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延光：我们的照片不能孤芳自赏 | 拍者讲堂实录回顾系列之二
温故知新总是重要的，相信对于拍摄者而言，总结与思考可以让我们不忘初衷，获得重生的能量。在2014年的最后一个月，拍者君将在这里向您呈现历次拍者讲堂的实录精华，以飨读者，同时对做客拍者讲堂的诸位老师表示鸣谢。
贺延光老师是中国著名摄影家，原中国青年报图片总监。“不作假，不为历史留下空白”，是贺延光从事新闻摄影以来所奉行的理念。
此文首发自新京报拍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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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照片不能孤芳自赏，艺术家可以。新闻照片，你所有的内容都应该让读者看懂。”
“我们拍照片要让读者了解历史，当然如果没能刊发，你也不要生气，你要想打仗不靠一城一池的得失，信念要坚定，要有韧性，不要计较每一次失败，不要轻易把自己弄的垂头丧气。”——贺延光
我没上过什么学，我利用这个机会谈谈我搞新闻摄影的事儿。
我干的比较晚，29岁才开始，中学毕业想当兵，没当上，于是就插队。我读书学习不算好，压力很大，我从内蒙搬到北京，早上一年学，比我的同班同学至少小两岁。我考高中的时候开始文革，我加入了红卫兵，就可以不考试了，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我还做过我们学校红卫兵的代表，那时候人都疯了。但是我当时不觉得疯，从内心里面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我见过毛泽东他老人家，我们在东头，那天他走到天安门城角，拿着帽子挥手，我是近视眼，看不清，影影绰绰。但是感觉他老人家能看到我，无尚荣光。我和我的同学走了不少地方，红卫兵串联吃饭、坐火车不要钱。那时候也拍了一些照片，我们家里有一台旧照相机。
那时候照相机是非常奢侈的，一般人家里没有照相机，我们家虽有一台，但仍作为玩具。之后到黑龙江插队，我都没有带，插了两三年队回北京以后突然想要把照相机带上。胶卷也比较贵，我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礼拜天偷偷钻到野地里拍纪念照，我们抱着冲锋枪做出非常威武雄壮的姿势留念。不敢跟别人说，因为胶卷贵，你给谁照，不给谁照，得罪人。
直到有一天，房东老太太看到我给朋友照相，她说能不能给她的孙子孙女照，我怎么能说不能呢？我说没问题，以为是客气话，但老太太认真，上炕打开柜子翻新衣服，我心想坏了，因为没胶卷，又不能说没有，我记得很清楚，两个小孩流着鼻涕站在雪地里让我拍。我想混过去，但老太太追着我要照片。后来实在躲不过去，我说胶卷弄到佳木斯市冲洗冲坏了。后来回到北京，在工厂呆了六年。那么多年我经历了好几件事，一直觉得照相机是一个玩具。
八十年代初，军事博物馆有一个展览叫《老战士展览》，就是一些摄影前辈在战争年代拍的照片。他们那时候器材也是简陋的，说水平也不很高。头几年我和一些朋友聊天，有的朋友说，新闻这个东西拍个影就行了，就怕你拍不上，我说我反对，业余作者在现场把一个重要新闻抓下来很不容易，值得鼓励，但是职业记者或是专业级的发烧友，还是要求他把照片拍好，甚至能不能拍得最好？现在大家都有相机，你不能拍的最好很可能就要被淘汰了。
这个影展以及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影展对我影响非常大，后来我被调到北京团市委干了两年，北京青年报要复刊，正好我当时实在不愿意在机关干了，我就要求去当记者，我从小受的革命教育就是关心国家大事，我当时的状态也很自然地去关注社会。
我要求去北青报当摄影记者，那时拍照片的人少，机关的人都知道我会拍照片，但我当记者就不敢蒙事了，当时一台相机还要经过市委批的，买个沙发和电视就更费劲了。
当了摄影记者，我得学习，到文化宫去听课，一位老师讲拍黄浦江的夜景，灯光一亮，黄浦江的船来来往往，产生各种各样的线条，拍照片时统一灯亮，然后用无线电要求船走来走去，摄影师可以调动千军万马，你看照片漂亮吧？但是一般人还真拍不了。
后来看《解放军画报》的照片，部队的伞兵飞过长城拉出很漂亮的线条，一般人能拍的了吗？中国的摄影始终是这样，我刚当摄影记者的时候仍然在走这个路，我后来总结了八个字：“领会精神，组织画面”。
我第一次见报社记者拍照片是在五七干校，有一天领导说人民日报的记者要采访我们班长，大家做准备，扫院子，干了三天。领导来了以后把我们几百人弄到地里，从上海牌小汽车里下来两个摄影记者，他们要求我们几百人在冬天的田地里走出之字型的图案来，据说构图好看，一遍一遍就跟拍电影似的。我们那个时候没有怨言，折腾几个小时。过两天领导又通知大家：人民日报来电话说拍的不理想，让改天再来一遍。
我到中青报以后，正好是夏天，拍暑假生活，我也在办公室里画草图，这么拍行不行？征求领导意见，行，我就找个胡同，找一些过暑假的孩子：你这么干，你再笑一笑，不胜其烦。我第一张见报的照片是拍一位劳动模范，25岁的一个厨师，我让他刻萝卜花，旁边还找别的厨师配合，用一个灯把侧光打出来，我拍的累，看的人也很累，但这就是我在中青报见报的第一张照片，还是高兴坏了——我的照片能见报了。
我运气好，赶上改革开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新闻、摄影界也展开了讨论：抓拍还是摆拍，真拍还是假拍。我参与了讨论。那时，中青报的一位老记者，批判另外一位老摄影记者，罪名是什么呢？说新闻第一要新，第二要快，这是资产阶级的基本观。现在不新，不快怎么行呢？可在那个时候这种想法是占不了主流的，我到中青报也走了一段这样的路，幸亏时间不长，我自己不讲别人还不知道。我参与了这个讨论后，再加上插队的经历，还是有自己的想法的，也开始看国外摄影师的照片。
美联社的摄影记者刘香成，对我影响很大，他到香港和美国读书，毛泽东去世时回到北京，他本能地感觉到中国要变化。我当年和他见面的时候不记得是在哪个教堂里，虽然擦肩而过，但是我一下子就记住了他：我们同背照相机，年龄相仿，他留着胡子，国内的年轻人当时不能留胡子，也不能戴墨镜。
刚开始对他的照片不以为然，但过了几年，他出了一本小册子：《毛以后的中国》。我在同事家里看到，有几十张照片，我一翻，我感觉到中国社会前进的脚步，我说他这照片弄成一本，再让你看，太了不得。我想这个生活我都经历过，但是我怎么没有想到拍呢？这一页翻过去了，想拍也来不及。
20年后，中青报的编辑问我，改革开20年，你拍没拍过建国饭店？那是中国第一个合资饭店。我说我真没拍，但是我可以给你推荐照片。刘香成拍的一个机关的会议室，机关干部翩翩起舞，跳交谊舞，墙上是马恩列斯毛泽东的像，我看了这样的照片非常感慨。那时候，北海公园要是有年轻人拿着录音机学跳交谊舞，是要抓人的。看到这样一张照片，你没有感到社会前进的脚步声吗？可这都是司空见惯的生活。
我们干摄影可以干得晚，可以业余。但如果为读者服务，为报纸工作，我们的照片就不能孤芳自赏，艺术家可以。我到798参观，有些东西看不懂，也不敢说话，我怕露怯。艺术家可以孤芳自赏，可以特别张扬自己的个性，别人看不懂才神秘。新闻照片不行，你所有的内容都应该让读者看懂。所以你只要想传播图片，为大众服务，提供给媒体，你必须要考虑读者。
我原来有过这样的经历。女排第一次打世界冠军，大会堂有一个座谈会，我拍了一张，回去我们的编辑问，她们说什么呢？我说郎平说什么，臧克家说什么，全场怎么笑的。可是编辑不在现场，读者不在现场。你的感受能让读者同样感受到是非常重要的，摄影师的本事是把读者带到现场去。当然有技术的限制，但是最重要的是意识。技术问题都好解决，但在意识方面，你拍新闻照片，你一定要研究别人，研究社会。新闻照片说到底就是个变化，社会变化的过程对新闻摄影来讲非常重要。
歌功颂德对新闻来讲没有用。去年和国外摄影师到沙漠PK，主办方组织了几百人跳陕北腰鼓，气势非常棒，尘土飞扬的，有的中国的摄影师在拍，但是外国摄影师没有拍，他们拍什么呢？拍活动解散后，这些人和周围游客真实的关系。我们要注意自己身边的生活，不要一天到晚想着拍大事件，实际上我们的生活出现了一些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触手可及，但是你可能没有感觉，有的人就有感觉。
我们周围的生活比我们的照片丰富的多，我们应该抓住生活，不要老想着名川大山，华山过二百年还那样，你总有机会拍。但社会生活稍纵即逝，人的变化是最丰富的。往往拍人的照片是最吸引人的，摄影师通过照片也在看自己。当然拍好什么都不容易，拍好风光，拍好创意照片也都不容易。
我下面提到的一些照片，有的题材可能是职业记者才能到场的，但是有很多题材谁都可以拍，而且是什么照相机都可以拍。
我得奖的第一张照片，拍的是前门大碗茶，北京街头出现了大碗茶，文革前是没有的：不许做小生意，后来开始出现个体经济的萌芽。我在天安门金水桥拍的，金水桥是天安门的象征，天安门是北京和中国的象征。今天的个体经济、民营经济，占整个国民经济半壁江山以上，它就是这样开始发展的。遗憾是，我当时用了一个标准镜头，一点也看不出环境来，拍新闻照片很多时候环境非常重要。
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拍照片要注意隐蔽自己，我刚当摄影师的不懂这个道理，耀武扬威，我全身披挂在你们面前大摇大摆走来走去，我心想你们多看我几眼才好。但是后来明白了，摄影师的位置非常重要，不要引人注意，你的本事是别人没有注意你，你就把照片拍完了。
有一年相声演员牛群头脑发胀拍照片，他拍的都是演员。他问我怎么样，我说一般，我说要看的不是舞台上的人。于是他给我看另一张照片：冯小刚和冯巩两人坐在沙发上，冯小刚大哭，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电影被枪毙了，我说真正的好照片你拍了，自己都不识货。他后来给我打电话说想到中青报当摄影记者，我说牛哥不行，你走到哪儿把新闻现场破坏到哪儿，你拍什么？
我们经常遇到不让拍的情况，我觉得不让拍就不拍，除非这是新闻现场，我必须要拍。他可以挡镜头，但不能抢镜头，对于新闻事件他没有权利这么做，公众有权利知道发生了什么，所以你可以坚决拍。但是平常的情况，你看一个老头在那里，你非要拍，赶上老爷子不高兴，你说我是记者我非要拍，这就是你没道理，你有本事快门按完了别人还不知道。拍照片和被拍照片的人天天打交道，我讲，摄影师要尊重别人，不能胡来，镜头面前一定要有所忌讳。
我们的新闻是不变的，是什么事就是什么事，领导是会变的，当时不喜欢，但是到年底评奖又给你投票了，为什么？因为他当初也发自内心觉得这是一个好新闻，只是出于客观原因他不能那样认可。2009央视大火，当时媒体在报道上规避了很多，但到年底，很多媒体评选本年度的十大国际新闻，十大国内新闻，虽有不同角度和差异，但这个题材都名列其中。我想我们应该对读者负责，对事实本身，不要离题太远，尽可能逼近真相，对历史负责。这些年，许多中国记者在不断努力把自己造就成一个真正的记者。
我们拍照片要让读者了解历史，当然如果没能刊发，你也不要生气，你要想打仗不靠一城一池的得失，信念要坚定，要有韧性，不要计较每一次失败，不要轻易把自己弄的垂头丧气。
我曾经到一个大学的新闻系讲课，问学生，知道刘宾雁的请举手，大部分都不知道，不知道学什么新闻呢？当然也难怪学生，是我们的教育不够，刘宾雁1951年在中青报，1957年被毛泽东亲点为右派，文革后恢复名誉，胡耀邦向他三鞠躬。后来到人民日报写了很多文章，它的一篇文章枪毙了黑龙江省的大贪污犯，据说一天可以接到两麻袋的读者来信。刘宾雁1988年到美国当访问学者一直没有回来，2005年去世，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给他立了一个像，他的墓碑上面写的是：此处埋的中国人说着他应该说的话，做着他应该做的事。
拍照片写消息要交代背景，事件背景让新闻照片重要起来，我在天津儿童福利院拍过一张照片，乍一看没什么，但像这样生下来智障的儿童，在中国有一千万，交代了背景，再看照片感觉是不一样的。我们即便是在街头拍照片，你关照眼前发生的事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背景需要你特别注意，背后的东西了解清楚，眼前的事才能判断准确。
80年代末，美术馆第一次出现裸体油画，社会反响强烈，唱赞歌的，破口大骂的，一个老年观众掏出望远镜仔细观察，这个细节是我现场碰见的，非常偶然。我当时转了一圈就出来和几个朋友在休息厅聊天，走在我前面的老头老太太也出来了，聊天的时候我发现老头又进去了，我发现这个细节就跟着进去了。实际上裸体油画就这一张，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出来聊会天老头第三次进去了，老太太在外面休息。我又进去了，我也没想到他突然从兜里摸出个小望远镜，我在他一侧拍了两张，快门声太大，但估计老头心里正激动就没听到。我们观察生活，拍照片，戏剧性和细节非常重要。
我还想跟大家说，不要计较题材大小，我从来不拒绝任何题材的照片，什么题材照片都可以拍的有意思，一次，我们一个小记者说，贺老师能不能给我配张图，我找不到你们其他人了。
曲格平，国家第一任环境保护局局长，当时是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的主任，他的办公室不大，文字记者跟他聊天，我坐在对面隔着一个茶几，我拍了四十多分钟。他在联合国得过几次环境大奖，又是中国主管环境的最高官员，但是一提到环保问题就皱起眉头。最后我把这个皱眉头的照片拿给他们，编辑都满意，最后报纸发的时候，照片的篇幅比文字记者的字还多。可是，一个部长，用这种形象示人，他会不会不高兴？结果过两天秘书来电话，说奉部长的要求给我们打电话，能不能把照片放大点做个纪念。
我的一个观点，就是摄影记者不要计较题材，什么题材都可以拍出好照片。
我对领袖非常敏感，大家知道“小平您好”，当天晚上那张照片差点被枪毙，总编室一个老同志说不用，我那时候刚到中青报时间不长，不敢大声说话，我说为什么不用？他说有个人崇拜之嫌，我说又不是万岁，就是您好，我们值班的老总是过来人，可见那个年代人们对个人崇拜是多么的警惕。
社会问题值得我们思考，我们没有权利去改变什么。但是我们有权利记录，不要轻易放过。
这是最后一位SARS病人出院，媒体被拦在外面，不让进。我说我是中青报的，我进去门开着，行李打好了，我赶紧拍一张照片，我说你在看什么呢？他说我在背讲稿，告别SARS走向明天，18岁的小孩子，三次病危又救过来了。媒体要尊重法律和道德、环境的约束，但也要找到一个平衡的关系。
2008年汶川地震，我们一路上碰到许多镜头，遇到这位背着孩子的父亲，我们只简单说了几句，事后我和我的搭档又追到水磨镇找他们，他背着17岁儿子的遗体回家，50里的路，为了让他在家里最后过一夜。当年年底南方周末把这个报道评为年度最动人的报道。
我碰到一个都市报的记者，拍了差不多的照片。后来他们的主任对我说，我们一个记者也拍了，但是被我们老总骂了一顿，为什么骂一顿呢？因为这个记者拍了就离开了，什么也不过问，我说摄影记者一定要采访，不能光拍照片，可能这个同行年轻，我希望这样的事能让他记一辈子，不能再犯同样的错误，很多新闻可以感动人。
拍照片是一个很孤独的事，现在有的摄影师搞的很热闹，跟庙会一样，我不认同。拍摄时要独立思考，独立观察，要耐的住寂寞，摄影不是一个热闹的事。
我希望诸位拍出更多好照片，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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