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着】爸爸的城堡里，有最新鲜的空气
第659期
摄影/ 吴家翔
撰稿/ 沈艺敏
编辑/ 王崴
出品/ 腾讯网新闻中心
▲当雾霾围城之时，为父母的人们相比其他人群更多了一层焦虑，也因此成为抗霾先锋。他们中有人带孩子休学避世，有人想举家逃离，有人意图发动更多家长，也有人自行设计新风系统，并就此成为行业领军者。尽管大部分人在雾霾魔障的绝望中不了了之，但也有个别人以实际行动筑起小小的、多一点安全感的防御城堡。
▲2017年1月5日，北京，空气质量等级“重度污染”。出门吃午饭之前，王奇习惯性地先戴上了口罩，窗外是灰蒙蒙的一片。当网上出现“雾霾抑郁症”和“雾霾病人”这些词时，王奇都觉得说的是自己。有霾的时候，王奇在办公室里什么也做不下去，出门时不敢深呼吸，身上一定要带着两个口罩备用。他的微博最多每天转发五六十条与雾霾相关的信息。雾霾就像是阴影魔障困住了他。
▲这些都是王奇一年内使用过的口罩，明显由白变黑。有一阵网上传闻医院无菌室使用的FFU效果更好，他立马想方设法买来一台。在新风系统尚未走进大众视野时，他便已经给自己家里装了新风。但是看着9岁的儿子只能在客厅狭窄的空间里踢足球玩耍，他便觉得自己越抵抗越绝望。
▲2017年1月17日，空气质量等级“中度污染”。王奇从位于西四环的家骑车去上班。为了力所能及地改善空气质量，他很少开车出门。三年前，他便想过举家离开北京，搬回山东老家生活，但年岁渐长的父母、日益重要的孩子教育和不愿离开北京的妻子渐渐磨掉了他想走的冲动。于是，他依然被锁在这座逃不出去的“围城”里。
▲2017年1月15日，北京空气质量等级“良”。万涛在自己的工作室里通过抽烟的方式来检测几个不同品牌的空气净化器的表现。其实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万涛和大多数人一样，没把雾霾当回事，只有在空气重污染时刷刷朋友圈，吐槽两句。即使是雾霾红色预警，万涛也很少戴口罩出门。
▲但对万涛9岁的儿子六六来说，霾与风、云、雨、雾一样，都是从小耳闻能详的词。雾霾与口罩是六六从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15年11月28日，六六学会了发朋友圈，第一条内容便是与雾霾有关。而在接下来短短的11天里，六六共发了10条朋友圈，其中8条都在抱怨雾霾的存在。这大大出乎万涛的意料。
▲看着儿子的朋友圈里连发6个骷髅头的表情，万涛开始坐不住了。对于自己来说，他并不被雾霾困扰，但想到儿子暴露在雾霾中，等同于吸着“二手烟”，万涛无法心安理得。家长群里也炸开了锅，集资给孩子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的呼声越来越大，万涛自愿承担起研究和选购净化器的任务。
▲在抗霾运动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存在。尽管很多家长对雾霾感到焦虑，并希望做出改变保护好孩子，但仍有一些家长对此表示不理解，甚至觉得他们小题大做，矫情，迂腐。家长群中不时爆发争论。
▲最终空气净化器还是如愿安装在教室里，测量结果显示明显有效。万涛认为，自己虽然改变不了周围环境，却也能独善其身，默默抵抗，生存下来。
▲2017年2月21日，河南洛阳， WYGG（化名）带着女儿 MOMO（化名）在雪中玩耍。新学期开学后， MOMO并没有去上学，而是在家跟着爸爸学习。这是WYGG的安排。在此之前， MOMO的肺炎反复发作，请假回家呆几天便会缓解，一去上学又开始发烧。WYGG觉得罪魁祸首正是雾霾。为了保护女儿，他不惜让女儿休学。
▲2017年2月22日，洛阳空气质量等级“轻度污染”，出门前WYGG给MOMO戴上口罩。年前，当北京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开始试点安装新风系统时，洛阳的学校教室里装有空气净化器的寥寥无几。而2017年1月，洛阳31天中有23天是空气污染，重度污染以上达到13天。WYGG坐不住了。他熬夜写了一份班级防护雾霾、家长集资采购空气净化器的建议，发到班级家长群里。意外的是，反对声层出不穷，最终他的提议被否决。
▲WYGG在家中用仪器检测空气净化器的效果。除非是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即预测未来持续三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300以上并持续3天以上时，学校才会停课。而其他情况下，学校体育课照常上课，教室里不允许孩子戴口罩，升旗仪式也照常举行。这也是WYGG下决心让MOMO离开学校的原因。
▲在家上学的进度并不松懈。早上起床后第一节课是语文课，教材是学校发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可能是因为6点半就起床的缘故，MOMO一直在打哈欠。WYGG连续让她“起立、坐下”三次，MOMO不情不愿照做了。
▲“课间”休息时，MOMO靠在沙发扶手上看动画片，WYGG则忙着准备教案。为女儿当老师，是一份更需要严谨的工作。
▲WYGG在栾川的一个山谷里租下了农民自建的小产权房。有霾的日子，他带着女儿躲到这里，读书、画画、种菜、养鸡。汹汹来袭的雾霾一点一点吞噬掉他对周遭的忍耐，独善其身的幻想在学校里、家长群里、洛阳城里破灭，最终被迫逃离。
▲姜庆曾经是一家电信软件公司的董事长，35岁便已积累上亿财富，功成名退。但在退休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姜庆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没想到，抵抗雾霾给他带来了事业的第二次机遇。2013年，全国多地雾霾频发，当时两岁的小女儿时常咳嗽，姜庆给家里买了20多台空气净化器，女儿却并未好转。姜庆是理工科出身，善于钻研和动手，他决定亲自探索更好的防霾办法。
▲姜庆花费了3个月左右，测试各种滤芯、风机，设计出适合家庭、学校、办公楼等环境的新风系统，由于效果明显，切合市场需要，他的业务迅速拓展开来。现在姜庆终日奔波在各个工地上，监督工人们安装新风系统。
▲姜庆手中的测量仪器显示，安装他设计的新风系统后，他家里的PM2.5指数一直保持在个位数，二氧化碳的浓度也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即使在北京PM2.5指数爆表的时候也不例外。现在姜庆终日奔波在各个工地上，监督工人们安装新风系统。
▲尽管姜庆雇了100多名工人和几名大学生，但所有的设计图纸均出自姜庆一人之手。每晚8点到12点是他固定的画图时间。有时他会画到半夜两三点，睡一两个小时起来接着画。
▲他找到自己孩子所在的学校，希望安装一套他设计的新风系统。最终校长认可了他的方案。2014年的暑假两个月，他完成了孩子学校的新风系统安装，将教室内的PM2.5指数控制在10以下。
▲尽管在设计与安装新风系统这条路上，姜庆带着团队慢慢走向商业模式，但给部分学校安装时，他更多地抱着做公益的态度，不图赚钱。
▲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12月31日，他的团队已经陆续完成了8所小学、10所幼儿园、2栋办公楼、5个办公区、200个家庭的改造，累计让数万人呼吸到PM2.5接近0的空气。而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中。
▲即使如此，姜庆仍然焦虑。北京的冬天，前几年个别天数AQI指数达到700以上，而500以上则每年都有。姜庆总会想，在这样的天气里会多少新生婴儿与这个世界的最初接触发生在这种粘稠而刺鼻的空气里。一想到这些，这位在创业路上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爸爸几度落泪。
▲开始设计安装新风系统以来，姜庆告别了此前十几年退休生活带来的“空虚”与“自我否定”，同时也告别了周末和各种节假日。有人对他选择这样三餐不定、奔波忙碌的工作感到不解，他却暗自庆幸：重新找回了自己。孩子虽小，也懂得为他骄傲，他则更加感谢他们：“如果没有孩子，我不会做这些。”
抗霾家长的焦虑与行动
撰文 | 沈艺敏
逃离
WYGG从未如此焦虑。
他把病房桌上堆满的输液瓶数了一遍，102瓶。这是7岁女儿因肺炎住院不到两周一共输的吊瓶。
最开始时，加上生理盐水，一天需要输9瓶，由于不适应酸性液体，输得很慢。最久时连着输了21个小时，从前一天上午10点到第二天早晨7点。休息三个小时，马上又开始新的9瓶。
他呆呆坐在病床边，看着输液瓶里液体一点一滴落下来，痛苦、焦虑、纠结、暴躁夹杂着愧疚一下子涌进他的心头，犹如灰霾扎进肺里，咳不出来，咽不下去。
MOMO的肺炎反反复复，请假回家呆几天便会缓解，一去上学便又开始发烧。 WYGG觉得正是家里的防护措施不到位与学校教室防护不当造成的，他觉得罪魁祸首正是雾霾。
他拍了女儿肿大的双手和102瓶吊瓶的照片，发到朋友圈：“拜不可描述的天气所赐，左右手换着体验医疗科技。谁说呼吸是免费的？”
就在二十天前，当北京部分中小学幼儿园开始试点安装新风系统时，洛阳的学校教室里装空气净化器的寥寥无几。而2017年的1月，洛阳31天中有23天是空气污染，重度污染以上达到13天。WYGG坐不住了。他熬夜写了一份班级防护雾霾、家长集资采购空气净化器的建议，发到班级家长群里。意外的是，反对的声音层出不穷。
会不会绞到孩子手指呢？有些家长担心安全隐患。在洛阳，大多数人从未见过空气净化器，对他们而言，这是个陌生的新型机器。
“别的班都没有，就我们班有，有点搞特殊化。”一位家长顾虑重重。
另一位妈妈站出来说：“我不希望我的孩子被保护得太好，我更希望孩子去适应环境，而不是为了他去改变环境。”
有的家长表示，这种天气孩子更应该加强锻炼，提高免疫力。
那些一开始支持的家长开始沉默，更多的家长旁观不语。
这个建议便不了了之，就此作罢。
当下，WYGG觉得自己做的这一切就像是将一颗石子扔进大海，毫无回应。
而除非是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即预测未来持续三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300以上并持续3天以上时，学校才会停课。而其他情况下，学校体育课照常上课，教室里不允许孩子戴口罩，升旗仪式也照常举行。
每次把孩子送去上学，站在学校门口，孩子妈妈总会觉得诺大的学校就像是一间毒气室，而自己亲手把女儿送进了那里。
“因为我的偷懒，我的懦弱，我的妥协，我的逃避，把她扔在那样糟糕的环境里。这和她生病，我不给她治有什么区别？”这么一想，WYGG无法原谅自己。
后来孩子肺炎后，WYGG带着空气质量检测仪跑到市政府、国家测量监测站附近、博物馆、洛阳王府井、商场、理发店等一切他能找到的公共场所测了一遍，结果让他更加绝望。一整个月只有一天能让孩子不戴口罩安心出门。
大环境如此，防霾口罩、空气净化器又能如何呢？人总不能一辈子躲在家里。
纠结再三，WYGG让妻子以孩子生病为由找班主任商量让MOMO暂缓学业，开始让她在家里学习。班主任对其决定十分诧异，第一反应是“怎么可以这样搞？”毕竟在洛阳这种在家教学的案例寥寥无几。妻子搬出WYGG曾经的教学经历暂时说服了班主任。
在尝试各种与互联网、动漫相关的创业之后，近年来，WYGG转战教育领域，成功地将自己的教育理念推广给下至幼儿园、上至高校的一些教育机构。甚至，他自己创办过私人教育实验室。在数字化教育和开放教育方面，他颇有心得。
从2月13日起，MOMO便不再上学，在家跟着爸爸学习。
WYGG想过逃离。他一开始想过逃去海南省的三亚、乐东这些城市，开始上网搜索、联系当地人、咨询周围朋友，他几乎就要动心。但妻子的工作、年迈的父母以及与家乡的牵绊让他放弃了这一决定。
后来，雾霾天的时候，他拿着空气质量检测仪在洛阳周边的县城、山区检测了一遍，发现离洛阳130公里的栾川也是一个可以暂时躲避雾霾的好去处。
他在栾川的一个山谷里租下了农民自建的小产房。有霾的日子，他带着女儿躲到这里，读书、画画、种菜、养鸡。
对他而言，这更像是一种驱逐而非主动逃离。MOMO反复的肺炎、102瓶点滴中流的泪、其他家长对雾霾的无知而无畏、教室安装空净建议的否决、上课不让戴口罩的规定、不允许停的户外体育课。这些汹汹来袭的雾霾一点一点吞噬掉他对周遭的忍耐，独善其身的幻想在学校里、家长群里、洛阳城里破灭，最终被迫逃离。
围城
当许多媒体纷纷把目光放在这些逃离者身上时，大多数人仍然生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他们与王永一样，对改变周围环境心存绝望，但他们更加绝望的却是无力逃离，只能困在被雾霾锁住的“围城”里抱怨几句。
当网上出现“雾霾抑郁症”和“雾霾病人”这些词时，王奇（化名）觉得这些说的都是自己。
从2013年开始关注雾霾问题以来，王奇觉得自己开始陷入一种莫名的焦虑情绪中。有霾的时候，王奇会陷入压抑的泥沼里，在办公室里什么也做不下去，出门时就连呼吸也会下意识小心翼翼、不敢深呼吸，身上一定要带着两个口罩，万一其中一个带子断了还有另一个口罩可以使用。
他给自己立下了规定，AQI指数150以上，出门一定要戴口罩。甚至有时在办公室时，他也要戴着口罩才会安心。他的微博最多时候每天转发五六十条与雾霾相关的信息。他每天所看、所想的几乎都与雾霾相关。雾霾就像是阴影魔障困住了他。
他并非没有想过挣脱。
来自山东的他在北京生活了21年，凭借着多年的努力在这座城市安了家，有一份体制内不错的工作、一个不大不小的家还有一个调皮好动的儿子。
尽管如此，他仍然想过放弃在北京攒下的一切资源，逃离这座被他视为“雾霾围城”的地方。
然而，妻子是北京本地人，对她而言，北京一直是她的家。
纠结再三，在2014年时，王奇和妻子说：“如果2017年有好转的话，咱们就留在北京，如果没有好转，咱们就想办法离开。”那时他心里隐隐抱着希望。在这三年里，他一方面寄希望于外部对雾霾的治理，一方面他也自己尽自己所能去挣扎抵抗。
他给自己家里先后换了五台空气净化器。有一阵子网上传闻医院无菌室使用的FFU效果更好，他也立马想方设法买来一台。
在新风系统尚未走进大众视野时，他便已经给自己家里装了新风。
在路上看到公交柴油车排放黑烟时，经过农村看到小烟囱排放煤烟时，他一定会拍照发微博@北京12345反映问题，尽管大多数时候毫无回应。
有一段时间，他每天起床坚持把当天的空气状况发到朋友圈。回应者寥寥无几。但他觉得自己所做的一切也会带动其他人对雾霾的关注。坚持了一年半载，有一天他的父亲忍不住了，劝他别再发了，“你成天关注这些做什么”，家人不太理解。
他转而向自己熟悉的朋友普及雾霾的危险，得到的回应却是“早死、晚死，怎么死都是死，何必纠结于是不是被雾霾弄死的”。他正要解释，朋友说：“你就是书读得太多，说得好听点儿是忧国忧民，说得直白点儿：迂腐透顶。”为此，王奇气得好几天睡不好觉。
2015年11月，在北京连续重度污染多天后，王奇在家长群里建议大家集资为孩子教室买空气净化器，此事惊动校方，校方担心安全事故，为了规避责任，让每一位家长签知情同意书。在最后关头，由于班级35个家长里有5个人不参与， 这个建议不了了之。
他看着9岁的儿子因雾霾天只能在客厅狭窄的空间里踢足球玩耍，觉得自己越抵抗越绝望，似乎这是一个人的战争。
三年过去了，2017年已经到来，尽管王奇仍然觉得自己看不到雾霾改善的情况，但他却在这三年里慢慢磨掉了想走的冲动。年岁渐长的父母、日益重要的孩子教育和不愿离开家乡的妻子让他觉得自己走不掉了。
有时他也会参与一些抵抗雾霾的行为艺术。几个月前，他拍了个视频，画面上，他带着口罩，站在灰霾里，举着白色的牌子，一字一顿地说：“我不想做沉默的雾霾病人。”那一刻他会觉得自己仍在努力挣扎。
但大多数时候他活在平静的绝望之中，被雾霾锁在这座逃不出去的“围城”里。
抵抗
对万涛而言，“霾”是近几年才出现的字眼。很长一段时间，和大多数人一样，他也没把雾霾当回事，只有在空气重污染时，会刷刷朋友圈，吐槽两句。
即使是雾霾红色预警，万涛也很少戴口罩出门。
他最郑重其事戴着防护面具出门的只有一次。2014年10月19日，约3万人参加的2014北京马拉松赛在雾霾中开跑。一些参赛者自备防毒面具、口罩，以减少雾霾对身体的伤害。这一天，万涛开车出门时也戴了个防毒面具。和大部分参赛选手戴面具或口罩的初衷不同，万涛的目的是体验这种“憋得慌”的呼吸感。当时，他只觉得这是一种对雾霾的调侃和幽默。
但实在太憋的慌了，戴了一会儿，他便觉得呼吸困难。他更追求呼吸的自由，为此，他愿意接受不戴口罩的“残余风险”。
雾霾带来的焦虑似乎离他很远。
而对9岁的儿子来说，“霾”与风、云、雨、雾一样，都是从小耳闻能详的词。雾霾与口罩是六六从小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2015年11月28日，六六学会了发朋友圈，第一条内容便是与雾霾有关。万涛郑重地截图保存了下来。他当时也没想到，后来儿子发的朋友圈大多都与雾霾相关。在接下来短短的11天，六六共发了10条朋友圈，其中8条都在抱怨雾霾的存在。
老师布置的画画作业，六六画了各式各样的霾表，用重重的橙色画笔涂上，显示空气重度污染。
2015年12月7日，北京市首次启动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这也是儿子六六的学校第一次因为雾霾紧急停课。
七岁的六六又发了朋友圈抱怨雾霾，连发6个骷髅头的表情。万涛开始坐不住了。对于自己来说，他并不被雾霾困扰，但想到儿子暴露在雾霾中，等同于吸着“二手烟”，万涛无法心安理得。
雾霾带来的焦虑感在那几天开始积聚。
家长群里炸开了锅，集资给孩子教室安装空气净化器的呼声越来越大。
与许多家长因为学校停课而进一步为雾霾问题忧心忡忡不同，万涛担心的是这些心急如焚的家长没有事先了解和做好准备工作，最后的结果很可能是买一两台空气净化器放在教室里任意的某个角落。他认为，这样效果大打则扣，只能图个心安。
雾霾带来的问题从未像这样让他觉得刻不容缓。而他本人虽然是互联网安全领域的技术达人，但对于雾霾和空气净化器，他也是个“小白”。家里也未买过。
他开始在微信里大量搜索介绍空气净化器的文章，买了一些介绍室内空气流体的书，咨询了一些空气净化器的厂家，了解了学校教室的构造。而教室的构造和一般家庭的房间不同，给教室购买的空气净化器需要考虑的因素更多。空气净化器带来的噪音问题在学校教室中尤其需要认真对待。
研究了几天后，万涛决定购买三台他认为最为合适的空气净化器。
与WYGG和王奇在家长群里遭遇的“冷落”不同，万涛的建议很快便被其他家长采纳。家长们马上集资采购了三台空气净化器。万涛仍然不安心，自己又买了三台不同品牌的空气质量检测仪用来检测效果。
12月15日，三台空气净化器安装完毕、各就其位，只等着雾霾再次来袭了。
没想到，雾霾来势汹汹，三天后北京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就再一次发布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
万涛带着儿子六六在周末的下午带着三台空气质量检测仪来到学校进行检测。虽是午后，天空灰蒙蒙，整个学校似乎被罩住了。此时教室外，AQI指数达到321，重度污染。
一路来到教室，万涛打开了之前自己安装好的三台空气净化器。在低沉轰轰声中中，万涛、六六与班上另一个小男生盯着三台空气质量检测仪。几分钟内，检测仪显示的PM2.5指数从200多降至20。万涛终于松了口气，焦虑感暂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隐隐的兴奋。而一旁的儿子早已按捺不住激动，小声叫了出来。
在这之后，万涛开始关注雾霾和空气净化器的测评，也给家里、车里装上了空气净化器。他开始对家里的阳光房进行改造，除了种各种绿植，万涛在阳光房里养了蜥蜴、兔子、鸟，还装了个鱼池，养了鱼和乌龟。夏天，万涛会买些蝈蝈回来，20多平米的阳光房内就好像一个小型的生态圈。
有霾的日子，万涛尤其觉得家里空气新鲜。屋外雾霾肆虐，朋友圈充斥着对雾霾的抱怨和调侃，万涛坐在被爬山虎、橡皮树、绿萝包围着的阳光房里，喝着茶，听着叽叽喳喳的鸟声，十分安心。
“焦虑是因为找不到解决方案。”而万涛认为自己虽然改变不了周围环境，却也能独善其身，默默抵抗，生存下来。
“避难所”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姜庆慢慢找不到自己的存在感。
人前，他是姜总，他曾经是一家电信软件公司的董事长，他是35岁便已功成名退享受退休生活的亿万富翁。
然而在大儿子填写的家庭信息单中，父亲职业一栏里写着“退休”二字，简洁而扎眼。他偶然看到，虽未多说什么，却倍感失落。
直到2013年这种“虚无感”才开始慢慢消退。这一年雾霾同样愈演愈烈，全国多地雾霾频发。当时两岁的小女儿时常咳嗽，姜庆怀疑是雾霾导致。年末，他给家里买了20多台空气净化器。然而深夜时分，伴随着多台空气净化器工作的低沉轰轰声，女儿也仍咳嗽不断。经过一番研究后，姜庆发现，家里的净化器普遍是静电吸附式，工作时会产生过量臭氧，同样会刺激女儿咳嗽。
姜庆开始探索是否有更好的防护雾霾的办法。最开始时，他尝试自己制作大型空气净化器，他将它做成书柜等各种既美观又实用的家具。然而，即使他成功将PM2.5的指数降到了10左右，但由于装了空气净化器，房间门窗紧闭，室内的二氧化碳浓度过高，同样对孩子身体健康带来威胁。
姜庆开始尝试探索新风系统领域。他对市场上的新风产品并不满意，开始了解新风系统的工作原理，在这个过程中思考改进的策略。他花费了3个月左右，测试各种滤芯、风机。他先在自己家里做了试验，结果出乎意料地将PM2.5降到了10以下，二氧化碳的浓度也控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他找到孩子所在的学校，希望安装一套自己设计的新风系统。最终校长认可了他的方案。2014年的暑假两个月，他完成了孩子学校的新风系统安装，将教室内的PM2.5指数控制在10以下。
在这之后，这条路越走越远。
从2014年下半年到2016年12月31日，姜庆陆陆续续完成了在8所小学、10所幼儿园、2栋办公楼、5个办公区、200个家庭的改造，累计让数万人呼吸到PM2.5接近0的空气。而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中。
即使如此，姜庆仍然焦虑。
北京的冬天，前几年个别天数AQI指数达到700以上，而500以上则每年都有。
每当遇到这种极端天气，姜庆总会想起，在这样的天气里又将有多少新生婴儿降生？也许医院婴儿监护区的空气可能较为干净，然而在父母抱着刚出生的他们回家时，又将如何防护？刚出生几天的他们要如何戴上口罩？他们与这个世界的最初接触便是透过这种粘稠而刺鼻的空气。一想到这样，这位在创业上经历过风风雨雨的爸爸几度落泪。
有时候，姜庆回忆起小时候上学路上的时光，那时小孩子最爱玩的游戏便是追云彩。一群孩子在蓝天下，追着云彩跑。
而现在，雾霾天时，他在学校操场看到有其他家长带着孩子仍在玩耍，第一反应便是试图去阻止他们：“今天外面空气污染，别在这儿玩。”他们冲他笑笑，点了点头。
尽管在设计与安装新风系统这条路上，姜庆带着团队慢慢走向商业模式。但给部分学校安装时，他更多地抱着做公益的态度不图赚钱。
他对雾霾的治好持悲观态度，有时他会觉得自己做的这些只不过是在提前做一些避难所，以防伦敦烟雾、洛杉矶雾霾类似事件发生时，孩子无处可逃。
所有的图纸设计均出自他一人之手，尽管他雇了100多名工人和几名大学生。但他一个人就像一支队伍。
开始设计安装新风系统以来，姜庆告别了此前十几年退休生活带来的“空虚”与“自我否定”，同时也告别了周末和各种节假日。
有人对他放弃轻松舒服的生活而选择这样三餐不定、奔波忙碌的工作感到不解。但姜庆却暗自庆幸：他重新找回了自己。
孩子虽小，却开始为他骄傲，他则更加感谢他们：“如果没有孩子，我不会做这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