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避开什么样的亲密关系？
“煤气灯效应”常出现在亲密关系中，它会破坏受害人的现实感，让他们怀疑自身的记忆和能力等，甚至陷入身心俱疲和被孤立的困境中。
在这篇节选自《环球科学》2022年11月刊的文章中，你可以看到四种情景下具体的“煤气灯”案例。
撰文｜佩奇·L. 斯威特（Paige L. Sweet）
翻译｜林颖
谈及长达12年的婚姻生活时，钱德拉（Chandra）说自己的丈夫经常出轨。当她拿出他婚外情的证据时，他反而指责她是一个疯狂、充满嫉妒心和偏执的女人。钱德拉有自己的工作，且还在读书深造，同时全心照顾着他们俩的孩子，然而她的丈夫却仍能通过一些方式，让钱德拉认为自己离不开他。例如，他会故意不交电费，当家里停电时就会怪罪钱德拉——通过这种在经济上的操控，让钱德拉体会到需要依赖丈夫。在我通过Zoom平台采访钱德拉的一个小时中，她反复将她的前夫描述为一个“煤气灯人”（情感操纵者）。
在结束与钱德拉（为了保护受访者的隐私和人身安全，通篇均使用化名）的通话后，我记下了访谈中的一些关键词：困惑、不对等的养育责任、羞耻感、丧失信誉、性别歧视和言语侮辱。近些年来，我一直在收集有关“煤气灯效应”的案例，钱德拉的经历完全符合，且十分典型。一直以来，钱德拉的前夫都会说她“很疯狂”，指责她是“过度反应”，长此以往，钱德拉也开始怀疑自己曾经的经历和感受是否真的靠得住。
这种效应并不是凭空产生的。钱德拉跟自己的朋友和家人十分疏离，几乎没有社会支持。此外，她还面临着经济上的压力，由于缺乏足够的支持，她无法在照料孩子和工作之间达到一种平衡。生活上的这些问题也使得钱德拉很难抵抗丈夫的操控，渐渐地，她开始感觉身心俱疲，陷入了窘境。钱德拉开始怀疑自己对现实的感知能力、记忆力以及理解事情的能力。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疯了。
从广义上来讲，“煤气灯效应（Gaslighting）”属于一种心理虐待，遭受这种虐待的人会看上去或感觉“不太正常”。“煤气灯效应”跟其他一些形式的心理虐待相似。在我们所熟知的心理虐待中，“把人逼疯”通常是家庭暴力或亲密关系暴力的一个核心特征。这个方法之所以奏效，是因为它会让受害者相信自己的经历不真实或者无足轻重，随后他们会因为这些经历而责怪和怀疑自己。
社会学家凯瑟琳·费拉罗（Kathleen Ferraro）将这个后果称为虐待关系中的“超现实主义”，而社会活动家兼学者贝丝·E. 里奇（Beth E. Richie）认为这是一种“充满敌意的社交环境”。“煤气灯效应”源自20世纪30年代一部名为《煤气灯下》（Gas Light）的舞台剧。该剧在1944年被改编成电影搬上荧幕，由瑞典影星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担任女主角。在这部影片中，女主角的丈夫会偷偷调整家里煤气灯的亮度，但一直坚称煤气灯的亮度没变，而忽明忽暗只是女主角自己的想象，而女主角也逐渐相信自己真的疯了。
在过去的十年里，“煤气灯效应”这个词开始变得特别流行。虽然看似人人都在谈论“煤气灯效应”，但社会学家才刚刚开始采用社会科学数据系统地研究这种虐待行为。2020年，美国精神科医生安·克劳福德－罗伯茨（Ann Crawford-Roberts）和同事曾提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乔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被一名警官所杀害，但却被告知他的死因是早就存在的身体疾病，这就是“制度性煤气灯效应”。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们的工作任务便是要去探寻社会中那些难以捉摸、杂乱无章的运作方式。通过深入探究“煤气灯效应”这类现象，我们可以了解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面对的“微观”上的不平等——丧失发言权和权利——和宏观层面上的不平等之间的关系。
危险的关系
作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对煤气灯效应产生的社会条件，以及亲密关系之中的动态变化，十分感兴趣。2021年初，我开始进行深度的定性研究，想要弄清楚究竟是哪些因素让“煤气灯效应”成为一种如此强大的力量。为了找到合适的采访对象，我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些招募广告，将“煤气灯效应”宽泛地描述为：有人想让你“看起来或感觉自己不正常”。这种方式可以让那些感觉自己经历了“煤气灯效应”的人参与进来，无论他们在什么场合以及如何体验到了这种感觉。
在长达6个月的时间里，我一共进行了122次访谈。从研究的样本来看，“煤气灯效应”通常会出现在4种核心的关系或情境中：家庭暴力、无明显虐待行为的伴侣、父母和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以及工作机构中，主要是工作场所。这些不同类型的“煤气灯效应”通常会有不同的动态特征，但无一例外都会存在权力失衡的问题。接下来，我逐一例举了四种情景下的具体案例。
西拉（Selah）所经历的就是典型的家庭暴力型煤气灯效应。多年来，西拉的前夫一直质疑她的精神健康，认为她需要药物治疗，西拉的家人也因此认为她“情绪不太稳定”。西拉的前夫还曾打电话叫来一些心理危机干预人员，声称西拉想要自杀，不能让她独自待在家里。后来，西拉离开了前夫，开始自己居住，而她的前夫竟然趁她上班之时闯进了西拉的住所。西拉的前夫试图通过坚持他想象的现实（两人仍然在一起），来扭曲西拉经历的现实（她已经离开他了）。在他们的交流中，西拉前夫的话语中时常夹杂着一些隐晦的威胁。
这种相处模式一直持续了数年：每当西拉尝试逃离后，她的丈夫就会跟踪并骚扰她，直到最后，她不得不悄无声息地跨越半个美国逃到了一所家庭暴力庇护中心。她前夫的这种虐待行为十分阴险，西拉很难说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如西拉所说的，“他们选择生活在自己设计的现实中，而且还想把你也拉入其中。”
在我采访的人群中，大约30%的人都认为生活中最主要的煤气灯人就是他们的父母。奥德丽（Audrey）觉得她的母亲完全不重视她的心理问题，坚持认为奥德丽不存在抑郁和焦虑，只是“懒惰”、“喜欢小题大做”和“反应过激”而已。而事实是，奥德丽曾因心理疾病而住院治疗，而且还尝试过自杀。因为疾病她无法正常工作，只能接受政府的救济。奥德丽对我说：“也许我真的一无是处，也许我的性格确实很糟糕，也许我只是很爱发牢骚。”因为这些恐惧，奥德丽不仅延缓了自己的治疗，还会尽量掩盖自己的症状。
在工作中，马娅（Maya）曾希望她的老板不要继续讲一些不恰当的黄色笑话，但后者反而指责她“过度敏感”。随后事情进一步恶化，有一次，马娅提交了两周的请假申请，得到的答复却是她被辞退了。之后马娅申请失业，要求因为恶劣的工作环境获得失业赔偿金时，她的老板竟然用一份长达500页的文件驳回了她的申请。“其实我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想要保证自己的安全，可他却总是在歪曲事实……让人们觉得我图谋不轨或者居心叵测。”而作为办公室里唯一一位非白人职员，马娅认为她的老板是在利用人们对有色族裔的刻板印象，将她塑造成办公室里的危险人物。
上大学时，亚历克丝（Alex）就发现了她的订婚对象是一个煤气灯人，但她并不害怕对方。与之前的案例不同，她们之间的关系看似是平等的。但当亚历克丝因为对方的行为而不断地责备自己时，权力的天平很快就失衡了。亚历克丝的伴侣会背叛她，而后又否认一切。当亚历克丝质问对方时，她会说亚历克丝“嫉妒心太重”“占有欲太强”，而且还反问亚历克丝为什么不像当初承诺的那样重视朋友和“选择的家人”。亚历克丝的经历属于一种典型的、无明显虐待行为的“煤气灯效应”，其中的操控行为会更加隐晦和间接，但仍然会让亚历克丝怀疑自己理解现实的能力。
这些故事如何互相联系起来呢？虽然在不同的案例中，煤气灯人实施虐待的方法有所差异，但他们都利用（或制造）了受害者在权力上的不平等。“煤气灯效应”所带来的影响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比较严重，但始终不变的一点是，掌控资源和叙事权是权力不均衡建立和再次出现的关键。
多种操控模式
因此，我们的第一项任务是从社会学角度来重新理解这类心理虐待。“煤气灯效应”如同亲密关系中其他形式的暴力一样，不是一个孤立事件，而是一个持续的过程。通过研究，我发现“煤气灯效应”中通常会出现否认、扭曲、孤立、羞辱或攻击个人信誉的行为。其基本模式是先否认或掩盖，接着再改写剧本。无论“煤气灯效应”的施暴者是父母、朋友、伴侣、导师还是老板，这种模式都适用。
处于被孤立的环境时，否认和扭曲事实产生的影响会更大。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一旦受害者被孤立，他们将无法听到关于这段关系的其他看法。
另外，在“煤气灯效应”中，煤气灯人会通过灌输羞耻感来达到目的，让受害者觉得遭受虐待是咎由自取。萨默（Summer）说她的伴侣很喜欢激怒她。他会出言侮辱她，用他跟其他女人的关系来刺痛她。他会告诉萨默不管是厨艺、性还是作为母亲，她都比其他的女人差得多。他会等到萨默开始哭喊、大叫。“接着，他说，‘我真的搞不懂了，你现在真的像疯了一样。’”萨默回忆道，“当时我想，天呐，我果然就像他说的那样……我把墙上的东西扯下来撕碎……我再也受不了了……而他装作一副可怜楚楚的样子说，‘我只不过是想和你好好谈谈而已。’”
在这之后，他会利用她对“发疯”的强烈羞耻感作为威胁，表示会把她做的事情都公诸于众。羞耻感是“煤气灯效应”的核心，因为它会让受害者陷入保护自己的人格不受玷污的循环之中，最终精疲力竭。
重视“煤气灯效应”
除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煤气灯效应”还具备成为社会流行词的特质。很多人对“煤气灯效应”一词持怀疑态度，尤其是一些学者和社会评论人士认为这个词的定义不够清晰，被滥用了。在大众文化中，“煤气灯效应”这个词的传播很迅速，但使用十分随意，缺乏严格的社会科学研究支持。有时，“煤气灯效应”还会与简单的欺骗，或者诸如羞辱之类的情感虐待混为一谈。
我对于其中的很多批评都深表赞同，但更欣慰的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一种词语来更好地解释心理虐待，以及其与种族歧视、残障人士歧视等压迫性的结构歧视之间的关系。在了解“煤气灯效应”这个术语之后，50岁的黑人女性钱德拉终于能鉴别在生活中遭受的虐待和歧视模式。钱德拉现在的婚姻生活幸福美满，但这份幸福也来之不易。如果拥有类似经历的人们也能通过“煤气灯效应”来更好地理解遭遇的迷惑、有害的经历，我认为对整个社会的益处会更多。
不可否认，“煤气灯效应”是一类有害的心理虐待行为，它会利用人们在社会上的脆弱点。心理虐待事件的高发生率更广泛地表明，无论在虐待事件中是否存在身体上的暴力行为，研究人员都应该高度关注“煤气灯效应”以及它给受害者的生活带来的持久影响。通过研究，我了解到了一种最为清晰的模式：“煤气灯效应”会对那些缺乏社会支持网络和系统性保护的人群，带来更严重的危害。
朋友、家人和邻居等提供的强有力的社会支持也很重要。总体上来说，在我采访的案例中，那些能够很快离开煤气灯式关系的人，都是有可信赖的人能证实他们经历的事实，并对他们的自我价值感给予积极的反馈。
本文作者 是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社会学助理教授，著有《生存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urviving）一书。
本文译者 林颖是厦门朴生心理首席心理咨询师，心理分析及正念取向双重背景心理咨询师。硕士期间开始青年心理及早期依恋关系的研究并长期从事相关临床实践，至今有近20年个案咨询与团体辅导经验。
本文节选自《环球科学》2022年11月刊中的《煤气灯效应：被扭曲的关系》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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