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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生顶天立地,却在天安门上痛哭流涕!(长文,建议收藏阅读)

2017-07-01 陈光 华商韬略




文丨华商韬略 · 华商名人堂  陈光

“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


“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我要给自己打100多分。”


究竟是怎样波澜壮阔的人生

才配得上

这样的自我评价?



1

霍英东是香港同代华人富豪里“最苦”的一个。他1923年出生于一条2米多长的舢板上,一家7口全在这条舢板上生活。



7岁那年,霍英东失去了父亲和兄长,他说自己从未想明白,为什么生活会如此决绝。


从上岸流浪到经历日军铁蹄,黑暗的日子仿佛永夜般没有尽头,霍英东偶尔会想:或许生活就是这样,命运就是这样。


他一度一事无成,干了7份工作全被辞退。直到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黑暗褪去,这个水上孩子才迎来曙光。此后,香港从小渔村发展成为东方之珠,期间大事件里几乎都有他的身影。


货运买卖、拍卖日军遗留物资、出海打捞“海草”、打破英美封锁线向内地运送物资……年纪轻轻的霍英东,以一往无前的狠劲闯出了一片天。值得一提的是,他给大陆运送过很多物资,但从来没有如谣言般运送过军火。


后人总结称他在每个行业的发挥都堪称独到,是个标准的经商天才。期间,霍英东自言从未负过人,凡是和他过合作、对他有过帮助的人,后来都有钱赚。朋友有困难、要救急,只要他能帮得上,一定责无旁贷。


如此到了1953年,霍英东迎来了令他一跃成为香港巨贾的买卖——地产。整个五六十年代,他以“气势如虹,雄傲港九”、华商第一人的姿态引领香港地产与建筑行业。期间,霍英东首创“卖楼花”(商品房预售),为全球地产行业贡献了一次经典的创新。


1955年初,英姿勃发的霍英东在铜锣湾建成了当时香港的最高建筑——蟾宫大厦,自己住在顶层。站在全香港“最高”的地方,霍英东百感交集。这个舢板上出生的孩子,从未想过自己会在短时间内站上这样的高度。


香港正经历史无前例的变化,记忆中的小渔村,正蜕变成为世界级的贸易和金融中心。高楼大厦取代曾经的小船,成了香港的新标志,而全港最高的一栋楼,就在自己脚下。


+


在“卖楼花”引领的地产狂潮中,霍英东攒下近2000万身家,当时香港的中英商人中,有如此家财者屈指可数。


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名利双收的霍英东,却在不久卷入时局的“阴谋”,迎来人生中最严重、最持久的一次打击。


因为这次打击,他在人生的第一个高点上黯然淡出,就此与香港经济发展最为迅猛的黄金时间擦身而过。



2

蟾宫大厦在建期间,突然出现了许多霍英东的负面消息,包括他曾向内地走私物资、贩卖军火等,这些诽谤信息至今仍在流传。


霍英东逐渐意识到,流言并非不胫而走,其背后有力量在推动。他回忆认为,力量来自两方面:一是港英政府因为朝鲜战争时期与大陆的贸易往来对他“有意见”,二是一些传统地产商对于他这位后起之秀的“羡慕嫉妒恨”。


这些传闻对霍英东的影响很大。此前,他天不怕地不怕,但之后却愈发谨慎。因为瞻前顾后,霍英东的事业受到波及,时局左右了他的一系列选择和决策,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霍英东决定慢慢淡出香港商界。


“在香港,没有哪一个富豪在发家后,像我一样如履薄冰地生存,在处理与港英当局的问题上,就像是走钢丝、险象环生。”霍英东回忆说。


谣言影响了霍英东的决策,但是并不能动摇其巨商的地位,因为霍英东当时的影响力大到地产界、甚至港英政府都离不开他。香港金融、地产波动期间,救急的港商经常听到的一句话就是“全香港只有霍英东一个人能救你”。


为了香港的发展,霍英东做了几十年不赚钱的海沙生意,只因没有海沙,香港不会在短期内出现高楼大厦林立的景象。


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期,在市政工程方面,港英政府找不到比霍英东更合适的合作对象,《文汇报》因此称霍英东是香港最具影响力的实业家。


几乎所有生意伙伴都称霍英东为人无可挑剔。出于影响力和“不负人”的原则,霍英东相继进入不少产业,其中就包括他从未想要涉足的博彩。


他在因缘际会之下帮助何鸿燊成为澳门“赌王”,兢兢业业兑现“成就澳门”的承诺,以大毅力完成了葡萄牙人400年没做成的事情——建设现代化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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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点,霍英东非常自豪,很少自夸的他甚至曾说:“没有我当日开通外港码头,所有澳门的一切都是假的。”


虽然鼎力澳门的发展,但霍英东从未干涉赌场生意,还将投资分得的澳娱股份全部捐给了基金会,在当时,这些股权的价值就超过100亿人民币。



3

朝鲜战争后,霍英东时刻关注大陆的局势。上世纪60年代初,他和新华社驻香港的人员成为好朋友,虽然港英政府给的压力越来越大,但霍英东始终谨小慎微地维持着这段联系。


1964年,霍英东受邀参加中国人民共和国成立15周年大典,为了缓解内地的粮食压力、避开香港移民局记录,他背着大大的行囊辗转了几十个小时。


那一年,霍英东第一次到北京,第一次见到了毛主席和邓小平。在会场门口,邓小平和香港同胞们一一握手问好,这样的礼遇让霍英东觉得不可思议。



虽然全程秘密进行,但纸终究包不住火。从北京返港后,霍英东的压力终于从流言缠身上升为实质性的压迫。


港英政府开始对霍英东展开全面“歧视”,不仅他中标的地收回不卖,其旗下的星光行也被加入“黑名单”,通过断电话的方式逼迫霍英东卖出。


黑幕之下,星光行最终以成本价交易给了英资地产公司,霍英东拿到手的只有一张欠条。一栋大楼换一张欠条,对于霍英东而言,这已经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场史无前例的耻辱。


接连的打击和压迫间,霍英东至少损失了过百亿港币,他明白,由于当局的“政治歧视”,自己很难再有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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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仍是资金最为充裕的地产商之一、尽管长期看好香港的未来,但霍英东决定放手,彻底淡出。他离开后,郭得胜、李嘉诚、李兆基、郑裕彤等崛起成为中流砥柱,开始了新一轮的风云际会。



4

1964年受邀观礼后,霍英东每年都到北京,还去各大革命老区,每次回港都带回大批东西,堆得满屋子都是。


不仅买工艺品,霍英东还引入国产电梯等物资,支持大陆企业发展。他回忆称:自己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东西,他只是想通过消费,表达对大陆的支持。


彼时,中国还未改革开放,经济很封锁,“体育外交”成了霍英东率先实践爱国抱负的平台。霍英东是个体育迷,年近50的他见到偶像球王贝利时,仍旧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得手舞足蹈。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虽然返回联合国,但大陆在国际上没什么体育空间,几乎所有国际体育组织的席位,都是“蒋政权”的。


实际上,那时候的体育问题就是政治问题,一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合法席位,承认席位就是承认政权。


为了恢复中国在各项国际体育组织中应有的地位,霍英东到各种国际赛事中奔走呼吁,不遗余力。他一边和反对者们辩论,一边搭建关系网。几年间,中国获得国际羽联、足联、篮联等席位的背后,都有霍英东的身影。


席位的获取并不是个人能解决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国家的力量和外交地位。但不可否认的是,解决问题需要个体去推动,处理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纠纷,霍英东就扮演这样的角色。


之所以说矛盾不可避免,是因为当时意识形态的对抗几乎势同水火。时任国际足联主席和秘书长曾应霍英东的邀请造访北京,但是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冷遇:机场没人接机,安排的客房很小,饭店吃冷盘子。更直接的是,第二天开会,体委的人一上来就劈头盖脸,骂对方是资本主义的走狗,搞得场面十分尴尬。


为了应对各种麻烦、危机,霍英东父子使出了浑身解数。这些还是次要的,霍英东还因此遭遇多次“生命威胁”。比如1983年,他就接到通知,称北京和香港的情报部门同时接到线索,获悉有“三个小组”抵达香港,计划暗杀一些亲北京的政商人士,霍英东就是其中之一。



5

霍英东并没有因此退却。1984年,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后第一次参加奥运会,他不顾威胁,带着全家人一起前往美国洛杉矶。在那里,他见证了许海峰、李宁一战封神,国歌响起、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霍英东情难自已,他回忆称那是他一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


奥运会期间,霍英东特别情绪化,中国选手输了比赛,他连饭都吃不下。家人觉得霍英东有点“过”了,但是他说:港英政府统治下、发家的人,那种民族感情,其他人恐怕理解不了。从洛杉矶归来后,霍英东随即捐出一亿港币,作为中国体育事业的基金。


后来,凡是大大小小的国际比赛,他都带头捐钱。北京申办亚运会成功,他捐建了亚运村的游泳馆,为了配合亚运会的组织工作,他又兴建了北京贵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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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运会期间,霍英东非常兴奋,在北京,他看到了一个干净、礼貌、井然有序的城市,国家形象非常好。赛事结束时,霍英东爆发强烈愿望:中国一定要举办一次奥运会。这成了他晚年最大的愿望。


为了配合北京申办2000年奥运会,霍英东再一次全球奔走,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声望“拉票”。他多次私人宴请时任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又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捐钱在瑞典洛桑兴建奥林匹克博物馆。同时,霍英东还宣布,如果北京申办成功,他将捐资至少10亿兴建一座可容纳10万人的奥运主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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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霍英东的努力没能一蹴而就,北京以一票之差不敌悉尼,痛失2000年主办权。宣布结果后,霍英东极度失落,见惯大风大浪的他甚至连夜搬出了原先的酒店,因为他不知道见到中国奥组委人员该说些什么。一些陪同的老朋友看他不对劲,甚至连夜跟着他,怕霍英东会干出愚蠢的事情(自杀)。


这次申办失败后,因为身体的原因(淋巴癌),霍英东逐渐放下了体育大使的工作,将体育重任交给了长子霍震霆。不过,霍英东依旧以其他方式参与了北京奥运会的工作:2008年的场馆中,水立方是唯一接受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捐赠建设的奥运场馆,其中最大的一笔捐赠即来自霍英东。



6

为中国体育出钱出力、不断奔走的霍英东,在大陆的经济发展史上也留下了身先士卒的贡献。


中国人讲究认祖归宗,1978年夏天,霍英东带着全家老小,第一次回到祖籍地广东番禺。大陆方很重视,出动了代表最高礼遇的红旗牌轿车接送,路上还有人夹道欢迎。


霍英东心中满是骄傲,但是一路走过,他又很惆怅。番禺全是破旧的茅屋和低矮的平房,霍英东想:家乡还很落后,同胞们仍在受苦。回乡期间,儿媳问接待的姑娘哪里有洗手间,对方二话不说端来一盆热水:可以洗手啦!家里人都乐了起来,霍英东却笑不出来,心里堵得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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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去之后,霍英东立刻捐钱给番禺建了一座园林式、占地6万平米的宾馆。但是捐完了他又觉得:捐点钱算什么呢?捐资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地方的落后,我要回家乡、回大陆投资,以实业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


当时,改革开放政策刚刚提出,外商投资大陆的先例是零,霍英东成了第一个投资内地的港澳商人。


他的第一个项目是在中山建酒店,这是中国第一个外商投资项目。


在当时什么问题都上纲上线的背景下,投资酒店也不好做,很多人有各种各样的顾虑:涉外旅游酒店会有精神污染吗?内地东西会不会被吃光吃贵?宾馆耗电大,影响群众用电怎么办?


霍英东不怕亏本,他的计划是即便全亏了,就当是又一次捐资。但是霍英东也有怕的地方,他担心改革开放遇到阻力,国家的经济再度停步,牵涉外资的人也受到“批判”——在时局中如履薄冰近20年的他,最担心的就是这类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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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北京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名为《生命赞歌》、表现少数民族欢度泼水节的壁画,画中的一位少女是裸体。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议,霍英东每次到北京都要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心里就比较踏实。”



7

中山温泉酒店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中山、改变了国内酒店业/建筑业的革新,甚至改变了“制度”。


“文革”之后,人心涣散,很多人都没心思干活,时任国家旅游局长曾告诉霍英东,他们想在长城建一个厕所,但提了10年都没有建成。


霍英东决定以破釜沉舟的方式给相关人士以刺激。“我就是希望调动全县、全省的力量,有了期限,才能有凭有据要求各方按规定和时间办事情。比如设备运到了大陆,但是没有按照规定时间运到中山,那肯定是有部门疏漏。”


霍英东是个生意人,没能力改变太多。但是他觉得情况不该如此:中国人到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很成功,留在大陆的都是精英,没有理由搞不好。



宾馆建成后,到中山旅游的人大增,有时候一下子涌入几千人,物资供应很紧张。有老百姓反应:开这些酒店有什么用?电用完了,东西吃贵了,每天那么多人,除了大小便,什么都没留下来。


经济改革之初,新旧理念交汇,很多事情很难理清。有人当面指责霍英东,称他带来了资本主义的糟粕。这件事还被拿到全国政协会议上、当着霍英东的面讨论,场面一度很紧张。


一座酒店给霍英东带来了很多顾虑,他怕犯错误、怕牵累到别人。思前想后,霍英东才想清楚:大的方向上面自有定夺,我的出发点不过是想做一件对国家、对家乡有益的事情,希望探索出可供别人参考的模式,又有什么好怕的呢?


中山温泉宾馆接待了很多中外名流政要,其中一位的到访则让霍英东悬着的心正式落下。1984年,邓小平在这里下榻,他对霍英东说:“温泉宾馆搞得很漂亮,很好!开放是搞对了!”



在宾馆附近爬山时,陪同人员建议邓小平下山时原路返回,他笑了笑,一语双关地说:要勇往直前,不走回头路!


改革开放近40年的经济腾飞,对于中国而言就是一条勇往直前的路。在这条路上,中山温泉宾馆只能算是一块小小的路基,但是其重要性却显而易见——那是大陆“关闭”多年以后,向外敞开的第一扇门。



8

敲定温泉宾馆的同时,霍英东又筹办了投资大陆的第二项工程。当时中国提出八大中外合资酒店的计划,以此向海外投资者昭示推行改革开放的决心和诚意。1979年,霍英东投资2亿,兴建了34层高的广州白天鹅酒店。



白天鹅是一项更大的工程,这项工程遇到的问题很多。服务员穿尼龙短袜是意识形态问题、填湖施工是“异想天开”……人事制度、财会制度、保安制度,什么都得改革,由于没有先例参考,哪些变化合理、哪些变化不行,霍英东心里没底,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


酒店建成后,成了第一家对群众开放的高级宾馆,广州市民蜂拥而来,差点把大门挤倒。因为拥挤,当天晚上被踩掉、留在酒店的鞋就有一大筐,游客一天用掉了几百卷的手纸。


霍英东很兴奋,他希望全广州的人都来,全国的人都来,看看什么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什么是新事物。


那个年代的物资匮乏程度是现在人难以想象的。改革开放之前,国内一穷二白,霍英东到一些高级干部的家里做客,看到其衣柜里就一套衣服,家里连酒杯都没有。每年广交会时,有几千人到广州,食物、用水、用电,就得做计划报给中央,由上面统一调配。


霍英东希望让国人看到发展经济所带来的变化,那期间,什么有利于经济发展,他就捐什么。比如在广州清平,他看见有人进行物品买卖,马上找广州政府捐建了一座天桥。


落成后的白天鹅成了大陆首批3家五星级酒店之一,英国女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老布什等都曾下榻于此。尼克松还在留言簿上写道:我曾经住过美国和全世界许多酒店的总统套间,我认为没有一间能够超过白天鹅宾馆。



邓小平也曾考察白天鹅酒店,过程中,总设计师一言不发,霍英东心中有点忐忑。登上28层、俯瞰珠江美景时,邓小平突然转身拉着霍英东的手,用浓浓的川普说:谢谢你,白天鹅,好!



9

白天鹅对于霍英东而言像是一场战役,他从未如此疲惫。八大涉外酒店中,其他酒店都是多家财团一起参与,只有白天鹅是霍英东孤军奋战。


酒店开张后,霍英东突然病倒,经查罹患淋巴癌。在新华社一位朋友的建议下,他选择到北京医治,一年多治疗期间,霍英东的病情一直相对稳定,直至后来摆脱病魔的侵蚀,因此,他将新华社的这位朋友视为救命恩人。


期间,霍英东经常躺在床上思考人生。他从贫苦中挣扎过来,而立之年便创下巨大财富,又在时局的压迫下步步惊心。几十年间,霍英东见惯了风风雨雨,到了卧病的年纪,他已经什么都看淡了。


霍英东当时的最大愿望,就是能再多看看改革开放的成果,看到国民真正富裕起来。治病期间,他宣布出资10亿港币成立霍英东基金会,不久后又创立了霍英东教育基金会。



1984年10月1日,身体逐渐康复的霍英东,应邀参加国庆35周年纪念日,登上天安门观看庆祝仪式。他参加过很多次国庆观礼,但第一次被安排到城楼上。


站上城楼,霍英东看到了巨型导弹、新型坦克,一位女记者走到他身边,问他有什么感想。霍英东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眼泪哗哗直淌。


按照霍英东后来的自述,他一辈子也没哭过几回。长子霍震霆结婚时,霍英东因为母亲没能坚持到这一刻,伤心了很长时间,却也没有流泪。但在观礼台上,他却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直至痛哭流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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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记者采访时正好导弹经过,后来报道称霍英东先生看到新式导弹,激动得情难自已。但实际上,这和导弹有多大关系?霍英东当时的脑子里就像幻灯片一下飞速闪过一幅幅画面,他想起了番禺路边的茅屋、想起了在国际体育会议中的一次次辩论、想起了不久前洛杉矶奥运会上的国旗国歌……国家正发生巨大变化,祖国正走向富强,霍英东一时感慨万千。


这段往事,霍英东只在自传中提及,他觉得哭这件事有点丢人。



10

因为巨大贡献,霍英东成了第一个在全国政协、全国人大这两个国家机构任职的香港人之一,也是香港首位全国人大常委。香港回归时,他在主席台就座,近距离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冉冉升起、英国在香港超过150年的统治宣告终结。


那一刻,霍英东热血沸腾,为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并且生存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感到无比自豪和荣幸。



当时曾有评论认为,香港回归后,拥有财力、实力和政治关系的霍英东将成为商界的最大赢家,但霍英东却没有像曾经那样在商界大开大合。


多年后,其长孙霍启刚透露了个中缘由:“爷爷总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做实实在在的东西,炒股票、炒楼都是害人的事情。饼就那么大,你吃太多,别人就没有了。虽然当时他做什么生意都行,但那个时候,挣钱已经不是他的目标。”


霍英东曾有很多挣钱的机会。开发海南时,霍英东答应出资并且包揽了三亚市亚龙湾区域。但合约签完后,海南地价疯长,炒地皮的发展商前赴后继,亚龙湾这一黄金宝地成了各路人马觊觎的目标。


按照签约时的价格,霍英东的收益将是一个天文数字。因为种种原因,先前签订的合约最终取消,霍英东一口应下,并没有将这笔损失放在心上。


霍英东希望他在内地的投资能直指伟大目标,遵循着这一理念,他将晚年的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了家乡广州番禺的南沙岛。


1988年,霍英东捐建的洛溪大桥通车,打通了广州前往南沙的通路,霍英东正式提出开发南沙,此后的时间里,他到访南沙近千次。


霍英东希望将南沙发展成为“小香港”,一座以深水港为中心,交通运输、工业加工、旅游服务综合发展的现代化滨海城市。



外界并不清楚霍家在南沙岛一共投了多少钱,但毫无疑问,霍英东彻底改变了这个曾经的滩涂,按照其规划,南沙正向着现代化综合城市大步迈进。


不过,霍英东在南沙的投资并非一帆风顺,他曾言:外界认为我这样的人,在内地投资一定是事事顺利,其实不然,很多意想不到的阻滞,令人感到无奈,我甚至有时感到无力。


霍英东在南沙筚路蓝缕的同时,当地政府借助其打下的基础,申请成立开发区,1993年4月,梁柏楠成为南沙开发区第一任党委书记,5年后升任番禺区委书记。10年间,梁柏楠依靠南沙的政绩不断升迁,而真正的贡献者霍英东却遭受百般刁难。


建设南沙期间,霍英东遭遇了不少“地方官”的恶性竞争甚至敲诈,他在南沙开发东发码头后,又被胁迫建设了同样的南伟码头,后者的管理权交给了梁柏楠的亲信。霍英东建设小型的蒲州花园,“有人”在临近山脚挖了一些黄土、栽了几棵小树,便“要”走了1500万。霍英东事后说:“我一生搞工程,从未见过这样离谱的事。”


+


所有工程的供水供电,都卡在“地方”手里,霍英东每投建一个项目,都得遭遇各种关卡,投资金额因此大大增加。而所有这些事,直至2004年梁柏楠因受贿罪入狱后,才由霍英东基金会的律师对外透露。这意味着,身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已经“默默”被敲诈了十几年。


霍英东曾评价自己说:“别人负我,我也是默然处之、逆来顺受。拿得起、放得下、输得起、愿吃亏。”他不仅吃金钱的亏,也吃名誉的亏。


他曾捐款1000万建设洛溪大桥,该桥后收取过桥费,霍英东的名字在“过桥费”的名单里。但霍英东捐桥纯粹是为了支持家乡建设,根本没想过收取分毫,甚至压根不知道这件事。事情曝光后,霍英东一度非常难过。


无论是早年间在香港做生意,还是来大陆进行投资,霍英东都谨小慎微,能忍则忍。他的处世原则是:宁愿保持沉默,但一旦出来讲话,就得讲真话、实话,不能昧着良知说大话。霍英东虽然从未指名道姓揭发某些事件,但他的爱国心并不盲目,曾多次批评大陆存在的一些现象,其出发点只有一个:希望经济环境能够不断完善,希望中国更加强大。



11

霍英东信奉“公道在人心”,他曾说:“体育有裁判和规则来限定,做生意和体育看似不一样,做实际上,规则都在自己的心里。”


霍英东是一个很遵从“自我规则”的人,他一生创立了大大小小数百个公司,没有一家上市。他给后辈定下规矩:除长房外,其他子女不得从商从政。


2006年10月28日,霍英东因病在北京逝世,政府有关部门参与操办其葬礼,以高规格送别了这位企业家。遗体返港期间,霍英东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并由十人扶灵,董建华、何鸿燊、李兆基等均在其列。有评论称,霍英东在“国葬”的级别中告别。



逝世前,霍英东曾总结自己的人生,称“回首往事,我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如果人生的满分是100分,他要给自己打100多分。


霍英东或许仍有遗憾:他没能等到北京奥运会开幕,没有等到广东自贸区南沙片区正式揭牌。不过相较其恢弘的一生,这样的遗憾无关紧要。


他伴随着香港的海风出生,在“国葬”的礼遇中离世。前半生,他推动香港从小渔村蜕变为矗立亚洲的东方之珠;后半生,他倾注心血“唤醒”东方雄狮;这之后,他的名字被写入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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