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光之上：回眸5000年

面对历史，我们不能改变，发明什么，只能在坚定的信念里，看到历史的真实。

——题记

不知不觉已是五月下旬，《发现良渚》也就此步入了尾声。在这趟穿越5000年时光的旅程画下句点之前，让我们再次回眸，

从“八十余载发现路”的起点开始，

重温这次展览中的动人故事，和精彩的文物细节。

你是否曾留意过，展厅中的第一张照片？

照片上的人，是良渚遗址最早的发现者——施昕更。

“年轻”，是许多人对他的第一印象。

1936年5月，时任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今浙江省博物馆前身）地质矿产组工作人员的施昕更参加了杭州古荡遗址发掘。

在对出土器物进行整理的过程中，他意识到“家乡良渚镇屡有出土的石器应与古荡有某种内在的关联”，于是回到家乡进行实地考察，在棋盘坟附近一片干涸的池底，发现了一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

受中国第一部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山东历城县龙山镇之黑陶文化遗址》报告的影响，他意识到这些黑陶与山东城子崖黑陶之间或许存在渊源。施昕更的发现得到了馆长董聿茂的重视，并由此促成了良渚遗址的正式田野考古发掘。

那一年，他25岁。1936年12月至1937年3月，施昕更先后三次代表西湖博物馆对包括棋盘坟在内的六处遗址进行了初步发掘，获得大批黑陶和石器，并发现了以良渚为中心的12处遗址。

施昕更（左）与董作宾（右）在良渚遗址（棋盘坟）遗址现场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5个月后，杭州沦陷，“人民流离死亡殆尽，而良渚夷为平地，埋藏在底下的文化物质，同遭损毁”。施昕更在辗转迁徙的途中，完成了对发掘经历和成果的整理，写就了关于良渚遗址的第一部考古发掘报告——《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简称 《良渚》报告）。在馆长董聿茂的呼吁与坚持下，浙江省教育厅同意资助印刷，而施昕更的好友钟国仪则携带书稿，只身前往当时已是“孤岛”的上海。1938年，《良渚》报告几经周折，由上海中国科学公司印刷出版，得以公诸于世，并引起学界的关注。

1936年12月23日《东南日报》关于《发现黑陶文化遗址》的报道

同年，施昕更投笔从戎，前往瑞安担任瑞安抗日自卫会秘书。我们在展厅中看到的照片，正是他当年赠给好友钟国仪的照片。遗憾的是，到瑞安后不久，施昕更患上了猩红热、并发腹膜炎，终战时缺医少药而不治。1939年5月29日，施昕更病逝于瑞安。那一年，他不过28岁而已。此系照片背面。左侧有施昕更留言：国仪兄惠存，弟施昕更赠。右侧为钟国仪记录：廿八年五月廿九日去世于瑞安。所幸，那本成书于战火之中的《良渚》报告得以留存至今，而它的复刻本陈列于展柜中，是这次展览的第一件展品。“如果欲明了中国史前文化的渊源及其传播发展的情形，在固定不变的小范围中兜圈子，是不会有新的意义的，我们需要广泛地在这未开辟的学术园地做扩大的田野考古工作，由不同区域的遗址，不同文化的遗物及其相互的连锁关系，来建立正确的史观，这是考古学最大的目的。” 他对史前文化研究与考古工作开展的认识，至今读来依然深刻。
《良渚》报告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但它“条目清楚、叙述精当、图文并茂，把遗址情况与遗物特征比较全面地展现了出来，注重用分类与比较研究的方法来说明问题” 报告，被评价为“中国考古学上具有代表性和划时代意义的考古报告之一。”
而在我眼中，或许从来没有一份考古发掘报告会像《良渚》报告这样，发人深省，却又令人心碎。
在国难当前，连个人性命都难以保全的危难时刻，他俨然将考古发掘报告看成是学术上的一大阵地，于是分秒必争。报告中不仅有学术层面的研究成果，更有一位青年学者在那个烽火连天的年代，对家乡的深切怀念，对自身使命与民族文化传承的思考，以及对未来之中国所怀抱的信心与期望。
展板的空间是如此有限，无法完全呈现5万余字的报告和百余张图片的内容，而讲解过程中的只言片语，也不足以道尽一个人的一生。但我仍想要借着这篇文章，与大家分享报告的卷首语部分。希望读者通过这些片段，能够感受他写下这些文字时的坚定心志，与满腔深情：

随后的80多年间，在四代考古人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那些一度被湮没的遗迹得以重见天日，中国早期国家的历史由此上推了1000余年。

受气候与自然环境的影响，人类的发展进程在全球范围内是具有一定共性和同时性的，而良渚遗址的考古发现，让中华五千年文明史更得实证：

在5000年前的时点上，我们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明和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一道，共同立于那个时代的世界文明之巅。

此后，对于“文明”的界定，我们有了自己的标准。

良渚古城已经形成了类似于后世都城的“宫城-王城-外郭”三重格局。内城中心为宫殿区，由莫角山、皇坟山、池中寺三个台地组成。莫角山上存有人工台、宫殿建筑台基，以及沙质夯土广场，池中寺遗址被推断为国家粮仓。东侧钟家港古河道两旁为作坊区，西侧为反山、姜家山、桑树头墓葬区；南面为良渚港。

内城与外郭城之间以城墙相隔，城墙设有8座水门与1座陆城门。古城内外有众多河道分布，并通过水城门相接。

西北部和北部发现有水利系统以及瑶山、汇观山两处的祭坛。

良渚古城、水利系统和外围近郊的总面积合计达100平方千米。

良渚遗址的每一次重大考古发现，都在不断刷新人们固有的认知。

原来即使没有GPS、遥感、无人机的加持，良渚先民也能够完成对周边地理环境的勘察，并对资源利用、交通便利、自然灾害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以山为郭、择中立国。

原来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规划严密而科学，古城占地面积竟有 630万平方米那么大（相当于8.75个故宫）；原来良渚先民们已经懂得“观象授时”，对两分两至时日出日落的方位有了精准的掌握；原来他们营建了比“大禹治水”还要早1000多年的多功能水利系统，其中有部分坝体至今仍在发挥作用；

原来外观和作用都与防洪沙袋近似的“草裹泥”，就像一种通过流水线生产出来的标准化预制件，配有专门的制作工具（即木臿），一臿土就是一个草裹泥的土量。

原来良渚人已经能够种植大片稻田，还用上了能够像“换笔芯”一样更换零配件的分体式农具；

原来那个时候人们开始驯养原始家猪和鹿，他们嗦螺蛳的时候会先敲掉螺蛳尾部让空气流通，不需要使用牙签；原来新石器时代也有“微雕”的技术，那时的玉器、陶器与漆器如此复杂而精美；原来……那个在传说之中的三皇五帝时期的生活，就这样走入现实，变得具象起来。黑陶壶颈腹部残片，2厘米见方，刻有12个鸟首蛇身纹反山遗址M12号墓出土的嵌玉漆杯（复原品），上嵌有141颗玉粒，以河姆渡遗址出土的木材作为木胎复原进行复原
除了长江中下游以外，带有“良渚文化因子”的器物，亦出现在了广东石峡遗址、陕北延安芦山峁遗址、榆林神木县的石峁遗址以及四川金沙遗址中，几乎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透过丝丝关联，仿佛能寻觅到不同族群迁徙与交流的痕迹。5000年前的人们并不像我们想象中那样闭塞，他们早已跨越山河湖海。这次展览将我们带入到一个更大的时空范畴当中。从此提及“中华文明”，我们脑海中闪现的不再只有“夏商以降，周秦汉唐”，还会有辽西牛河梁、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 、陕西石峁……在“源”与“流”的探寻之中，我们能够更加深刻地理解“中华大地文明的起源犹如满天星斗”这句话的含义，继而体悟多元的区域性文明如百川归海一般，逐渐融合为大一统文明的动态过程。第二展厅随处可见的神人兽面纹（玉琮、玉冠状器、小玉琮、玉串饰、玉锥形器上均有），填刻细密。

玉琮王部分纹饰（浙江省博物馆藏）当思及个体生命的限度时，我们连10年都觉得遥远。可是在展厅之中，我们有幸接受到了来自5000年前的凝视，还能通过良渚先民一遍又一遍反复描摹刻画的图案，尝试去感受和理解他们发自内心的执着信仰。一个民族的文化能够经得住沧海桑田的巨变，跨越5000年时光依然生生不息, 这是多么珍贵的延续。 “我们上古的祖先，坚忍地开辟了这广袤的土地，创下了彪炳千秋的文化，我们今日追溯过去，应当如何兢兢业业的延续我们民族的生命与光荣的文化呢？”
“历史明明告诉我们，正因为有渊源悠久，博大坚强的文化，所以我们生存在这艰巨伟大的时代，更要以最大的努力来维护来保存我国固有的文化，不使毁损毫厘，才可使每一个人都有了一个坚定不拔的信心！”
左：池中寺遗址发现的碳化稻谷遗存（堆积总体量约6000立方米，经测算，稻米量可逾 39万斤）右：杭州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与浙江省农科院合作,用彩色水稻在稻田中“种”出的良渚玉鸟造型，象征稻作文明和良渚玉器的结合
希望这次展览的呈现，能为大家带来“中华文明之美”和“超越时光的力量”，也希望大家能从这次展览中，感受到我们对文物、对历史始终保持的敬畏与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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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2】朱雪菲：《神王之国：良渚古城遗址》

【3】方向明：《土筑金字塔：良渚反山王陵》

【4】赵晔：《内敛与华丽：良渚陶器》

【5】朱叶菲：《良渚遗址考古八十年》

【6】王宁远：《何以良渚》，浙江大学出版社

【7】马黎：《一小铲和五千年：考古记者眼中的良渚》，浙江大学出版社

【8】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良渚遗址群发掘报告之三-良渚遗址群》 

【9】方向明：《良渚玉器线绘》

【10】赵大川 施时英：《良渚文化发现人施昕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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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稿：魏凌（志愿者）
部分图片摄影：何少伟（陈列展览部）编辑：黄巧好审校：章昀、李妍、史明立审核：林冠男审定：王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