是依靠一个循环的系统。我们吃的农作物是长得比较好的那部分，不太好的以及人不能吃的，比如碎掉的米、秸秆，就给动物作为食物，动物能提供肉蛋奶，也提供粪便，粪便再返回泥土变成肥料。所以，我们只是在这个循环当中分得了一杯羹，我们只需要生态循环中的一小部分，就能维持我们的生命。”
为了持续地存活下去，参与政治是很重要的
↑ 藤井芳广
藤井芳广也来自东京，曾经是在一家环境NGO工作，2010年移居到九州福冈的丝岛。
在最终做决定之前，经过了漫长的积累和考虑。早在2004年，他就了解到了“自然农法”。自然农法倡导不用大型机器，不用农药和肥料、不拔草、不翻耕，尽量减少务农所需要的时间和人力物力成本，算是一种“懒人农法”，藤井笑称，“我知道自然农法之后就觉得，这挺适合我的，我是懒人之一，所以很喜欢这样的懒人农法。” 另外一个移居乡村的原因是，过去的几十年里，日本大多原生林都被砍伐，种上了人工林，但因人工林缺乏维护，造成地质灾害等问题。林业维护很辛苦，很少有人愿意做。所以，藤井想去一个能够“做自然农法，又能维护森林”的地方。
现在，藤井和他的妻子一起耕种小小的稻田。按照自然农法的原则去实践，外界的东西不拿进来（不用外来的肥料和药物），而除了稻米以外，其他东西不拿出去（秸秆和稻壳等都还田），在田地里形成生态循环。除了做农业，他们还管理着五公顷的树林。另外，也从事面向儿童的自然体验活动，并且未来想要为福冈的新移民的孩子们做一个新的学校，将动手劳动、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融入到教育当中。他说在过去，他在城市里做环境方面的工作，都只是“用脑子去想”，但是务农之后，才切身体会到农业是如何跟环境息息相关。务农让他跟土地之间变得越来越近，跟邻里的关系也比在大城市中要好很多。
农业有多元功能，不只是生产食物而已
在韩国，尽管政府并不是很支持农业发展，但移居乡村、返乡务农也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城市人的主动选择。这次东民村，16位韩国嘉宾，基本都是韩国归农运动的“元老级”人物。
↑ 安炳德
在演讲中，韩国归农协会会长、消费者合作社理事安炳德简短地提到了韩国农业的现状。韩国和日本类似，人口密度高，因为饮食方式的转变，粮食自给率已经下降到了危险的水平。韩国粮食自给率只有不到25%，而进口的谷物中有一半是作为禽畜饲料。韩国平均每人每年消费36公斤肉（中国的这个数字是约50公斤，美国则高达100公斤），这是韩国70年代人均肉消费量的整整8倍。未来，如果像韩国、中国这样的国家的肉类消费不断上升、甚至达到美国人的水平，无疑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韩国政府并不重视农业，加上土地昂贵，在韩国以农业维生是非常难的。但为什么要在缺乏政府支持的情况下坚持返乡务农？安炳德认为，这是因为农业有多元功能，不只是生产食物而已。比如水稻田可以缓解洪水、防止水土流失，等等。“如果把这些生态价值换算成经济价值，稻米的价格就要比现在的价格高7倍。不使用农药化肥的有机农业更能够体现出维护生态的价值…” “买便宜的进口农产品，看上去是暂时省了钱，但会削弱本国的农业，纳税人就必须交更多的税金去做本来农业可以做的事情。”
安炳德说，对于正在做农业的人，他常常鼓励他们，“你们是公益事业的主力军，农业是一项公益事业”。他所在的消费者合作社就是非营利的企业，以生产者和消费者直接对接的方式分享有机农产品，合作社一直都鼓励消费者购买韩国本土食材，目前已有100多万消费者加入。
自然农人“就像艺术家一样，土地就是他们的画布”
↑ 金裕益
金裕益曾经在亚洲多个国家的城市生活过，精通四门语言，曾是IT从业者、金融顾问，但现在也主动选择了返乡生活。他住在上海崇明岛的陈西村，是“和&同社区”的发起人之一。这个社区中有各种各样的项目，包括自然农人老贾的朴和素农场，还有由韩国金载亨老师发起的女娲自然学校，未来还计划为中日韩的年轻人提供体验创意生活方式的平台。
↑ 左上是自然农人Hong Ryeoseok的农田，三张人物照片分别是Keum Changyoung, Song Guangyil 和 Kim Yoonsoo（图片来自金裕益）
在东民村的一次演讲中，金裕益介绍了他所采访的韩国多位自然农法实践者的故事。自然农法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如上文中提到的不翻耕、不用肥料和农药等，但是具体实践起来，不同的流派做法多少都有差异。韩国的自然农人大多是白领下乡，选择自然农法是因为意识到有机农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需要购买外部的投入品），所以想挑战更高标准的、更生态的农作方式。他们受到韩国、日本的自然农法先驱者比如赵汉珪、冈田茂吉、木村秋则等人的影响，但是都会根据农地具体情况和个人喜好来探索适合自己的自然农法。虽然经济压力是普遍的，但只要降低物质需求，自己动手或以社区互助的方式解决生活所需，还是可以持续地经营下来。在金裕益介绍的自然农人中，绝大部分都已有超过10年的自然农法实践经验了。
需要大批人归乡务农的时机应该是会来临的
↑ 郑龙秀
韩国有三所小农学校。郑龙秀是位于京畿道的小农学校的校长，他的学生主要来自首尔，这里每年只录取20名学生，学习周期是一年，每周有两天的课程。学校本身就拥有30亩农地，课程以农业实践为主。学生年龄跨度很大，从二十来岁的年轻人到六十多岁的中老年人都有。对于年轻人来说，主要是因为对于资本化的农业体系不满，想要以亲自务农来实践另一种体系，而老年人学习农业，则主要是为了寻找退休后的新生活方式。
郑龙秀认为，如果食品、农业、生态等等问题都要得到解决的话，至少社会中1/3的成员是要务农的。他说，“从目前的生态危机、社会危机来看，需要大批人归乡务农的时机应该是会来临的，我想，这样的时机应该不会太远，所以现在就要随时准备着，要马上开始实践务农，即使很累也要做！”
以“小农”生活，恢复人类本来拥有的一些能力
↑ 全喜植
韩国归农协会政策研究所的所长全喜植，曾在城市中从事IT行业的工作，后来回到了家乡，他已从事农业22年，其中采用自然农法的已有12年，务农之余还写作了数十本书。他认为，“小农”并不只是在于小规模，而是以自然栽培为基础、以家庭成员为单位参与劳作、自给自足的一个共同体。这里说的以家庭为单位，不是说父母在乡村种田挣钱，送小孩去上城市里的学校，而是说父母子女一起加入进来、过务农的生活。小农的首要目标是满足自己的需要，其次是分享给周围一起生活的邻里，如果有盈余的农产品才拿到市场上销售。
全喜植认为，“目前的社会疾病可以统称为‘现代性疾病’，其来由是巨大的压力、人们对自己身体的虐待、对精神的虐待…… 需要恢复小农的生活方式，是因为需要跟自然重新产生连接，由此来恢复人类本来拥有的一些能力。”
岑卜村——上海郊区的半农半X实践者聚集地
今年是东民村活动时隔两年第二次来到岑卜村，而这次，岑卜村新村民为整个活动所作出的奉献比两年前更多了。他们有相当一部分以民宿主人、会场主人、分享会主讲者、食材供应者、后勤、市集摊主或者听众等等身份出现，多方位地参与到活动当中。
他们的出现，远远不只是让东民村的场地和后勤得到解决，最为重要的意义是，他们本身就是可持续生活的实践者，他们向各国远道而来的客人们证明着，在中国上海这个繁华大都市的郊区乡村，已经有这么多人在尝试多样化的、融入自然的新生活方式。
↑ 岑卜村，从漫乡居俯瞰缪尔生态农场
从2010年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第一面源污染源。而农业污染的重要原因就是大量使用农药化肥。很多新村民来岑卜村的主要原因，正是想做生态农业的试验，探索改变常规农业的可能性。
在务农之余，他们从事艺术、教育、写作、美食、民宿、传统手工、户外运动等等自己喜爱的事业，可以说，岑卜村已经是一个草根自发形成、半农半X生活的实践地。生态友好，是新村民们共有的一个基本理念，他们不是想来做商人，不想把岑卜村打造成一个拥挤的旅游村。他们是真正想在这里安静地生活，并且做对社会有益处的、对环境友善的事情。岑卜村总共有400多户，其中新村民已经占到了30多户，而且还在不断增加。
在东民村，我有幸参与了两位岑卜村东道主——冬冬和阿米的分享。
随时而食，简单自然
↑ 冬冬（前排蓝衣）带大家在村里溜达，认识农作物
↑ 冬冬的厨房外景
冬冬过去在外企工作。因为从小就喜欢乡村生活，也因为有朋友已经住在岑卜村，所以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移居这里。她和家人经营着“冬冬的厨房”，这是村里最文艺的小屋之一，蓝色墙壁清新亮眼，小院子里种着数十种香草、花卉。这不是农家乐、不是餐厅，而是需要提前预约的乡村创意私厨。没有菜单，随着每个季节村庄里的时令食材种类的变化，冬冬和家人会用不同的美食来招待客人。食物只是一方面，冬冬作为厨房主人，也会跟客人聊天，或者领着客人去村里溜达一圈——在东民村的分享会中，她就带着一小队“吃货”，在村里走走停停，认识农作物，寻找“大自然中的食物密码”。
在乡村生活后，“对世界更敏感了”
↑ 阿米
阿米是“阿米家”民宿的主人，他接触有机农业已有4年时间，来到岑卜村定居之前，曾在华北的一家生态社区式的有机农场生活，他说那段经历给他最大的收获并不是跟农业有关，而是让他知道了人生方向。“我做农业的愿望，不只是要吃到健康的食物。农村生活是可以真正让人身心愉悦的事情。这个价值远远超过农业生产食物的价值。”
他在岑卜村经营的民宿不是一个普通的给游客住宿的地方，而是把农业、教育、民宿结合起来。经常有民间团体和学校来到阿米家游学，一起食宿和劳动，实践团队合作，感受乡村生活的美好。
↑ 阿米家的种子图书馆一角
阿米说，他在乡村生活中，体会到很多在城市无法体会到的特别之处。他发现自己对世界更敏感了，能够更清楚地知道身边人和农作物的状态，跟人交流时的判断力也增强了。他也发现，只要待在村里不去镇上，就不需要花钱，亲手劳动就能够解决一大部分生活所需。村里很安全，甚至外出时都不需要锁门（这也是我每次去岑卜村都亲身体验到的）。
“回到农村，不只是个人的行为，更是一个时代的行为。”阿米相信，这个趋势在未来会越来越明显。他希望尝试以阿米家为基础，营造一个经济、文化、社群和生态协同发展的“生态社区”，探索出可持续的乡村发展模式，他相信，如果这个目标能够达到，其价值将远远超过建单独的一个民宿或者农场的价值。
如何评估返乡生活是否“成功”？
返乡生活，必然会遇到非常多的挫折，不被家人理解，不被邻里理解，农作的辛苦，开拓新事业的艰难…… 在我所接触的返乡者身上，这些挫折都多多少少有发生，但他们选择了留在乡村，是因为他们采用了更全面的方式去评价自己的“成功”与否。
↑ 梅红伟（摄于东民村部分村民参与的昆山绰敦村走访）
河南的返乡农人梅红伟在一次讨论中提到，返乡首先是关乎个人生活品质的提升，“最先要考虑的或许并不是要达到多么高的业绩，而是先从个人的生活和心灵提升开始，再影响到家庭、孩子、邻居、村庄，慢慢向外蔓延。这样才可以是更和谐的发展。如果从一开始就用非常商业的态度去评估，看上去这个返乡行动可能是很失败的。所以不能用商业的方式评估。如果能在农业上尽量自给自足，用劳动满足自己的生活所需，你就已经在走向成功的道路上了。如果有能力为乡村做其他有价值的事情，你就是非常伟大的人了。”
坚守自己的评估标准，无疑是返乡的难处之一。返乡，并不是像大多人所猜测的那样必须要有钱有闲。相比时间和金钱这些外部因素，“强大的内心”是更有挑战性的必备条件。
文章来源：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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