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名包玉刚，稳赢70年，92岁的他说，你要留足够的钞票才能活下来

文丨华商韬略 · 华商名人堂  毕亚军

祖父靠一条木船摇成民国时上海滩著名的船老板，父亲办了银行，自己成为一代船王，儿子则将家业规模再翻多倍并成功转型 ……已经92岁的曹文锦，在时局动荡和产业变迁中紧握日月旋转，不但让家族成功富到第五代，还让一代更比一代高，写下华人社会最成功的一个家族基业传承案例。

命运大逆转

曹文锦先生1925年生于上海。

他生得很不错。其祖父曹华章先生生于普通人家，借着上海在20世纪初的快速繁荣，从一只小木船起步，发展出一家拥有多艘大轮船的航运企业。

曹文锦的父亲曹隐云先生则先在洋学堂就读，毕业后进入英国公司成了当时地位很高的外资买办，并创办了名为“中国劝业银行”的中小银行，母亲吴娱萱则在繁华的南京路开办了“天宝成”银楼。

到抗战后期，曹家已在大陆开设多家分公司，并将业务触角伸展到香港，成为富甲一方的大商家。曹文锦也因此受到良好的教育，进入到中国第一所现代高等教会学府——上海圣约翰大学就读。

大学毕业前夕，父亲要曹文锦了解银行、贸易和航运，母亲要他学珠宝。争执不下，父亲一句“珠宝是女人的生意”最终定论：除珠宝外所有生意都得学。

一毕业，曹文锦就被送上“前线”：上午到银行，下午学贸易，晚上学航运，同老伙计们一起吃晚饭，耳濡目染。“边吃饭，边向我父亲汇报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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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底，上海天下大乱。

年轻的曹文锦预见到大厦将倾，毅然决然地在当局的严密管控下，将一些流动资金撤往香港。“父亲知道后吓得脸色苍白，说：‘这是要杀头的啊！’我说，‘要枪毙，也是枪毙我。”

但解放前夕，曹文锦到香港时却什么都没带。他认为无论哪个政权都需要那些生意，“我相信共产党也不会例外。”可结果却是，那些生意再也没有继续。

曹家在内地的家产因此荡然无存。而香港媒体的推测是，包括之前偷偷转入香港银行的资金，曹家当时带出的资产仅占家产的1%。

突破封锁线

曹文锦落脚香港后，家族、亲戚以及国内分公司的部分职员也尾随而至，住到他的家中，让他冒险转出来的10万美金很快面临坐吃山空之虞。

无奈之下，他写信给天津旧部。

“我现在既无资金又无人员，有什么生意可做？”

当时，大陆在山东石岛做了个外贸小港突破经济封锁，主要是利用土特产交换一些汽油，橡胶等化工品。天津方面建议曹文锦干这件事。他干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西方国家对大陆全面禁运，国内对这些物资的需求更甚，已经熟门熟路的曹文锦于是又干起帮大陆搞“走私”的生意，虽然干得不如霍英东等人大，但也算是相当风生水起。

这些生意都要冒很大风险，曹文锦几乎每天都在提心吊胆中度过。“船上不能即时通讯。小船一离港，我和伙计的家眷，就望眼欲穿等着他们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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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险中求，曹文锦勉强求到了。通过帮大陆搞贸易和偷运，他与人合作成立了大南轮船公司，不几年就拥有了两艘旧货轮，生意越做越大。

又遭灭顶灾

大南公司好日子没过几天就变成了大难公司。先是一艘旧船触到国民党布的水雷，炸沉海底，没有得到一分赔偿。紧接着，又被大陆“三反五反”牵连。

其时曹家在大陆的生意产权已无，但编制还在，各分公司都成了被反的对象，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的经理们迫不得已，纷纷联络曹文锦，求他给钱买命。

“每天早上打开电报机，都是‘我要死了，快汇钱来救我、’‘再不汇钱来，我们就没命了……”曹文锦在接受华商韬略（id:hstl8888）专访时回忆。

“痛苦极了，部属有难我不能不管。可是一下子要拿出那么多钱，我也没办法呀。”最终，这场运动几乎反掉了曹文锦把脑袋别裤腰带上赚到的所有的钱。

因为帮大陆运过物资，大南公司还被美国列入黑名单：不准进美国港；不能用美元和美国产品，不能跟美国公司做生意，银行的美金存款也全被冻结。

万般无奈，曹文锦只得去马来西亚运石头。石头本身就没什么价值，运石头的利润可想而知。这种艰难，一直持续到1962年被美国剔掉黑名单。

第一艘新船

1962年前后，实力不够的香港船东几乎都只有旧船。旧船便宜但常出毛病，年年翻修，修完后还要验船，很不划算。稍微有点实力之后，大家开始酝酿建造新船，一个香港船东驶向世界海洋的时代也因此展开。

第一个造出新船的是董建华先生的父亲董浩云先生。曹文锦是船东里最年轻的，他也有这个想法，他的合作伙伴、好朋友日立船厂的代表森冈也来刺激、帮助他：你总是做旧船，怎么做得起来呢？

曹文锦说，我也想要新船啊，但我没有造船的钱。曹文锦没钱，但他做事踏实，对人好，朋友多，这在关键时刻帮了他，而且一路帮助他。

首先是看好他，而且跟他好的森冈向公司打报告，帮他争取分期付款的造船计划。森冈写到：曹先生现在没钱，但他很努力，我们帮他站起来，他将是日立很好的长期客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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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立同意了森冈的报告，但提出两个条件：要交两成定金、把新船长租日本客户，以保障能按时分期还款。这相当优惠，但曹文锦还是没那个实力。

怎么办？曹文锦决定，求人，求变通。

先是求客户，他找到日本山下汽船的代表。“‘老兄，你就帮忙租5年吧。这样我就可以造条新船了’。”山下同意了，他又回头再求日立，把原本准备支付的，之前欠下的修理费变成造船的定金。

日立让一步又进一步：要曹文锦找可靠的银行担保。银行担保要抵押，他没什么抵押，于是又去求了已扶植众多华商的盘谷银行董事长陈弼臣。

陈弼臣反复询问曹文锦的打算后，答应了他的请求：“陈先生说，‘我做生意看人，你签个字吧，抵押品我不要了，你个人担保就行’。”曹文锦回忆。

经过差不多3个月的日夜煎熬，曹文锦成了香港船东中造新船的第二人。但新船还没出，他却病了。“总担心一步走错全盘皆输，患得患失，心情很沉重。”

那是曹文锦第一次因为生病强迫自己休息，休了两星期。这是值得的：通过精心的运作，他在没有资金，没有任何抵押的情况下，造了一条新船。

曹文锦把这条船命名为DONA NANCY，DONA拉丁文是太太的意思，NANCY是他母亲的名字。他的这条建造新船的路子，则成了香港航运同行的借鉴。

著名船王包玉刚就常常对人说：“曹文锦的路怎么走，你就怎么走。”后来，包先生成为香港第三家造新船的船东。香港船东的新船时代就这样开始了，并推动着香港朝向世界航运中心大步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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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级大家

1965年，曹文锦在大南公司的合作伙伴，吕建康之子吕政范从西方留学归来，他认为大南公司都是老人、落后，对父亲说：没前途，把公司分开吧。

曹文锦有不同看法，“吕先生相当现代化，许多看法从理论上讲是对的，年轻有为，但没有耐性逐步改革，难与教育水平较低，自学出身的老职员相处。”

但他还是开心地接受了分家建议。吕政范不要的老职员都跟他，创办了万邦航运。后来，曹文锦成为一代船王，而吕政范和他比，丰满的只是理想。

曹文锦能成船王，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掐准时点，恰到好处的保守与进攻。

1970代后期，他预感航运业将面临巨大危机，几年间将船队从30艘减低到15艘，成功避免一场大灾。

1980年代中期曹文锦感到复苏将至，又果断把握大灾之后船价低廉的时机连续购进巨轮大肆扩张，并于1992年将万邦拆成香港万邦和新加坡万邦。

当时，万邦已成为拥有50艘船，载重量200多万吨的世界性航运集团。曹文锦也与包玉刚、董浩云、赵从衍一起，并称为四大船王。

此后，曹文锦还荣获亚洲航运风云人物，并代表亚洲人第一个获得了美国康奈狄克海事奖。

享誉华人商界

除航运业，曹文锦还在多个其他行业成就卓著。

因为当年被迫到马来西亚做石头运输，曹文锦与马来西亚结了缘。后来，他在那里发展纺织工业、地产业，还与香格里拉创始人、世界糖王郭鹤年等人联手壮大了马来西亚的航运和造船业。

1984年，曹文锦又应新加坡总统李光耀的邀请，与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联合成立新加坡新达城市发展公司并担任董事长，在新加坡黄金地段完成了当时即总投资15亿美元的超级地产大盘——新加坡国际会议展览中心。至今，该物业依然是新加坡最具人气的地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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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曹文锦还应邀拯救了泰国政府的国际船务公司。当时，国际船务濒临破产，如果宣布破产，将伤及泰国政府公信力，泰国政府于是找到了他。

一位财政部官员成为与曹文锦对接的人，把电话从香港追到美国。“老兄，你要帮这个忙。你的很多生意在泰国，你帮我们，我们也会帮你。你明白吗？”

曹文锦说，对方语气委婉，但弦外之音他听懂了：“如果不帮这个忙的话，将来他们就很难在其他方面支持我了。”硬着头皮，曹文锦答应了下来。

后来，他让二儿子曹慰德具体负责，两年内就让其复苏，并于1994年在曼谷正式上市，一手将其发展成为泰国唯一的综合性航运运输集团。

大陆改革开放后，曹文锦也回到大陆投资，于1978年与上海爱建公司合资，在徐家汇投资兴建了一幢大厦，虽然他内心依然保持着对大陆政策的敬畏。

1992年，曹文锦把万邦航运及其他有关工业业务，全部传给曹慰德独立经营后。自己则专门开展大陆业务，采取长线投资的策略兴办实业，培训人才。

曹文锦说，只有永恒的需求才有永恒的生意，所以衣食住行有关的他都有兴趣，因为这是永恒的需求，透过这些投资，他也在航运之外再造了辉煌。

如今，曹文锦家族经营着航运、水泥，纺织、饭店及房地产等业务，事业版图跨越亚洲、欧美各地，成为华人社会一个已经富过四代的成功典范。

富过四代的秘密

从曹华章算起，曹家已基业旺盛百年，家族富过四代，这在历来被认为富不过四代的华人社会，是一个难得且可贵的案例。

曹家成功传承的关键，在于在曹文锦及其次子曹慰德成功的继往开来。

今年已是60岁的曹慰德，从美国密歇根大学毕业后进入万邦航运，从实习生做起。因为太有主张又比较调皮，自认为大材小用的曹慰德干得十分憋屈，回到家族没多久，他就找曹文锦提出，不如借点钱给他，让他自己去泰国做棕榈油生意。

他要借的钱，数额不小，300万美元，这在80年代初，可以用狮子大开口来形容。曹文锦觉得他是好高骛远，一度对其提议相当排斥。

在助手的劝说，以及曹慰德反复的“纠缠”下，曹文锦最后决定，“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就让你出去试试，看看生意是不是像你想像的那么好做。”

让曹文锦大为震惊的是，不过几年的时间，单枪匹马杀出去的曹慰德，竟然赚回了2500万美元，也正是有这个基础，当泰国的国际船务公司出问题，曹文锦才把艰巨的任务交给当时不满30岁的曹慰德，也是借机再“考验一下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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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曹慰德又获得了成功——他不但成功将公司扭亏为盈，而且还对船公司私有化并将其在曼谷证券交易所上市，他的个人财富则从2500万美元增加到2亿美元，泰国也在他的一路开创下，成了家族事业的一个重要根据地。

有鉴于曹慰德的成功，以及其他子女对生意的兴趣缺缺，1980年代末，曹文锦把曹慰德请回集团并往接班人的方向培养。

重新回到公司后，曹慰德和父亲联合制定了一个“五年接班计划”来完成权力过度，并提出一个非同寻常的接班安排，确保了万邦在一个领导核心之下的成功传承——“我跟父亲强调说，钱是可以分的，但企业不能分，因为要对很多人负责任，我可以把你的企业买过来，你把钱分给我的兄弟姐妹”。

1990年代初，曹慰德用自己的钱，再借了一些钱，按市场价买下了3亿美元市值左右的万邦航运，并接替父亲出任了万邦航运的董事长，而方才不到70岁的曹文锦则在一班同龄人中率先交班，看着下一代独立成长。

大权在握之后，曹慰德将公司总部从香港搬到新加坡并改组为万邦集团，大步迈开多元化发展步伐。此后，他不但避免了一些航运同业者因为转型不及时而在航运大萧条中陷入困境的厄运，而且将集团业务成功拓展至工业及地产等领域，将集团规模比接班时扩大了10多倍。

买下父亲的企业被曹慰德视为成功接班的一个关键。他说：“接班人不好和前任父辈处理好关系，两双筷子一个碗，这顿饭很难吃。”而买下企业，则是让一个碗只有一双筷子说了算的好办法，也是一个让大家都没话说的公平的好办法。

如今，曹家的第五代接班人也已走在路上。曹慰德育有一儿一女，其中，儿子已婚，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书，对接班万邦并没什么兴趣。据报道，自儿子工作之后，曹慰德便停止了对他的资金支持，因此，这个富五代到结婚时，还住在一套只有50多平的小房子里。曹慰德的女儿则对商业充满兴趣，在万邦工作4年之后，她考入了哈佛大学商学院读MBA，预计，她将成为万邦的下一代接班人。

而曹慰德则成为一位热心且活跃的家族企业传承研究者与弘扬者，他将国际家族企业协会（FBN）带到亚洲，成立了亚洲分会并担任主席，同时还与欧洲家族企业会的四个家族联合创办了家族企业基金，专门研究家族企业的发展。

发展与成功学

谈到成功经验，曹文锦说，这不是能简单说清楚的，但有三点可以肯定：一是采取审慎态度，从不“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二是量体裁衣，量力而为；三是紧跟时代，兢兢业业，勤勤恳恳。

“分散投资，分散风险”是曹文锦的一贯策略，也是他确保事业基业长青、整体成功的秘诀。

他总是一有机会就向其他行业发展，即使失之东隅，也可收之桑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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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世纪以来，航运业发生了多次世界性的大萧条，不少公司都在此期间折戟沉沙，但万邦航运却从未发生过财务危机，这让曹文锦引以为豪。

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要敢于大冒险，以小博大，一旦有了相当的基业，则要尽量不借钱，少借钱，防止搏过头丢掉性命，是曹文锦的一个成功秘诀。

航运业流行借钱造船，但曹文锦冒险站稳脚跟之后，总是强调：“手上有多少钱就建造多少新船，没有钱就不要建。”他经常告诫朋友们，有了一定成绩之后，做事更要先摸摸自己的口袋有多少钱，没钱，即使成功机会很多，也不要去做。

曹文锦尤其不赞同大量举债去发展，他说，大量负债经营，不但有可能徒劳一场，帮债权人打工，甚至还有遇到问题被债权人逼死的危险。

他的这个认识，与他早年在银行当过职员的经历有关。他说：“有些债主被逼得倾家荡产，跳楼自杀。所以，我从不愿意向银行借款。因为，银行给你贷款，往往是晴天借给你雨伞，到了下雨天，他就要把伞收回去。典型地‘落雨收伞’。”

为了稳健，每项投资曹文锦都会用8成自有资金去做。遇到大项目财力有限，他把机会分享和其他商家联手，也绝不孤身冒险。他知道这样会慢一点，但从来没有因此改变。他常说：“口袋里留足够的钞票才能生存下来。”

曹文锦强调做人做事的主观能动性，他说：“被动是做不成生意的。”他还长期坚持低调、不出风头，不争第一的原则。认为出风头，争第一是危险的事。特别是在别国投资，更要稳健，谨慎，低姿态，不喧宾夺主。

加强管理、培植人才，防止冲突，准备应变，长远打算，勤于观察，深入学习，量力而行，稳步前进，则是曹文锦经常自勉的36字经营方针。

曹文锦刻苦工作的作风像他的航运业成就一样闻名。他长期从早上9点工作、活动、学习到凌晨一、二点才睡觉，星六全日办公，星日上午办公。

在驶向世界级航运事业的商海上，曹文锦遭遇过很多大风大浪，但他印象最深的却是一次买船的经历，以及那位造船老板的遭遇。

当时，曹文锦看好瑞典一家公司准备出售的一条油轮，希望买个便宜，于是亲自去找大老板讲价。“从9点等到12点才出来，人挺豪爽，请我共进午餐。”

曹文锦回忆。席间，两人都没提价钱的事。直到要告辞了，他才忍不住说：“能不能再便宜一点。”

老板听后，哈哈大笑：“你很有耐心。我很佩服。好吧，我把船价减低5000镑。’”

当时的5000英镑可在香港买4套150平米的住房，曹文锦当场答应买下油轮。

“我确实没白跑。”他笑着回忆。

让他感概的是，1978年他又遇到这位瑞典老板。当时，他已是香港航运巨子，但那位曾让他仰望的航运巨子却因为被胜利冲昏头脑破产了。

既与李嘉诚等巨头一起在新加坡做过地产大项目，也早就在大陆投资地产的曹文锦，原本有机会在香港或大陆成为一个地产巨头，但当年家族在大陆的产业被“充公”，让他对不动产总是抱有很大的担忧，进而也错过了这个大机会。

或许是因为瑞典老板的故事见得多了，所以，他对错过也并不后悔。而他的办公桌上，则长期放着一张字条：“贪是失败之本。”

既不随波逐流得过且过，也不指望兴风作浪一口吃个胖子，但以自强不息和经久不息与时俱进，是曹文锦的信条，也是曹家富过四代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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