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义忠：摄影是我的重生 | 拍者讲堂实录回顾系列之一
温故知新总是重要的，相信对于拍摄者而言，总结与思考可以让我们不忘初衷，获得重生的能量。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拍者君将在这里向您呈现历次拍者讲堂的实录精华，以飨读者，同时对做客拍者讲堂的诸位老师表示鸣谢。
阮义忠先生是台湾当代著名摄影家，作为拍者讲堂的开篇嘉宾，在2012年4月24日的下午，与我们分享了他在摄影人生中的感悟。
此文首发自新京报拍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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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那么想逃离那片土地，摄影让我回过头来，真正认识土地与人的关系，这是我的重生，如果没有摄影，这个重生可能永远不会来。”
“以前的经验虽然在照片里记录得很详细，拍的时候也很感动，可是总有一些东西要经过20年甚至30年才会更清楚，才会更明白其中的意义。既是重复以前的自己，又是用新的我来对照过去。”—— 阮义忠
当年的我纯粹为了多了解一下世界摄影的全貌，很幸运地讨了一个外文系的老婆，她可以帮我读外文书。我为了常常能够温习，就经常整理一下，后来干脆写成了书。没想到，发表后居然引起很大反响。我只是很幸运地在一个特别的时间点上做了一些对的事情而已，没想到因此让我得到了太多夸奖。
我想既然得到了夸奖，我就应该更认真地把我在摄影路上的经验与各位分享。
每次我看到自己年轻的样子，我都会想到岁月不饶人。这是我高中刚毕业，在一个图书馆，好朋友帮我拍的照片。
我很喜欢读书，高中毕业就一心想成为文学家。但我出生的地方跟我后来追求的方向有些不匹配：我从小必须大量农作，所以我痛恨土地，我认为自己怎么这么倒霉，生长在那样的家庭里。事实上也不是太痛苦，可是很不情愿的做自己不想做的事情，那是一种恶梦。
为了逃离土地，我一心想成为知识分子，所以就开始读书。这些书囫囵吞枣，也没有真正地消化多少，不过总是为我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使我以后不管在哪方面，或是文学、或是艺术，都已经把我带上路。
所以我日后的摄影，受益于文学底子和思想的启发：摄影绝不只是与相机有关，绝不只是技术，还需要文学修养。
我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报刊画插图，那是蒋经国发起的一本刊物，每个大学每个班都要订一本，发行量和影响力都非常大。我们读书的时候也常受到这本刊物影响，插图尤其影响我，因为这些插图寥寥几笔就可以把想要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这张是我太太帮我拍的，可以看出我当年是多么自傲，长得就是一副自傲的样子，目空一切，还好拍照让我把这个气息去掉了。以前画画、写文章都可以凭想象从主观上创造，拍照之后，我慢慢从对象人物得到启发。
事实上在我当兵之前，我从来没有摸过相机。在台湾，任何一个男孩子只要没读大学，20岁就要当兵。我画插图只一年的时间就立刻要当兵，在军中主编也一直寄稿子给我，也可以继续画插图，没什么影响。
可我想重新出发，最好跟以前的方向不太一样。
有一天我看到一本英文杂志，要找艺术编辑，我就去应征。那时候他们问我用什么相机，我说我不会拍照。因为那本杂志是台湾第一本以照片为插图的杂志，是最早用平板来印刷的刊物，所以他们的艺术编辑是要会拍照的。后来他们说没关系，凭你的条件，只要多走、多看、多拍，很快可以上路。这也是到目前为止，我常常用来自勉的一句话。
我第一次的拍照经验，他们只告诉我胶卷怎么装、怎么调光线、距离怎么调。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怎么拍照，也不知道怎么看，我觉得外在世界跟我的关系，永远是在头脑中编织一个王国，哪些材料我用得上的就用，用不上的我根本就看不见。于是我决定，彻底回头，好好地重新用跟以前截然不同的心态，去跟拍照对象沟通。那一刻的羞愧心是我的一个转折点，如果那个时候我还无动于衷，还是自认为怎样就怎样，我可能不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摄影家。
还好，当时台湾这些善良的老百姓，用他们最单纯的、最美好的那一面，对陌生人全然的信任来帮我。每当我拿起相机，我自己都不好意思的时候，对方觉得有人关心他们，脸上发出那种光彩，主动配合我对焦。所以我的每个拍摄对象都是我的老师，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我所得到的启发透过我的影像，把那种感动传达给更多的人。
我觉得真正感动我的，真正好的，不管流行不流行，触动我心底的作品，我就把它集中在一起。眼睛和心灵的触动是很重要的。
我办摄影杂志花了很长时间，有一年我在法国看一个展览，那个展览是摄影150年，历代各国摄影家的优秀作品都集合在一起，从世界上的第一张照片到现代的作品都有，非常震撼。这些好作品还没有一个好杂志来介绍，于是就在那个时候我觉得机会成熟，干脆就自己来办。当时我们的编辑部几个人在一个小小的空间，立志要办一本最好的摄影杂志。
我想，一本好杂志不仅要介绍西方的作品，也要介绍东方的作品，也一定要包括大陆。我们第一期就有东西摄影文化的交流，也有古典和现代的对弈，我们有最好的开本、最好的印刷。可是第一期印完了，我们不知道第二期在哪里。于是第二天我们坐飞机到巴黎，敲开了当时在巴黎所有的摄影大师的门。
我是想说，我做事的态度，要做就把它做好。这是我在成为一个摄影家生命之外的，当摄影传播者的角色。
我拍照也下过很多功夫。在我拍照第七个年头，觉得总要发表一些东西，于是就发表了“北埔”。“北埔”对我来说，它保存了生活的原貌。拍照要把一个地方最强烈的特点拍下来，从季节、跟这个村落的交往，由听众慢慢变成他们的一分子，我慢慢地被接纳。如果在拍照一开始就被排斥在外，这是一个硬伤。
拍照的时候要非常仔细地观察，这张照片，当我从他家门口走过去的时候，我知道他一定会探头看我们。所以拍照并不是要拍你刚好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而是要看到即将会发生的事情。如果只是看到当时在发生的事情，你拍下照片永远是慢半拍，照片就少了一点点味道。照片要巧妙到好像是灵光一闪，当时刚好有那个状态。
这张照片也很有意思，这间屋子里空着四把椅子，一个人坐在另外一把椅子上，看着窗外的舞台戏。这四把空着的椅子是原来有几个人在聊天，后来走了，只剩下他一个。我说要拍照的时候，他把那几把空着的椅子都靠墙放起来；我说不用这样，保持原来的样子就可以了。
拍照片的时候，一定不要刻意摆拍，自然的状态是最好的。这张照片很多学生都非常喜欢，说这个光线射进来，好像海浪一样。拍照并不只是拍静态，光线、痕迹、故事都很重要。
有一段时间我去做了电视，可是做电视以后，我觉得自己摄影的热情一天比一天降低，就一直在想这个事情可以成为我影片当中的几分钟，要怎么用、用在哪里，被这种功利心所左右，渐渐地就不会被感动了。可是当我在看到“八尺门”的时候，我被深深地感动了，这些地方全部都是违章建筑，水手出海的时候把船当家，不出海的时候就把这里当家，盖了些简单的房子，可以落脚后就把家人也接过来，这个地方警察常常来检查。他们生活困难，可是还像在故乡那样那么高兴、自在，他们对我这个陌生人也非常欢迎。
每当我在台北做电视剪接熬几个通宵，把工作做完走在街上的时候，会瞬间感觉很空虚，不知道该做什么，也不太想回家，在街上像个游魂。还好我及时意识到了问题，立刻停止手边的工作，骑上自行车到了八尺门，把越来越冷、越来越失落的，摄影带给我的营养捕捉回来。
但是《八尺门》拍出来之后，也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善；后来这个地方被铲平了，政府准备在原址为他们盖正式社区。我不敢说我的照片帮助了他们，但是也是有力量的。
我想，拍这里，是我需要他们，而不是他们需要我，他们帮助了我，让我重拾摄影在我心目当中的分量。
摄影总是这样，试着把人心中的美好表现，把一些价值加以彰显。但你要通过你的艺术手法改变什么比较困难，因为这是长久的事情，个人能力是有限的。
我还拍《台湾谣言》，开始把焦点放在城市。城市很难拍，为一座城市照相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如果你尝试去做，那本身就患了自视过高的毛病，尽管你的努力能够让真相有所体现，但最后只不过是一则谣言罢了，没有意义。
我拍台北就是从它的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过去和现在的转折点入手。这张照片叫做《时代的转折》，在蒋中正的雕像上面有一个工人，那个时候是台湾中正纪念堂施工的阶段。
《四季》也是我的一个摄影集，这是我所知道的台湾的第一个原住民村落。这是四季的三位老人，他们的长相跟我们不太一样，命运也很坎坷，山地女人非常漂亮，在年轻的时候会从事一些色情行业。在四季村里我停留了很久，各种活动我都参加，比如小孩的毕业典礼。
说起四季，它是一个很长的故事，我不知道要怎么结束。我跟牧师和神父说，你们这里有人往生的话，一定要通知我，可一直也没有碰到。
在我不知道怎么整理《人与土地》的时候，我把底片找出来投影，我自己都被震撼到了，这是台湾农村最佳的影像，就是人在土地的生老病死。我把所有的照片进一步筛选，把照片最大的潜能发挥出来，从第一张看到最后一张常常就忘了，所以要排成样片，一次就可以看到几十张，整体比较。
这个是我为展览做的模型，这个工作把影像之间的关系、影像的顺序、各方面的特点都展现出来了。这与我编辑《摄影家杂志》有很大的关系，我能掌握照片之间的节奏感。
“人与土地”的展览体现了一个摄影家和他作品的关系，我真正感觉到什么叫洗礼：用药水和自己的双手在暗房当中的挥动，摸着影像、一道一道程序，很多照片都要自己亲手修补，所有挂在墙上的照片都是我自己亲手修补的。
这张照片拍摄是的劳动场景，事实上这也是我的童年所做的工作。农村的经验对我在拍摄的时候掌握力道、角度是有帮助的。我以前那么想逃离那片土地，摄影让我回过头来，真正认识土地与人的关系，这是我的一个重生，如果没有摄影，这个重生可能永远不会来。
那时，如果要是有一个自动对焦的相机就太棒了，可是还没有发明出来。可就是因为困难，你会觉得拍出一张好照片非常兴奋。心和眼要完全对焦在一处，节奏一定要很灵活。现在机器太灵活，人就不灵活了；以前机器不灵活，所以人就都要非常灵活。
有这种态度就不大会失败，因为我们都是很专业的人。按快门之前就要做好决定，按了之后要很有信心。这样你就会全神贯注、全力以赴，如果你不这样，拍一堆再来选，坦白讲，每一张都不会太好。
一个人膜拜马祖，我从他的上面拍他。摄影要很精准，要在最短的时间站在决定性位置，按下决定性瞬间。决定性的位置如果不先找到的话，怎么拍都只是一个视觉张力而已，视觉张力跟内容最有力的呈现方式还是有差距的。一个是视觉上的力量，一个是精神上的力量。
有时，拍摄对象太配合了也不好拍，这个老太太实在是很配合我，每次我拿起相机想拍她的半侧面，每次她都会转过来对着我。最后没办法，我放下相机，很失望地放弃了，给她鞠了一个躬。鞠完躬之后，她放松了，我赶快拿起相机抓拍了一张。
1999年，台湾9·21地震，我参与了慈济重建学校的活动，拍摄了慈济证严法师。她身为出家人心系苍生，看世界各地发生的大事，看报纸，关注世界哪里有灾难。她像所有人的母亲，大家需要帮助时，她给予最大的支持。在她身上，我知道我应该回到拍照最根本的本分，那就是替美好的事情做见证。在她身上我看到人性的美、利他。
以前的经验虽然在照片里记录得很详细，拍的时候也很感动，可是总有一些东西要经过20年甚至30年才会更清楚，才会更明白其中的意义。既是重复以前的自己，又是用新的我来对照过去。
我信佛教，相信因果，如果你只会享福不会造福的话，以后就要吃苦了。我的书写，也是体会了佛教的精神后，才有的收获。我虽然在外面做了很多场讲座，可这一场是被我们媒体人邀请来的，我觉得意义很大。
你们更要去面对人间发生的不幸的苦难，我是何其有幸只拍人性美好的一面，所以我很敬佩你们，我要做更多工作。我以前的摄影也许停留在影像艺术的表现，现在我终于决定，把我的照片用来传达做人做事的道理，所以这是我今后努力的方向，我想在工业社会的如今，传统伦理道德流失的当下，这样的工作会更有意义。
谢谢大家！
下期预告
《贺延光：我们的照片不能孤芳自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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