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最后的持枪猎手：人、狗与枪
鄂伦春族自古以狩猎为生。17世纪中叶，由弓箭转为使用从沙俄传来的火药枪。长期游猎在大小兴安岭之中，鄂伦春族培养出熟悉山林、能骑善射的特点，但也因多次受近现代战争波及。
至1945年统计，鄂伦春族人口仅剩1007人，直到1953年响应政府号召，周恩来特批集体“带枪下山”定居后，全国鄂伦春族人口才开始缓慢增长，据2010年统计达8659人。
新生乡是鄂伦春族在全国少有的几个聚居点之一，全乡一千多人中只有一百多个鄂伦春人。其中，合法持枪打猎的只有十二个，47岁的葛春勇则是最年轻的一个。
狗
十二月的黑河市新生鄂伦春族乡，地上满是积雪，人、车、马、狗的足迹，清晰可见，正是打猎的好光景。
冬天的阳光打在白蒙蒙的玻璃窗上，鄂伦春猎人葛春勇却躺在家里的炕头，吧唧吧唧抽着烤烟，三块五一包的白灵芝，没烧完的粗烟叶梗挂在烟头上，眼看就要掉下来，他只眯上了眼，不管不顾。
无精打采的样子，看上去很孤独。
不久前，葛春勇养了一年的四条狗一夜间全死了，原因不明，身上没有一点伤口。连着乡里其他人家11条狗的尸体横在路上，拢共不过200米。养这些狗，少说花了他万把块钱，就是为了今年冬天的狩猎。
葛春勇的母亲张玉珍是满族，脸蛋细长，葛春勇也继承了母亲的细脸。不同于乡里其他鄂伦春人的宽阔脸庞，一把岁数了看上去还是娃娃脸，加上性格内向，他在乡里朋友并不多，年轻时娶了个汉族老婆，而后也离了婚。
如今母子二人住在政府给的房子里，那是2012年政府拨款1200万造的，作为给鄂伦春族的福利，房子外形像鄂伦春传统民居“撮罗子”，但里头全是水泥。
鄂伦春人享有一系列特殊的政策保障，能正大光明地打猎就是其中之一。
每到冬天的狩猎期，乡里的男人们就合计着上山打猎，一斤连皮肉最少20元，一颗卖给游客的野猪牙能有500元，而一头两岁的小野猪少说值个3000元，更别提早些年有时还能打着些“更值钱的”，至于是什么，乡人讳莫如深。
不少原本没有资格打猎的人，找着机会，就跟着关系好的鄂伦春猎人，搭伙上山分一杯羹。这些年政府对偷猎者的打击愈发严厉，拥有合法持枪证的鄂伦春族猎人，就是他们打猎的“保护伞”，奇货可居。可这样一来，原本十二杆枪对应着十二个猎人，也由此翻了几番。
2015年冬天，跟葛春勇合伙打猎的就有四个人，毛留海，大宝利，小宝利，汪臣，他们有的闯关东而来，有的退伍转业到此，往上一代，都不是黑河本地人。其中葛春勇、小宝利、毛留海是十几年的结拜兄弟，多年来彼此照顾，彼此倚仗，关系还算不错，但明里暗里也有些矛盾。
几个人去年合伙打猎，打了十几头野猪。回来后，除了几条猪腿肉，葛春勇家“只分到1300块”，老母亲张玉珍算来算去，怎么都觉得这笔账不对，当着一伙人的面，就喊葛春勇明年别跟他们一起打猎。
“葛春勇老实，我不当哑巴，该说的就得说”，她和儿子商量着，这一年就在家门口打几头野猪，哪怕少打点，也不至于被人占便宜。
猎户都得养狗养马，翻山靠马，打猎靠狗，即便是鄂伦春猎人，也得靠狗扑住猎物，才能用枪瞄准打。
打那以后，葛春勇就开始养起了狗，打算今年带着它们，和自己那辆万把块钱、生锈掉漆、保险杠也撞歪了的破吉普，一个人上山打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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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又到了一年里难得的狩猎季节，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距离打猎只剩几天，自己的狗竟然全死了。
狗暴毙的那一天，葛春勇刚出门就回来冲张玉珍喊，咱家的狗怎么眼睛发蓝。然后急匆匆给狗打了狂犬疫苗，但没过两小时，四条狗还是趴地上死了，“要么疫苗不好使，假的，但黑河买的不至于吧。要么是人为，咱家也不得罪人啊？”
隔天，乡里的老关就讨走了最大的那只母狗，带回家吃了。张玉珍搓了搓粗糙的手，倒抽一口冷气，“祸害啊，这的人太坏了！”
葛春勇只能和他的汉族结拜兄弟一起，又没法单独上山打猎了。
枪
在乡政府领完枪，葛春勇隔天就和同伴们开车出发了，前往四个多小时车程外的37连屯——他们此次冬季狩猎的大本营。
第一天的行程不太顺利，大概是汪臣捎的汽油出了问题，葛春勇那辆破吉普怎么也发动不起。一行人在他家门外捣鼓了几个小时，原本定的早上8点出发，直到中午勉强出了门，天将黑了才到营地。
屯子最初于1966年开始修建，由沈阳军区四千多名官兵组成的农垦一师来到黑河屯垦戍边。转眼50年过去，当年修建的许多屯子近乎荒废，只剩一些老人还住着。年前因为没有生意，37连屯最后一家小卖部已关门休业。
毛留海在屯子附近有几亩地和一爿破屋，平日无人看管，只有院子里一个小房间单独上了锁，专门用来存放打到的猎物。因为附近是大片人烟罕见的荒野，毛留海的房子很适合作为打猎时的临时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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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行人从车上卸下行李，开始忙活起来，小宝利和汪臣给马和狗喂食，大宝利和毛留海去打扫卫生、生火煮食，葛春勇铺好被褥就躺在床上看起了电视，一脸悠闲，旁人对此倒也见怪不怪。
晚饭很简单，吃了几个家里带的饺子，喝了几两酒，大家就准备休息了。连着吃饭的地方，毛留海的屋子一共只有两个房间，里外各一张炕，窗外呼呼刮着寒风，葛春勇和关系近些的小宝利、汪臣睡里间，暖和些，毛留海和大宝利睡外间。
十几年前，他们就是在这里，立誓结拜为兄弟，之后每年打猎，好彼此有个照应。毕竟打猎是个很麻烦，也很危险的事。
打猎前的准备工作包括驯马、养狗、汽车烧油、食宿安排，有时还会遇上意外情况——狗咬了别人羊要赔钱，偷猎者在地里埋涂了羊油的炸子儿，狗一咬立刻会被炸死，车碾了少说爆个胎，万一咬了人就更麻烦，诸如此类都是看得见的成本。打猎后要处理猎物，明里暗里找到合适的渠道出售，需要人脉，也需要生意头脑。
最费心的还是打猎的过程，合格的猎手首先要会分辨脚印，形状、深浅、新旧；骑马翻山、放狗捕猎，要防密密麻麻的树枝勾着人，还要防野猪临死反击。猪牙锋利，顶着了就是开膛破肚，这些年下来，他们因此折损了不少好狗。
合作多年，每个人对这些环节都已轻车熟路，尤其是葛春勇，骑马训狗都是一把好手，但遇上要和人打交道的时刻，葛春勇对此并不在行，还得他的汉人兄弟们出面。
11月26日，路上遇到一辆林场的越野车，双方错车停在路边寒暄几句，对方提出分块野猪肉吃吃。不给，怕得罪人，给，怕坏了规矩，给不给呢？大宝利很快拨通了市里林业局朋友的电话，“只是个林场的副场长”，他很快问到了对方的身份，“不给了！我还当谁呢，切！”小宝利随即作出了决定。
往年打猎时，类似的情形并不少见，好在当地对鄂伦春猎人比较宽容，又有葛春勇这杆枪，一行人偶尔的擦边球有时也能蒙混过关。“不给他肉也行，但总得备条路，万一遇上啥麻烦呢？”同伴们三言两语，剖析了一番利害关系。
葛春勇手上那杆半自动是他十八岁买的，用了近三十年，早就没了准头。在某种意义上，这把枪更多意味着合法打猎的资格证，让他们免受惩罚。但他们不得不考虑的另一件事是，尽管政府发枪，但子弹却得自己想办法找，不容易。
汽车剧烈颠簸着，葛春勇一路上都没有说话，紧紧抱着枪，只顾看着窗外白茫茫一片荒野，就像个局外人。
这年冬天，他们的收成不错，三天就打到四头野猪，光六百多斤肉就能卖个一万来块。
晚饭的主食从泡面改成了野猪肉。心情极佳的葛春勇盘坐在炕上，几口就闷下八两白酒，又干了一听啤酒，很快就吐了一地。“这就是鄂伦春，瞧见了吧！鄂伦春的媳妇也绝对不能娶，婚前还好，结完婚你不让她喝酒，她就和你喝命！”同伴们目目相觑，彼此打趣，或责怪对方劝酒太猛，但没人愿意去清理满地秽物。
葛春勇吐一阵，睡一阵，迷迷糊糊说着谁也听不懂的梦话，倒是指间早已熄灭的烟头，被他紧紧夹住，纹丝不动。
“葛春勇就是个肉X，要不是他合法持枪，我绝对不会和他一起去打猎”，对于这样的情形，他的同伴似乎早已习惯。“肉”这个字，在当地用于形容人懒，笨拙、行动缓慢。而在他同伴口中，则又多了几分情绪，既不满他有时的懒散，又不屑于他在人情世故上的幼稚，“不会来事。”
对于葛春勇这些结拜兄弟，张玉珍看得很轻，“他们就靠着葛春勇，葛春勇有枪证，他们有狗，那就只能一起合作呗，就这意思。”但每次听到母亲这么说，葛春勇都会试着去阻止，在他看来，自己的朋友本来就不多，更何况是这几个十几年的老朋友。
尽管少不了矛盾和争吵，但至少可以不那么孤单。
人
葛春勇很渴望打猎，也曾为此作出过不少妥协。
从小，葛春勇就对每年的打猎心怀期待。儿时的记忆里，父辈的口述中，从前鄂伦春族的老猎人德高望重，带领大家上山打回的猎物，都是大家一起吃，一起分，那时乡里的人虽然不多，但就像是一个大家庭。
到了十八岁，葛春勇有资格持枪后，父亲就带他去派出所办了手续，花两百多块钱外加一块野猪肉，从族人那里买了一把半自动猎枪，领着他上山打猎。此后近三十年，他就从未停止过打猎，对于一个鄂伦春人来说，打猎，是比语言更加重要的集体记忆。
但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政府对于猎户枪支的管理逐渐收紧，九十年代当地发生的两起持枪杀人事件加剧了这个局面。在那之后，当地派出规定，非狩猎期间猎户枪支一律由乡派出所统一管理，并不再为猎户更换枪支，配发子弹。
在相关人士的努力下，狩猎期发枪的政策延续至今，而每年的发枪也变得更加充满仪式感，这些鄂伦春猎户被要求穿上民族服饰，接受媒体拍摄、采访，或是配合媒体，对着镜头表演一番。但没有人知道，这样的政策还能维持几年。
除了政策，猎物的减少则是另一个摆在眼前的问题。
十几年前的新生乡，进山就不会空手，离家三四里地，就有成群的犴、狍子、野猪，熊也不算太稀罕。
变化在不知不觉间发生。曾经漫山遍野的猎物，变成了明码标价的稀有品，曾经充满自由和欢笑的记忆，也已渐渐淡去，“到了新生乡，啥都变成钱”。越来越多游客被独特的鄂伦春文化吸引而来，有的人甚至开始拿死马肉晒干做肉条，冒充犴肉、熊肉卖。
据新生乡书记王伟说，因为周边只有新生乡还可以在冬季合法狩猎，许多不法份子试图蒙混上山盗猎，他们人数远超鄂伦春猎人，手中的枪支也更加先进，对当地生态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鄂伦春族在狩猎时有许多禁忌，虽然多数已被遗失，但仍有一些被多数鄂伦春人恪守，例如不打幼兽，不打正在交配、哺乳的野兽，不用“下套”的方式狩猎。然而这些为人所不齿的行为，对于盗猎者来说，根本不值一提。即便是葛春勇的同伴，有时也不愿遵循他那些所谓的条条框框。
这些年来，随着山上越来越难打到猎物，有时他们看到年幼的野兽，也照样会下手。葛春勇也说不清，他是不愿去阻止，还是无力去阻止这些事。
猎物愈发稀少的同时，是越来越多的鄂伦春人，尤其是年轻人，开始对打猎失去兴趣。
葛春勇不是不想和亲人、族人结伴上山。打猎历来都是部族协作的活动，但不知从何时起，鄂伦春人间的联结变得越来越淡薄。
葛春勇有不少近亲、远亲在政府担了一官半职，已无心打猎，而是在乡里修起了漂亮的博物馆、纪念广场，和一个个鄂伦春人形状的假人，放在景点供游客拍照留念。
越来越多鄂伦春人开始和汉人结婚，逐渐适应了休养生息的农耕文明，他的同伴中，汪臣和小宝利都娶了鄂伦春媳妇，“漂亮，有房子分，还有政府补贴。”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好处。
他的大哥是乡里有名的猎手，但对这个弟弟并不赏识，不愿和他搭伙上山。就连葛春勇的儿子也不喜欢打猎。“那是纯受罪”，葛鑫今年23岁，只在15岁那年随父亲上山打过一次猎，除了依稀还能记得的乐趣，印象最深的还是艰苦。
2016年12月2日，新生乡政府，一群年轻的政府职员穿着定制的鄂伦春族服饰，捧着桦树皮做的民族手工艺品，准备迎接下乡考察的领导团队。
作为此次活动安排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葛鑫穿上了得体的衬衫、皮鞋，忙里忙外，处理领导指示，安排组员具体事务。
在葛鑫15岁那年，明确表达自己不愿意打猎后，葛春勇就让他去读了民族学校，考了公务员，成为了乡政府职员。处事干练的葛鑫颇受领导赏识，在不久的将来有望升职。
儿子不喜欢打猎，也好，葛春勇希望儿子在打猎之外有一技之长。毕竟，时代变了，自己的人生，也并不如意。而这一年，他冒着风险，想要独自上山打猎的尝试，也因为一场意外而以失败告终。
或许因为他不是纯种的鄂伦春人，也或许因为他的个性太“肉”，又或许是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目标。生活就像谜一样，葛春勇想不明白，也无力检验乃至解决这一个个的可能性。
他只能妥协，在酒杯里，在山林中，在马背上。那是他人生中少有的，自由自在的时刻。
× 摄影 / 撰文
周平浪
纪实摄影师
× 编辑 | 杨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