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幼蒸，1936年生，旅美学人，中国社科院世界文明比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国际符号学学会(IASS)副会长、国际中西哲学比较研究学会(ISCWP)顾问。
主要译著：
胡塞尔：《纯粹现象学通论》，北京商务，1992；台北桂冠，1994；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保罗·利科：《哲学主要趋向》，北京商务，1988， 2004
罗蒂：《哲学和自然之镜》，北京三联，1987；台北桂冠，1990；北京商务，2004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写作的零度：结构主义文学理论文选》，北京三联，1988；台北时报，1991
罗兰·巴特：《符号学原理》，北京人大，2008；
罗兰·巴特：《符号学历险》，北京人大，2008；
麦茨等：《结构主义和符号学：电影理论文选》，北京三联，1987；（扩大版）2002
列维-斯特劳斯 ：《野性的思维》，北京商务，1987；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6
布洛克曼：《结构主义》，北京商务，1980；（扩大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2004
鲁多夫.贝尔柰特等：《胡塞尔思想概论》，北京人大，2011；
为什么要来回顾一下外语学习经历呢？长期以来我被一些朋友视作毕生专攻外语；我又的确靠外语哲学翻译进入了单位；其后我也用外语翻译了不少东西；我又靠外语条件与国际同行来往。即使如此，本来也不值得一提，因为外语科班出身的人都会有此类经历。值得一提的理由却是：我其实始终未在严格的意义上“掌握”外语。我也从未真正“喜爱”过外语；毕生和我在一起的外语，对我来说只是一个纯然的工具，只能服务于某种特定用途（读学术书）的工具。现在，到了再也没时间提高外语能力的时候，可以来回顾一下我和它相处一生的故事。 我家多有人出身于外语专业，且多自幼表现出外语学习能力，我则正相反，自幼不喜外语，更不善长学外语。我在自学英语20年后，参加教育部出国英语口语培训班时，在四个等级中被排在倒数第二级；排在我上面的竞有只学过一两年的年轻人，我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英语程度”竞如此之低。一般说到“会外语”、“掌握外语”，大多是指这类标准的“读听说写”外语的能力。在此意义上，我未受过正规训练的弱点，一目了然。如果参加托福考试，相信我的分数也是中偏下的。然而别忘了，我又是一向享有“五种外语”虚誉者（马元德知我进社科院后曾对人戏说言李以五种外语在那里“唬人”），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和外语打交道。哲学所因非外语机构，对于一个人“会外语”的性质不多辨析，不少人也始终以为我以外语见长。以至于80年代中对青年研究员破格晋升的英语考试时题，还委托我来出的。直到今日，生活在英语世界多年，我这个学了一辈子英语的人也办不到完全听懂电影，对于速度较快的日常英语亦无法跟随，至于专业性英语（科技、医药）则完全无法应付。因此按照标准的“掌握外语”概念来说，我连一门英语都算不上掌握，更谈不到其他外语了。因为从50年代末开始同时学几种外语起，预定目标中英语是应该“读听说写”全面“掌握”的，其他外语则只要求达到读解社会科学文字的程度，至多涉及一些小说类读物。现在，我虽按照几十年的习惯还在每日单拨少许时间专来温习语言类材料，但已知此生外语程度到此为止了。其结果是，我毕竟仍未能达到对英语论文写作定稿的程度。我未能达到早年学习外语的理想程度，一方面证实我确非外语长才（因为花费的时间还是相当多的），另一方面表明我的学习方法是“不得法”的。而另一方面，新时期以来，我又成为广泛利用外语能力在各地华人社会绍述西方人文理论者；一个没能“掌握”外语的人，却成为比许多确实掌握了外语者更多地“利用”外语来工作的人，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谈到这里，就得牵扯到中国人与“外语”有关的方方面面，以及我个人特殊的“外语观”了：为什么学者需要学外语，又该如何学法？也想顺便在此做一些自我剖析或说明，并希望我的外语经验对于青年朋友有可借鉴之处。也希望通过我的极不正规的学习外语的经历，来说明我的外语学习和我的学术追求的关系。现在国内学外语成为了文化和教育的必需，人人都在花大力气学外语，以便未来有更好的生活和工作机会。对于这种社会潮流，我则不以为然，并确知我学外语的动机和80年代以来的追逐外语潮的世人，非常不同。 我虽然一直喜读欧美文学翻译作品，但中学时期从来没想过应该学习外语以便将来有可能阅读原文作品。也就是说，到了中学毕业时，我并没有想到要步父兄的后尘进入外语系；那个时候，进外语系无疑是文科领域中热门选择之一。另一个证据是，我在1956年时也没想到过建议后来成为我妻子的女友报考英语系，而是建议她报考了中文系。 中学时代对外语没有特别注意，也说明我只是“生活在”小说世界里，却远远没有达到“研究”文学的程度，否则外语作为工具，乃文学研究必然的专业选择。到了大学后，才慢慢意识到外语的重要性和相关性，可以说这完全是因为对哲学和社会科学知识探讨的兴趣突然猛增的结果。哲学，那时对我来说，完全属于欧美文化范围。为了学习哲学，必须掌握外语。反右运动的刺激导致我的知识追求冲动空前强化，1957年底，在历经多重公、私事务（将另记）剧变后，我的求知志向趋于成熟，并认识到英文的学习对我来说已属绝对必要，但对我而言，一切得从零起。我在南京上小学四年级时，大概学过一年英文，结果一无所得，只记得book、boy等几个字而已。中学到大学虽一共学过8年俄文，却也几乎一无所得（由此可见我是一个非常不用功的人，并甘于落后）。在关注西方哲学以来，所谓外语的需要，首先就指英语。我于是从1958年起已在着手学习英语之事。等到1959年初退学后开始自学阶段起，英语学习立刻成为自修计划中的主要科目。等到每日去北图“报到”时起，英语的学习已经跃升至首要地位，因为一个诺大的西文书库就横陈在眼前。为了有朝一日得以进入此精神富源，必须掌握外语“钥匙”。由于“目标”触手可及，每日在北图目录室翻阅西文和日文书目时，我的学习“野心”遂逐日膨胀，并开始认识到，为了充分进入此精神富源，单只一门英语是不够的。起码应当能够阅读英、德、法三种外语。我虽自知从无外语天赋，但习心炽烈，并不考虑个人能力条件，而是抱著非掌握外语不可的决心。所谓“掌握”，我当时的理解就是：“读懂社科书藉”。在理论上，这应该比全面掌握外语要容易得多。我大致采取一种实用的方法，一开始选择科技外语读本，掌握基本语法，然后独立地记忆社科类单词，以期尽快地达到初步阅读原著的目的。当时这种不正规的想法，带有不小的感情用事成分，很像是为了亲近喜爱的女子，而迫不及待地设法先跳入门墙瞥上一眼，以解渴念，至于是否日后能够得到，并不多加思索。 不过，对于英文能力，我到底要求高一些，认识到应该全面掌握它，因此应该多少按部就班地前进，不应求快。对我来说矛盾的却是，英文原著又是我最想尽快能够读懂的。于是也只能采取多条路径学习，以应付不同的需要。大致说，这就是：1，像德法文一样，快速突进；2，采取大学文科英语教材，希望掌握些基本功；3，从英语简易读物开始，增加小说类阅读锻练。后来买到各种外语学习留声片，增加了英德法口语和听力的锻练。我也背诵过“灵格凤”程度的建简易学习课文，虽然成效不显。我的主观上的问题是，一直认为自己今后可能并无时间和必要掌握德法文的口语，何必花费此时间，所以不曾反复锻练，而只增加些听力的感性体验而已（那时做梦也没想到有朝一日会到德国法国去，否则至少真应该花上一个夏天背下《灵格凤》课文）。随著学习的延续和认识的扩展，对于外语阅读的范围和迫切性感则在逐渐增加中。由于我“按奈不住”阅读的冲动，在学习外语的同时，我均提前（超出个人语言的程度）借阅（最新的）哲学和社科类的英德法文读物，勉强“泛读”，稍有所获，则心喜不已，以为自己这种“硬读”的办法是有效的。我学外语就是为了读现代西方文史哲，也必须能及早“验证”成效，外语学习才有意义，也就是待在北图读书才有意义。后来我的“外语热”发展为机械地背记单字，目标是：消极记住德法文各两万词，英文三万词，认为这样才能有朝一日顺利读通各种社科书藉，甚至文学书藉。为此我从字典上抄录了大量单词卡片，分类结扎，放到盒子里。几年前在京整理旧物，看到保存的大量单词卡片，还舍不得扔掉，因为它们成为我早先外语努力经历和伴随心境的纪念物。六、七十年代的十几年间，这些卡片和抄录的诗词笔记等等，都是每年在火车上伴我南来北往的必携物。 1963年春节我赴杭州结婚，婚后随妻子回她那时任职的宁波骆驼桥镇宁波师范学校宿舍一起生活。学校和宿舍均位于一座旧式大宅院内，我们住在后院二楼，楼下就是教室。白天妻子去上课时，我一人在室内读书。记得身边带有外文书店购得的东德《新世界》刊物，作为德语课外阅读材料。学校背后是一片田野，我常独自到那里散步和背诵英文，心里想到有朝一日能够说写英文该多好。（我因为记住了当时的愿望，才连带记住了屋后田野的散步）记得我在妻子宿舍读书时，楼下教室里正好是地区小学女老师进修班上课。课间休息时常常听到她们忘情地合唱“十送红军”小调，这首歌遂成为我一直喜听的民歌之一。每一听到此曲，即联想到骆驼桥楼上读书的情境和气氛。夜间我则借助一台矿石收音机收听海外消息。某夜惊悉肯尼迪遇刺身亡，我还把此消息次日告知同事柯老师（他是傅作义部文书，后遣散来甬任教。我们常一同闲谈往事）。那些“新婚”日子里，晚上不时和妻子要好的一批“自由散漫”同事去河岸吃馄吞。那时我“对外”的“身份”就是“外语自学者”。谁又知道我那里会什么外语呢。（2004年4月初有机会赴甬一日游，曾雇车赶到地名已改的骆驼桥访旧。学校旧屋早已拆毁。在查对地址无误后，摄影留念，并请司机绕道河埠头，四十年前甬镇情景，还有些影子在）。 结婚以后，在通信时处处依顺于我的妻子，开始和我发生了“矛盾”。对她而言，两人在一起就好，而未预料到，和我在一起还得忍受另一层折磨：我开始在她工作之余逼她学英文。她原以为攻读学问只是我一个人的事，她对此能够认同和欣赏就可，没想到我竞趁婚后共同生活之便，要她参与其事。实际上我从中学和她恢复来往起就不断在信上建议她学这读那，她都“虚应”了事。现在到了一起则无法回避，只好抽时间学习我为她选择的一本苏联编英语教科书。不难想象，1963年时，英语和现实生活是凤马牛不相干的事，而我却视其为第一要务。在我“逼迫下”她最初竞也学了不少篇课文，我则每天为他计算她掌握了多少单词，并因此鼓励她前进。但是等到我回到北京后不久，她来信告我因学校事物繁忙而不得不放下学习时，我即去信责备，要求她应不顾一切坚持学习。因为外语学习是不进则退，原先的努力等于生命的浪费。后来断断续续，她的英文稍有长进时，还曾借助词典独立翻译了一篇莫姆的短篇小说，我自然非常高兴，认为从此可以逐渐提升。但是，结果并非如此。在“学习”上，她毕生受我“逼迫”，我常对她理论说：在家务上我舍不得花费时间，但为了她的学习，我愿意多做家务。不过，她既不希望我逼他学习，也不希望我参加家务。记得1967年夏她来北京探亲时，我们坐在院子里，我在陪伴她复习英文的同时，读到参考消息上有关布拉格事变的报导，院子里过路的人奇怪地问“为什么要学英文呢？”我当时所看重的似乎是与现实生活毫无关系的东西。我记住了那个场景，因为有人问为什么要学此无用的东西，以及匈捷事件留下的鲜明记忆。 六十年代我花了很多时间学外语。开始学外语的时期，也是我迈上毕生学习之路的开始。从此我惜时如金，不肯荒废分分秒秒。1963年夏我赴杭探亲，住在刀茅巷76号妻子家中。暑假时妻子的大姐夫妇也来住了几天，每天一起吃饭。我的身份在亲友面前当然不免尴尬，尤其是学外语成了我的居家不业的“招牌”，而别人完全不知道学外语怎么会对我这么重要。为了减少我在亲友眼中不劳而获的形象，妻子把饭后刷碗的工作交给我来做。记得我在水池子旁边的墙上，贴上法语动词变位表，刷一下，看一眼，似乎连这么一点时间都舍不得浪费，而亲友看得怪怪的，所得的印象必然是这个人大概太喜欢外语，以至于走火入魔了。为了“速成外语”，我制作了各种简易教具和各种笔记。六、七十年代间，我的实际外语实践等于由两部分构成：阅读原著和背记词汇。外语的正规训练是根本谈不到的。 几十年后回顾一下，应当说，对于学外语而言，语言训练的效果十分有限，因不得法，甚至浪费了不少时间。到是每天过目的外文阅读习惯让我逐日积累着一定的感性经验。学外语的往事只表明：我当时的心思全在现代西方思想上。我对西方语言学习的急切态度，反映了我内心对了解和深入现代西方思想的迫切感。结果，我和外语的关系成为纯然外在性的。其实我根本不喜欢外语，如果不是说讨厌外语的话。因此我从来不可能把掌握外语本身看作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那时，我所并不擅长的外语以及我对外语的不得法的“硬拼”，成为我坚定朝向人类理论世界之心境的“符号”。今日，当人人学外语，并把掌握外语本身当作身份标志时，我甚至于开始不满那些“崇拜”外语者。“会外语”，竞有可能成为虚华的代名词，如果人们不是把外语当作追求更高精神价值的手段的话。 按照我的“实用主义”外语学习方针，英德法外语是主业，俄文和日文为副业。如果不是在校学过俄文，我大概不会继续自学俄文了。一方面，六十年代我作过一些俄语书面翻译，另一方面我对俄国古典文学的兴趣鼓励我把俄文学下去。记得我把兄姐的大学中级俄语课本作为教科书时，第一课的参考读物是《复活》中的一个断片，描绘涅黑留道夫的心境。记得每当打开课本看到这个片段时，心理都会“触动”片刻。为了俄国文学，我应当把俄文学下去，但我又明确知道，为此花费的时间，不如用来增加德法文阅读。我就毕生处于这类自我矛盾之中。其中也有一个实际理由：学过的东西如果放弃，就等于生命的浪费，这是不可宽恕的。 至于日文，从一开始就是为了读解大意而满足于初等程度的，这样我只用了不长时间就可大致读解社科类读物的百分之八、九十的意思（而如果要想达到更好的读解程度，就得多花费我绝对支付不起的数倍时间）。日文的外来语部分和我的英德法语结合了起来（没学过英德法的日文系学生，则须专门学习外来语部分），方便了许多。我相信，民国初不少留日学者的西方思想的绍介工作，都是通过日文办到的。他们也许会一些英文、德文等，但还办不到直接靠西文吸收西方理论。这不仅是外语程度问题，也是社会科学知识问题。他们是通过日本人使用的汉字语词来缩小与西方思想方式的距离的，虽然他们有些人并不一定把自己知识的来源讲出来。 我这种极其不正规的外语学习方式，虽然在掌握外语方面缺欠明显，却因为我的坚持长期读学术类书藉的习惯而获得某方面弥补，我的读书目的本来在于求知和理解学术思想。西方语言的语法严格性和语义结构限制性，使得文句的读解之路径，成为有迹可寻。我的外语读解是一半靠消极掌握的语法词法，一半考上下文中意思的贯穿。意思串不下去了，再反过来查考句法、词法，词典此时极有帮助。正因为不是科班出身，欠缺“外语感”的自信，结果我在读书时必须紧靠文理读解的贯通。到了翻译时，更加需要依靠词典来决疑。又由于我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阅读文史哲理论，所以比外语系学生多了一些理论类书藉的阅读的时间和词汇量。等到我进入单位学以致用时，我的“强项”恰恰也正好符合工作的直接需要。在中国学术研究领域，搞西学的人如果没有翻译的实践，其外语能力是靠不住的。但是，对于翻译绩效显著的人来说，也并不等于其外语条件已足已用来做研究，因为研究过程需要大量、准确、快速读解原著，这决不是靠字典工作的翻译家能够胜任愉快的。所以，所谓“会外语”包含着非常不同的意思。有些人擅长口语学习，可以不费力地会说多种外语，但未必能读书，更谈不到读理论书。反过来读专业理论书顺利的人，可能不会基本口语。人们常常对名人踵事增华，动辄说某某大师精通多少种外语，其中颇有名实不符者。人称陈寅恪先生会二十几种外语，我根据自己一生学习外语的经验可以推断，所谓“会”只是指特定的文字需要而言的，如查考历史文献的不同外语词语等偏于技术性的方面。专家学者以片面的方式掌握一些语种的词法句法知识，以有助于考证比较稀有文字文本中个别概念的确义，这是可能的。但这不叫做“会外语”。有传记作者提到陈氏年轻时在国外书摊上买下《莎士比亚全集》赠国内友人，据此推断陈氏年轻时就精通了英国文学。陈氏在致party信中提到自己在世纪初就曾在国外首次读过德文原本《资本论》一事，我们可以把这种说法看作是陈氏对官方的“负气”之言，以抗拒政治学习，而不可看作是那时陈先生已可掌握高深德语的自白。无论从哲学、经济学角度，还是从学术德语角度看，对于在海外主要读外国东方语史类资料的陈氏来说，这都是没有可能性的。王荣祖在同余英时辩论陈氏短长时，未敢引用他自己书中的原话（“是否精通了一国外语还不好说”（大意）本文由慧田哲学发送），因怕读者对他有不敬贤者的误会。但是记得陈氏另一位助手也曾婉转谈到，他从未听陈氏说过自己会二十多种外语的事。当然，陈氏必定在比较文献研究中用使过二十多种外语资料（后来可能因目疾日重而放弃了佛经研究，因此连带放弃了外语运用），所以才会有此赞语，但这不等于“会外语”。如果一个人没有在他一生的出版物中显示过他有相应程度的外语实践的证据，就不大可能“精通”外语。陈氏在中国史学方面的巨大成就是并不需要这类不相干的“美化”的。为什么要指出这类名实不符的现象？因为年轻人要知道，学术性外语能力是靠大量辛苦和实践积累而成的，绝对不是靠什么天才一蹴而就的。而中国人喜欢神化政治人物，正如喜欢神化学术人物。少数语言学天才的超常能力是另一回事。我们大多数平常人都须靠后天努力才能有效运用外语。也就是，必需花费大量时间于外语实践，否则难免名实不符。如今翻译作品多了，很多人的西学实践是靠两条腿走路：稍会一些外语，特别是一些口语，而实质性外语资料大量靠的是翻译读物。这很象一些汉学家，颇会说一些汉语，但其学术阅读大量靠的是中译西资料（如《四书五经》之类）。他们也可以有时中西文对比一下，以示“汇通”，实际上主要靠翻译读物。但很多人不肯坦然承认个人掌握外语的实际情况，而宁肯听任他人称颂自己“精通”多种外语的传言。这样，他们当然无法告诉青年掌握学术外语需要付出多大代价。有时候，自己不能真正掌握外语而又有资格主持他人翻译外语书藉者，其掌握外语的名声甚至于超出实际会外语的翻译者。就我自己而言，连说所谓“掌握”外语已觉不确，遑论“精通”。 我在国外就颇遇到过这类似是而非的情况。有一位法国汉学家在发现我不肯受其“指挥”后，决定“转友为敌”，处处排斥我在法国的机会。其反对我的理由之一就是李幼蒸“不会法语”，所以没有理由接待他。等到我越过她的控制（由于我在国内外始终处在“边缘状态”，有时就不得不支付额外精力设法摆脱“学界同行”的“非学术性手脚”）联系到访法的机会后，一次在巴黎高等社科院大厅里相遇。她见我几年后又出现在她眼前，马上用法语对我说话。我则答以英语。她于是找到机会奚落我说“你原来还不会法语！”我不是一个善于即时“回击”的人，事后才想到我应该用中文反问到“你还不会中文！”我只是需要看法文书，而她是高等社科院的中国语言学教授，理应会说中文的。结果她应该会说中文而不会说反不觉理亏，而我不需要会说法文，反被她认为理亏。原因何在呢？一是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不平等观念。中国人学外语就须“四会”，一般外国学者则只须“会读”即可，而不问工作是否需要。而就我和这位法国汉学家对比来说，实际情况如何呢？恰恰是她作为中文语法专家连读复杂中文都不会，而我（由于西方语言的分析性结构，而非由于我的外语才能）可以读“高深”法文书藉。她对此并非不知道真情，但她故意通过此“占便宜”方式企图阻碍你的机会。这个例子绝非无关紧要：对于工作需要外语能力者而言，一个人的外语能力“实情”应该予以关注。如果明明不能用外语顺利从事专业性工作，却利用上述“掩饰方法”示人，就会使人们看不准他的相关“研究能力”究竟为何，就会发生相关误判。 在德国的类似经验就更多了（也许我在重复以前提过的事了）。有两件明显不平等的事却是中外通行：为什么中国人不会外国菜名被认为教养不够，而外国人从来不屑于记住中国菜名？为什么长年居住中国的外国人不需要学中文，而长年住在外国的人就必须会说当地语言？本来一切取决于生活工作的需要，但会不会外语似乎成了具有独立性的“教养”标志或“归顺心态”标志。我大概已经在其他网文中说过，我在德国移民局辩解为什么自己待了许多年还不会说德语的理由：为什么德国人在中国待很多年不需要会说中文而没有中国人会因此责备德国人？他们会说因无此需要。我的回答也完全一样。他们接着问那你为什么要到德国来？我也可反问同样的问题。他们在中国有业务，我在德国也有我的“业务”。我的业务也同样不要求我会说德文。接下去，他们也完全不能相信我不能“（口语上）掌握简单德文”，却可以“（文语上）掌握复杂德文”的事实。结果为了取得居留权完成写作计划，我竞须把我的德国现象学译作寄往他们的“最上级”以证明“会德文”是具有不同的类型的。但是西方人的头脑有时非常简单，非常标准化。他们不能理解口语和文语可以分离的事实，却不想一下有多少西方教授会阅读古希腊文而并不会张口呢？ 总而言之，“会外语”和“读解学理”是两回事。在通常意义上“掌握”了外语，绝不等于能够读懂学术理论书；反之能够在文字上读懂学术理论书，也不得被认为是“会外语”。只有一件事是明确的：不管外语是什么程度，不用大量时间来阅读学术理论书，是不可能读通学术理论的（电脑时代再发达，也在这方面帮不了忙，除了帮助学者学生弄虚作假以外）。 严格说来，我的确未能“掌握住”任何一门外语。但为什么我会在八十年代比海外许多有西方文科博士学位的人能够更早些译介了现代西方理论代表作呢？因为当五十年代港台学术主流精神向后退并追求文化上“认祖归宗”之时，学习西学西文又主要是为了向世界弘扬中华文化之时，我的精神选择正与他们相反。他们莫名其妙地以为失去大陆是因为“数典忘祖”，所以1957年前后全面高唱国学复兴时，我在同一时间则认为中国人的当务之急是深入全面地理解西方文化和理论（这和应该在理论化的层次上深化国学研究的目标完全不冲突，甚至相辅相成）。后来到了国外，了解了这段港台思想史后，认为当时港台思想的“思古之情怀”，不仅是误判情势，而且是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性格软弱的明确标志（因此我根本就不相信他们是因为对“民族文化”感情太深才决定全面“复古”的；这里含有一种也许连自己也未意识〔这并不减轻自己的责任，因为“不意识”也反映着态度的真实取向〕到的内在的功利主义。不能识此，就不能认识二十世纪知识分子的“色厉内荏”）。而对一个应对充满苦难的世纪担负相对责任的“文化精英”阶层不想批评、只想美化的共识，绝非见贤思齐，而是民族精神虚弱的“再表现”（夸祖以炫己）。也有许多文化精英把自己个人遭受的苦难当作个人脱责和荣誉补偿的理由，这也是一种性格软弱表徵（个人遭遇与个人选择正误并非一事）。不是说不应该深研国学，而是说应该在学术整体框架内首先讲求现代时期“深研”国学之理论和方法。结果海外学人的“外文”本身当然比我们好得多，但他们长期以来较少利用外文来研读较艰难的现代外国主流理论，也就难以充分理解学术理论之意涵，因为后者是与“学术思想”联系在一起的，而不是只和“外语”联系在一起的。即使有了外国学位，也须大量阅读理论类书藉才能确实掌握学术外语。他们在国外读学位时当然须读外国理论，但作为学生阶段的知识准备和可支配时间都还有限，关键是回国以后社会环境不再能促使他们继续深研下去。因为那时知识分子不是瞄着西方学术主流，继续奋进，而是纷纷转为颂扬祖先这条太方便的老路（“复兴”中华文化口号等于鼓励记诵旧章，天下有没有比这种因循守旧主张更懒惰的？）。等到后来见到大陆学人后，又很不服气大陆人怎么能在西学理论上比他们强。（再等到他们能够来大陆访问而可受到学界领导给予外宾的尊待时，才又恢复了他们的确比大陆学人高出一级的自信）今日海内外情况当然均已大变，西方理论成为两岸共同追求的时髦。但接着我们又遇到另一个有关研究态度的、更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了。今日两岸学类似，西化派和国学派旗鼓相当。但二者何其相似乃耳：都是在全球商业化大潮中朝向功利目标；也都是朝向“全球化”：即在西方出头露脸。因为所谓国学，其志向也在于获得“国际认可”。（正像中国的小说须待国际认可、中国的电影也须待国际认可一样） 再来说明一下外语学习，理论研读和国外留学的关系。即使对于在西方读过学位的人，也不一定能较好掌握学术理论外语读物。因为这完全取决于在外读书的情况。留学生最大的问题是欠缺充分时间进行大量、细致、专注的阅读。至于词汇量，更须在本专业之外另行扩充，这又取决于该人是否热爱理论阅读。对于爱好学问的人，其实在不在国外并无多大关系。甚至于在国内的阅读时间还会超过留学生的外语阅读时间。“阅读时间”才是最根本的保障。但是误解往往发生在以为有了学位文凭，就等于学术外语过了关。但据我的观察，留学生能否掌握学术外语，特别是理论外语，完全取决于其阅读时间和阅读内容，而和其博士学位关系并不大。有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又不断继续努力，这是一回事，而如果仅靠博士资历，则其阅读能力可能相差很远。他们一回来就面临着自尊心压力。人们以为他们能够掌握外国高深理论，实际上相当多数人距离此境界还相差很远。对他们而言，别人的翻译作品也是解决他们自己专业所需知识的重要助力。不过，由于近年来学人比高比低，一些人不是努力诚实自我提升，而是比资历、比名气，他们以名利为目标，自然会“找各种窍门”来创造自我精通西学的形象。还有一些并无西学理论阅读能力而依靠地位、名气、粉丝而以汇通中西思想自诩者，反而是对青年人做出了错误的示范，引致青年同样夸夸其谈，“后现代”、“话语”不离口，实际上人云亦云而已。外语能力本身，西学资历，学术地位等等因素，都不是学术外语阅读能力的保证。保证只有一个；花时间阅读原著；为此你必须热爱选择的知识本身，因此你才能坐得住。强烈的求知欲才会促使你不畏烦难，以读为乐，日久必有所成。出不出国，其实并无多大关系。 80年代是我急于将国外重要艰难的理论性著作译介到中国的十年。正如我学外语只为了看学术书一样，我做翻译只为了使别人的重要思想能让国内学界了解（对我自己来说，也是一个学习提高的过程。〔向别人〕学习，正是学外文的根本目的所在。这种学而后思的态度，和传统上的“文人才子”之不学而俱知的风格截然对立）。前者使我成不了“掌握外语”者，后者使我成不了“翻译家”。我从来没有把翻译工作当作一项“职业”。在此足可反映我的非功利态度的正反两方面效果：努力忠实传达外文典藉原义的愿望，但因译事仓促，在专词斟酌和文字润色方面都大有改善必要。实际上我当时的多数译作都是在读毕一段后，一笔落定，然后再在稿纸上逐页改善。从翻译技术角度看，其中必然包含译笔粗糙部分。这次在处理罗兰-巴尔特译文再版时，才有机会发现当初工作的质量，实大有改进的余地，可惜人生短暂，难以花费足够时间使工作成绩一一令人满意了。 90年代我在湾区落脚后，陆续把二十年来在中、欧、美各居住地中搜集到的中外藏书集拢起来，“外文”对我就实体化为一座小小书城；再远处，还有真正的庞大书城---大学图书馆，及其陈列有千百种各国外语期刊的宽畅阅览室。那里的新知新学如今都是我可“触及”的了。回想四十多年前在北图开始学外语时渴慕大书库内“珍宝”的心情，现在“珍宝”随时（主观和客观上）可及，而已日暮途穷。然而，我们并没有权利自怨自叹，而应努力在固有轨道上有始有终。 这样，在此一生的最后阶段，我的确仍然和“外语”在一起。即使十几年来，由于工作需要，多数时间转用来阅读中文，“外文”不仅仍然在旁静候着我的下一个必以外文书藉为主的研究计画，而且几年来从来也未与我“疏远”。因为任何理论性思维活动都会使我需要立即进入“外语世界”，以寻索根源和应对异同。尽管我最终也未能真正“掌握”任何外语，但早年笨拙的外语学习，还是使我勉强达到了五十年前的愿望：通过读解外文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书藉，以使个人生命能参与人类思想探索前沿。至于成绩如何，根本不应放入计虑之内（只计其义，不计其功）。青年学人一定要理解：孔子教诲之“学”，乃个人人生观内部之事，学即一种精神生活方式，而非仅是求外在功利的手段。
（忆往叙实B-F）（2006，10，2-8，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