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800亿收购案”缔造者：借款1万创出世界500强，没有公司任何股份
作者：华商韬略｜华商名人堂 陈光
中国化工集团总部矗立在北四环中关村的一角，相较周围的建筑，这栋大楼已经有点老旧。
十几年间，中国化工大楼亲历了周围的荣辱兴衰。海龙、鼎好曾鼎盛一时，新浪、土豆各领风骚，第三极已经倒闭，中关村创业大街上的资本和梦想青年涌动如春潮。
中关村在变，中国化工也在变。但出于央企的身份，外界对其转型的评价或多或少带着偏见。
几个月前，一笔涉资430亿美元（约合2800亿人民币）、缔造中国企业史上最大收购金额的海外并购案，将中国化工推向了舆论核心。
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很少撰文介绍国企的掌门人，大部分人对于该群体的定位首先是政府官员，其次才是企业家。不少受众对国企有天然抵触情绪，他们认为背靠国家和银行资源的国企，做得好是理所当然，做差了应千夫所指。
国企实际汇聚了非常多的顶尖人才。华润在充分竞争的消费品市场成就多行业第一，依靠的远不止“国家资源”；中粮的大悦城引领商超新业态，很多人都惊诧于国企能做出这么酷炫的购物中心。
不过，主导这一切的国企领导们，依旧处于传播的弱势位置。他们没有显赫的身家，不能引爆人们追逐财富的心理；他们也缺乏创业历程，这部分恰是受众们最喜欢的内容，那些艰苦卓绝的创业故事，已经成了读者认知企业家群体的独特标签。
作为国企掌门人的代表人物，中国化工集团的董事长任建新不是财富和焦点人物。他执掌9家A股上市公司、9家海外企业，以及超过100家子公司，但他不持有任何一家公司的股份。几年前，媒体称其年薪是22万人民币。
《财富》评选的中国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界领袖榜单中，任建新位列第五。他的前面是马化腾、任正非、张士平和马云。这四位的话题性都远超任建新，身家更是将其“秒杀”。
不过，相较其他群体成员，任建新很特殊。很多国企领导像公务员一样在各大国企之间轮岗，任建新却在“中国化工”的体系里待了32年。英国《金融时报》称任建新是一名真正的创业家，因为中国最大化工企业的发展始末，和其“白手创业”有着割不断的联系。
任建新1958年出生于甘肃兰州，成长于文化大革命。和那个时代的很多年轻人一样，他在十几岁时去了农村，在那里学习种地，了解农民的想法。
高考恢复后，任建新考入兰州大学，毕业后进入化工部。1984年，26岁的任建新发现一组奇怪的数据：我国每年因锅炉结垢多消耗800万吨原煤，相当于当时煤炭增产量的一半，根本原因在于清洁技术落后。
了解这组数据后，任建新想起，化机院此前有一项名为“Lan–5”——硝酸酸洗缓蚀剂的技术，这项创新曾获过奖，理论上可以解决锅炉结垢的问题。但该创新在获奖后，却在保险柜里锁了5年。当时在中国，这种清洗技术的市场完全空白，化机院此项专利的对外标价是250元。
任建新想拿着技术去创业，他以家产做抵押向单位借款1万元，为此签了军令状：如果失败，将家产变卖作为补偿，另外自愿将职务降一级，工资降一级。
在机械研究院的破旧防空洞里，任建新带着7个共青团员下海，创立了中国蓝星(BuleStar)。他没什么公司的概念，就是想着给化机院增加些收入。他虽然签了“军令状”才拿到钱，是这份事业的创始人，但还是将蓝星视为甘肃化工院的“财产”。
小团队没什么分工，任建新得负责所有事情。有了技术，他却找不到销路，最后没办法，任建新便响应时代的号召，学习雷锋做好事，先从免费干起。
在西宁郊区的一处煤矿，蓝星团队开始免费给矿工清洗家中的茶壶水垢。他们将一些旧茶壶清洗得光洁如新，一位老太太看这些小伙子吃苦耐劳，便给了两毛钱，这笔钱成了蓝星的第一笔收入。
那个时代雷锋精神很流行，任建新们的事迹很快在周围传开。没多久，附近的煤矿领导找到任建新：矿上有台接近报废的重垢锅炉，你们试着清洗，成了有报酬，失败了就当报废。
得到指示后，蓝星团队连夜开工，让“废锅炉”起死回生，这一单后，任建新拿到了1900元的报酬。
废旧锅炉是煤炭行业的传统问题，此前，锅炉的清洗工作不彻底，煤垢堆积很快，导致锅炉寿命短暂。“Lan–5”技术有效解决了这个问题，大幅提升了锅炉的使用寿命。做成了第一笔“大买卖”，蓝星的“高科技”在煤炭业得到了广泛传播。没多久，问询的信件和电话纷至沓来。第一年，蓝星便实现净利24万元。
此后的几年时间里，蓝星急速扩张，“Lan–5”技术也从煤炭行业推广到了各行各业。作为体制内创业的典型人物，任建新一时风头无俩。《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详细介绍了他和蓝星，文章标题是《他，创造了361行》。
中国此前并没有工业清洗行业，所有涉及工业清洗的项目，都被外国公司包揽。任建新是国内这个行业的奠基人，他的服务价格更低、效果优异，加之其体制内的身份，各方面优势明显。
综合因素之下，中国“七五”到“九五”计划期间的进口成套石化、化工大型装置开车前的工业清洗任务，全部成了蓝星的囊中之物。小到茶壶，大到原子弹，他们无所不包。从青海至格尔木的输油管道，到“神舟号”发射设施，蓝星洗出了一个行业，也将外国同行洗出了中国。
上世纪90年代，蓝星已经达到了数亿元的资产规模。当时正值国退民进、国企改制的浪潮，大批国企先后改制成为股份制、民营企业，很多第一批中国富豪由此诞生。
有人找任建新，劝他进行股份改制，将蓝星私有化。任建新想了想说：创始资本是国家的，公司理应100%国有，蓝星的目标是“兴业报国”，国有还是私有，对这个目标的影响不大。
于是，这个外人眼中一步登天的生财大计，就此被他弃置不问。
没有财富的野心，并不代表任建新是一个“安稳分子”。工业清洗的市场规模有限，兰州也有一定的地域束缚性。将股份改制方案丢置一边后，任建新在一次会议上说：我们要把总部搬到北京，不仅是北京，还要去国外建立总部。
1995年，蓝星清洗顺利上市，总部搬迁至北京。任建新将随行1800名员工的住房、配偶工作以及孩子上学等问题系数解决。
任建新非常爱吃兰州的手工拉面，为了解决员工家属的就业问题，他创办了一家兰州拉面快餐连锁企业。因为念念不忘母亲临终时“吃一碗牛肉面”的遗愿，任建新结合母亲的姓氏“马”和“兰州”，将其命名为“马兰拉面”。
在这个“小副业”上，任建新也做出了大成就。如今，马兰拉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最成功的连锁餐饮品牌之一，它在全球开设了近千家店，创造了1万多个就业岗位。
虽然规模上和主业无法相提并论，但任建新很在意这个事业，他经常将“拉面”挂在嘴边。2007年当选“年度经济人物”，在发表获奖感言时任建新说：“我是在兰州生长的，兰州的牛肉面和我有很深的情结。”他说这话时，现场大屏幕忽然出现了其母亲的照片，毫无准备的任建新怔住了，随即热泪盈眶。
任建新能当选“年度经济人物”，当然不是因为马兰拉面，他千里迢迢迁址北京，更不是为了创办一家快餐店。站在北京这个中心舞台，任建新将蓝星带到了新的高度，其核心手段是并购。
10年的时间里，蓝星先后并购了超过100家国有企业，从蓝星清洗逐渐转变成了蓝星化工。
并购国有企业有一个很显著的特点：并购对象基本上都是资本抵债、应该破产。接手这类企业，实际上是接过一个“烂摊子”。并购很简单，但并购后的“妙手回春”非常难。
任建新很早就做并购。1990年，蓝星并购了一个膜科学研究院。国家每年给该研究院拨款，期待它能在反渗透膜、纯净水过滤膜的研究上有所突破，但一直没有起色。
这是任建新的第一笔并购，他“搞砸”了。蓝星接手后，对不称职的干部进行了撤职处理，结果引起轩然大波，有关方面出来干预，部分职工聚众闹事，最后蓝星不得不和对方“分手”。
任建新称这次失败的教训刻骨铭心。他思考了很长时间，意识到观念的认同和公司文化的融合，才是兼并事业中潜于水面之下的重中之重。
1996年，重新上路的任建新在并购事业上遇到了新的机遇和挑战。是年，他接触了江西星火厂，这家企业拥有国内规模最大的万吨有机硅装置，但该装置自建成13年来，试车28次均告失败。
星火资产规模比蓝星大，负债率200%。企业拥有职工家属超过1万人，厂址地处山沟，交通非常不便。从各方面看，这家早应破产的企业都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烂摊子。
但任建新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好的化工企业轮不到他接手，他只有找“重症患者”，通过“救死扶伤”来扩大蓝星的规模。
任建新在山西的“山沟沟”里待了很久，一番调研后，他发现星火的顽疾虽多，但根本问题是没有掌握核心技术。找到痼疾后，任建新将工厂大部分离开的技术骨干全找回来，又聘请了100多名国际著名的化工专家，对整个项目进行诊断。
5个月的国际、国内来回奔波后，星火的万吨有机硅生产线试车成功，半年后，有机硅产品下线，第二年企业即扭亏为盈。如今，这家公司已经成为中国化工新材料领域的巨头之一，是中国最大的有机硅、双酚A、特种环氧树脂生产商，其有机硅生产位列世界第三。
星火一役使得任建新在中国化工产业一战成名，这次并购也极大树立了他整合行业的信心。此后的时间里，他成了名符其实的“救火队长”。南通合成材料厂、晨光化工研究院、无锡石化厂、北京化机厂、兰州日化厂等一众“困难”国企相继列入蓝星阵营。在前后一百多次的“转危为机”中，蓝星成功进入化工新材料领域并发展成为行业老大，企业资产突破了200亿元大关。
接连不断的铁血战役将任建新的名望推向了新的高度。2004年，化工部撤销后，国资委以蓝星集团和昊华集团为主体组建成立中国化工集团，任建新成了新集团的总经理。
化工是个历史悠久的行业，学会用火之后，人类便没有离开化工。化工和民生的衣食住行息息相关，没有化工，人类得回归石器时代。
中国是化工大国，2015年，化工产业占比全国总GDP20%以上，远超房地产业。但中国不是化工强国，世界化工强国是美国、德国、日本和法国。
中国的化工整体很落后，业内说法是“停留在国外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水平”。“三桶油”、“九大院”有一些主流技术，但依旧逊色于国际，很多国内的工艺都是从国外买回来进行修改和包装。
先进的化工技术，包括农化、医药等主要掌握在巴斯夫、陶氏杜邦、拜耳、孟山都等国际巨头手里。这样的差距仍在扩大，巴斯夫一年投入研发的资金就超过100亿美金。
对于国内化工产业而言，一步步研发、从头追赶并不现实。作为后来者，最好的机遇是开展国际并购，“买”来海外企业的技术、管理和市场资源，发挥国内的渠道和市场效应，走一条捷径。
这是任建新的核心战略。中国化工集团整合后，他推动企业走向国际市场，接连展开并购。其并购目标均是该行业全球或该国的前几名，涉及领域极广，且几乎没有重复。
任建新涉足海外并购初期，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开端。当时，先行者TCL和明基相继遭遇重大挫折，国内媒体对海外并购这个新事物几乎是一面倒的批判。
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中，以“政绩”为目标的国企应该求稳，但任建新选择逆流而上。2006年，他连续完成了3项大规模的海外收购，包括全球第二大氨酸生产企业法国安迪苏集团、澳大利亚的最大聚乙烯生产商亚凯诺斯以及法国罗地亚集团的机硅及硫化物业务。
此后，中国化工又收购了全球第7大农药生产商、以色列的马克西姆-阿甘（Adama），欧洲最大光能板生产商REC，以及全球第五大轮胎生产商、意大利的倍耐力。
2016年1月，任建新在4天时间内敲定了两笔投资，一是9.25亿欧元收购德国橡塑化机制造商克劳斯玛菲集团，二是对瑞士摩科瑞能源进行战略投资。
通过一系列并购，任建新将中国化工打造成了一家“超级”央企。2015年，集团收入450亿美元，位列世界500强第265位。
海外并购是“走钢丝”，但任建新目前还没有出现什么错误。他总结了一套战略：买得来、管得了、干得好、拿得进、退得出、卖得高。
当年并购膜科学研究院失败后的思考，令他受益至今。任建新说：“我们去收购，不是征服，不能以一种占领军的心态去收购和管理。”
这实际也是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信奉凯撒大帝的“我来，我看见，我征服”，中国则讲求“仁者爱人”。
在收购倍耐力的新闻发布会上，任建新滔滔不绝地谈论自己对意大利历史和文化的热爱之情，并用意大利咖啡招待所有来客。他对收购企业的高管说：“我是你们的老板，但你们是我的老师。”
任建新承诺保护被收购企业的工作岗位和品牌完整性，比如倍耐力的原高管依旧占据董事会半数的位置。换做美国公司，并购后董事会立马全员“卷铺盖”则是司空见惯之事。
中国的“和文化”成了任建新并购欧洲企业的秘诀，也隐藏了他并购后的雷厉风行的作风。通过维持独立运营和结合中国市场，这些并购企业的发展很快，销售额和利润增长连创新高。以澳大利亚凯诺斯为例，中国化工每年能收回原投资的40%，2年多时间便宣告“回本”。
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秘书长庞广廉称这是任建新与其他国企高管的差异之一：他更关心业绩而不是政绩。
或许是出于这份差异，任建新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够”。收购法国安迪苏，秘书给他准备了一份慷慨激昂的讲话，任建新看了之后说：不要开香槟搞盛大庆祝，这么大一笔投资，对企业和国家而言都不是一笔小数目，我们的目标不是来（比利时）搞典礼，而是尽快收回投资。
不喜欢抛头露面的任建新没能一直低调下去。2016年2月，一笔涉资2800亿、缔造中国企业史上最大收购金额的海外并购案，将他推向了舆论的中心。创业32年以来，任建新或许从未遭遇如此大的舆论压力。
2月3日，中国化工和瑞士先正达（Syngenta）发表联合声明称，将以430亿美元（约合2800亿人民币）完成对后者的收购。
这是中国第三笔超过100亿美元的巨额并购，430亿美元也打破了中铝集团140亿美元收购力拓、中海油151亿美元并购尼克森的纪录。
先正达是世界最大的农化公司和世界第三大种子公司，在农化种子行业拥有强大的销售渠道和技术研发实力，它在世界9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销售网络。
收购先正达在本质上和中国地产、能源企业进行海外并购一样，都是利用国内的资本优势，在海外经济低潮期进行抄底。油价大跌之后，美国、欧洲的各大农业公司都处于不景气状态，2015年初，陶氏杜邦的研发部大肆裁人，孟山都也在年中进行了重组。
先正达也正经历困境。2011年至2013年，该公司的利润增长率持续下滑，2014年全球裁员1000人。股东对公司的发展境况十分不满，老对手趁机下手，巴斯夫和孟山都先后拍下巨款要收购先正达。
先正达拒绝这些收购要约后，引发了内部的管理层动荡，总裁迈克-马克因此辞职，这才引出了中国化工半路杀出、成功抄底的后续故事。
先正达实际上并不“愁嫁”。其种子业务在世界排名仅次于杜邦和孟山都，而且先正达深耕具有高附加值和发展潜力的蔬菜、花卉种子品类，掌握世界领先的生物育种技术。在过去的几年间，该公司投巨资布局智慧农业和生态农业，致力于为农业从业者提供整体性的植保解决方案，这是其他农化种子巨头所不具备的。
巴斯夫和孟山都均给出了很高的收购金额，后者的报价是470亿美元，比中国化工集团还高。在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看来，中国化工之所以能赢得这场“巨头之战”，原因有3点：一是任建新的“和”战略能维持先正达的团队稳定性，相较之下，就孟山都此前的收购行为来看，先正达得有一大批人丢掉饭碗。二是中国化工和先正达不构成直接竞争关系，还能给后者提供亚洲市场广阔的销售渠道。第三点则更简单粗暴，中国化工的430亿美元全是现金，巴斯夫和孟山都则是股份+现金的收购形式。
这笔收购对于中国化工集团乃至中国农业的重要性十分明显。此前，先正达、拜耳、巴斯夫等巨头研发的农药占据全球80%的市场。中国对农药的需求很大，但是没有基本的原药研发能力，只能购买原药然后进行配置。中国农药厂商成千上万，但说白了都只是加工厂而已。
这样的模式一是利润低，二是受制于人。掏钱买下先正达的市场和研发团队，则有效解决了中国行业的燃眉之急。
这笔收购在国内外引发了强烈震动，讨论的方向却截然不同。在国内，对于这笔收购出现了很多负面甚至诋毁性质的评价，这些争议的核心只有一个：先正达的业务涉及转基因。
过去的两周时间里，一封名为《反对中国化工集团巨资并购转基因毒公司先正达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质询书》（下简称质询书）在朋友圈热传。质询书下面有400多名联名质询人，92岁的前化工部长秦仲达的名字列在第一位，第二位是陈一文。
陈一文是一位英籍华人，近年来活跃于“反转基因”的战场，他的另一个观点是水可以通过科学手段变成油。
转基因是一个过于复杂的话题，通俗而言就是“里面的水很深”。与其说转基因是一个科学或是商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政治问题。华商韬略（微信公众号：hstl8888）无意就转基因做出技术性分析，但仅就这份质询书的其他因素来看，它存在很多错误和不妥之处。
首先，质询书中“邪恶”、“丧家之犬”、“卖国权奸”、“亡族灭种”等词汇俯拾皆是，完全是文革时期大字报的写作方式。这样一篇文章，放在朋友圈煽动不明群众尚可，呈递给国资委却极为不当，甚至里面还存在不少语法和标点错误。
其次，质询书作者对商业的了解很欠缺。文中指明中国化工和先正达存在黑幕交易，并且例举了一系列双方过往合作的“事实”。但实际上，和先正达有合作的是中化集团，这是另一家央企，掌门人是宁高宁，和中国化工完全是两家企业。
这篇漏洞百出的文章在舆论圈中大火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经过几年的“熏陶”，一批国人已经到了“见转基因就骂”的地步。
很多转基因的新闻都存在一定的误导和知识错误，比如此前沸沸扬扬的“黄金大米”事件，老百姓误以为黄金大米的安全性有问题，但实际上黄金大米只是没有按照中国的程序申报，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总之，所有涉及转基因的项目，如今在部分人眼里都成了祸国殃民的灾难。之前，反转人士的一大理由是专利掌握在外国人手里，不安全。现在，中国企业要收购这些有专利的企业，这批人也不同意。
国内满城风云，国外也有“意见”，这笔收购的外部阻力主要来自美国。先正达有20%的市场在美国，按照相关法律，标的公司也要接受美国等国家的审批。
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查克-格莱斯利、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先后表示，担心中国国有企业对先正达的收购，会令中国政府获得对美国农业基础设施关键部分的所有权，进而潜在影响国家安全。这样的言论近期在美国并不鲜见。
实际上，中国化工收购先正达确实仍没有走到最后一步。农业是各国贸易保护最严重的领域之一，不容外国染指，更何况收购方还来自中国。
国内企业牵涉美国的收购案大多不顺利，“清华系”曾经希望斥巨资买下西部数据和美光的技术，但接连因为政治原因搁浅（点击阅读：“清华系”赵伟国的野蛮入侵：涉资2700亿，买遍全球半导体）。
任建新很清楚国资企业收购涉美企业的难度，这是他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出面回应网络流言。毕竟，在“键盘侠”们拼命反对之际，还有大量同胞尚未解决温饱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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