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县域强与弱
绵延几千载的中国社会，县域政权一直是最基本和最基础的一级。
自党的十六大首次提出“壮大县域经济”的概念，“强省先强县”、“强国先强县”的认识日益广为接纳。县域经济被冠以“关乎中国经济命运的最基础的单元”，“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支撑”，“城乡统筹协调发展的重要保证”。
县域经济，简简单单4个汉字，然“十二五”指向未来的几乎所有关键命题，都难脱县域发展的应有之义。
比如：粮食安全、三农问题、城镇化进程、收入差距、绿色低碳、转型升级，以及破除区域经济发展间的不平衡性⋯⋯在某种程度上，县域之役能否决胜，事关转型的真正成功和富裕的真正实现，直接关乎中国的命运走势。
县域强则中国强。
尤其对于山东这样一个省情与国情极为相似的经济大省。县域实力强弱，不仅决定着未来山东在全国的经济排名，“更是构建幸福山东、和谐山东的前沿阵地”。
由《商周刊》参与主办的山东（2011）县域经济年会，旨在探求更多更有效的做强县域的路径。
7月9日上午9时，青岛大学国际学术交流中心。
主政地方的部分县委书记及县（市）长、对县域经济颇有建树的学者专家、在县域投资为县域经济做出实际贡献的企业代表⋯⋯涉“县”人士先后进入会场。
演讲席的背景板上，醒目地装点着本届年会的主题：依托“蓝黄”·转型升级·创新发展。主办方意图鲜明，山东（2011）县域经济发展年会，旨在探求更多、更有效的做强县域的路径。
同观众席上的大多数一样，记者也在期待，精彩的观点阐释能够解答心中疑问，诸如——
尽管多年来山东一直注重县域发展，不断加大对县投入，但整体实力与江苏、浙江县域差距巨大，成因在何？山东缺乏的那根点石成金的“金手指”是什么？
粮食主产区既要为国家粮食安全分忧，耕地警戒线下又无法更多享有土地出让收益。当县级财政吃紧，诸如农田水利等建设缺口根本无从自给之时，产粮大县走工业反哺农业的路径，是否能化解矛盾，实现平衡？
城乡收入差距显著，区域收入差距明显，富农是否还可以尝试更加多元化的道路？
“十二五”的开局之年，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和黄河三角洲战略双双晋升为国家战略，这会为山东的县域经济大发展带来怎样的新的机遇？
强的不强，弱的很弱
“多年来，山东农业产值和增加值一直居全国前列，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省。”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的言论，符合大多数人心目中对于山东产业的固有印象。
除了是产粮大省，山东的瓜果、蔬菜、水产品也已形成自己的知名度，在不同领域复述着“山东农业”的品牌故事。
正如王志民提到的，“山东县域经济发展比较好的地区，大多具有显著的特色经济支撑”，
但必须看到的是，“山东县域经济总体实力其实不强”。
常年对县域经济持续关注的山东省县域经济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高焕喜，忍受不了用过于含蓄的表述掩盖问题的实质，他直指山东县域特点：“强县不强，弱县很弱”。
数据说话。
在2010年全国百强县（市）榜单上，全国百强县第一名江苏省昆山市，几个主要的富裕指标依次为：地区生产总值2100.3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163.1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092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7645元。浙江省的第一名慈溪，四项指标也分别是757.7亿元，104.88亿元，30896元和15513元。
就算是占据临海资源优势，山东百强县第一名龙口的实力依然不能令人轻松。地区生产总值为达到680亿元，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仅为36.7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为22755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只有11121元。
山东百强县前三甲，龙口、荣成、文登，在百强榜上的全国排名仅仅是第11、第 12和第14，这自然不包括更多的排名后滞和未上榜的其他县。
而根据山东省政府工作报告，2009年山东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119元，超全国农村人均纯收入5000元的平均数不过区区千元。但在浙江农村，2009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达10007元，25年稳居全国第一。
富省？穷省？看看最基础的经济单元已然可知。
“务农”的纠结
2010年，山东省粮食产量达到了867亿斤，连续八年增产。除了两个超千亿斤的产粮大省，全国粮产第三的排名和小麦总产量全国第一的贡献率，说明山东的省情除了地广、人多、经济大省，还有更为重要的特点：农业任重。
“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保证农产品有效供给，这不仅是中国政府关心的头等大事，也是世界人民和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一个大的问题”，全国人大农业委员会副主任、农业部原常务副部长尹成杰，直接肯定了山东的贡献，也明确提出“县域经济是发展现代农业的核心力量”。
省情决定，山东不可能走“七山一水二分田”的陆域小省、土地资源紧缺的浙江农村发展县域经济的道路。山东县域的发展，首先必须要安排好农业、农民的出路，走高产、高效、高收益的现代农业之路。
尹成杰进一步解释：“从全球现代农业发展态势来看，都经由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这样一个过程。但问题是我们的现代农业发展速度在加快，但综合水平还很低。如果套用农业经营规模、农业水利化程度，农业化学化程度，农业机械化程度，农业开放度和农业结构优化度等八项指标来衡量，我国的农业现代化水平仅处于世界的第51位。”
农业现代化程度不高，这也是当前阶段粮不养农，农民增收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越是在产粮大省，这样的矛盾就越是突出。
不仅如此，如果长期透支农业，还会伴生更深远的副作用。
比如，“十二五”开局年最具争议的一个问题，中央允许地方财政“从土地出让收益中提取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原本的“利好”，在县域层面却面临现实的纠结。越是农业大省、产粮大县越没有过多可供出让的土地资源，农业县无金可收，而工业县的出让收益却很丰厚。
县级财政不足，必然引发两种结果。要么，更多的土地被涉险变更身份，18亿亩耕地红线屡被探底，国家粮食安全受到威胁；要么，农田水利等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日益欠账，在农业生产进入高成本时期，农业生产水平却依然在低效率、低收益的怪圈中原地周旋。
“80斤稻谷买一盒中华烟，肯定不行。”“十二五”指向幸福的目标中，很重要一条就是实现城乡统筹协调，农村与城市共享经济发展成果。
“县域经济是现代农业的重要支撑，无论县域经济发展到什么程度，发展到哪个阶段，农业现代化都丝毫不能放松。抓好现代农业建设，核心力量在县域经济。”尹成杰的态度非常肯定。
这实际意味着，对于产粮区而言，首先要解开的是农业是弱势产业的纠结，要相信现代农业强国美国、加拿大、荷兰、新西兰走过的路径，走现代农业之路可以致富，然后才是手段问题。
三“化”当同步
2010年，山东农民人均纯收入6690元，在全国并不靠前。
事实是，去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排名前7的省份，基本都是粮食主销区，而13个粮食主产区的农民人均纯收入都排在中等偏下。
“天下第一粮仓”，全国重点商品粮基地县吉林省榆树市，只是长春市代管的县级市，连续7年荣获全国产粮第一县（市），2010年全口径财政收入仅为7亿元，本级财政收入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7700元。而百强县上非粮产区江阴和昆山，2010年财政收入分别为382.02亿元和480.4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14898元和17540元，差异天翻地覆。
“发展县域经济的过程中，实际应该上是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同步推进的过程”，尹成杰表示，有些地方长期以来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不同步，特别是农业现代化落后于工业化、城镇化，城镇化落后于工业化。“这会带来许多矛盾和问题，比如巨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以及巨大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
资料显示，2010年，占全国人口53.4%的乡村仅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32%，而占全国人口46.6%左右的城市，却消费了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68%。2010年，虽然中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3.23：1，但是绝对差距继续扩大达到13190元⋯⋯这一切矛盾与不平衡性，都是留待“十二五”必须解决的“硬骨头”。
事实是，为了尽快甩掉“贫困”的帽子，那些基础设施薄弱，经济总量偏小的县域，更加渴望通过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尽可能膨胀县域经济总量，在深化城镇化进程中，缩小与已经富裕起来的县市的差距。
无工不富。纵观山东，县域实力呈东中西梯度递减。
多数中西部县域期待工业壮大之后反哺农业，但问题在于，除了在“十二五”之前已经通过先天区位优势和资源、能源优势发展起来的那些东部县域，内陆县域因其经济发展的规模、质量、综合素质偏低，很难在招商引资中吸引最先进的生产力。
承接东部转移的副产品，往往伴随青山、绿水、蓝天、沃土遭破坏的潜在威胁。而自力更生的副产品，则难脱城镇化以高楼林立的空置形式铺开。“如果不能形成龙头企业的带动和优势产业的聚集，县域实力很真正难发展起来；但过于依赖工业强县，忽视了宜居生态的保护，又可能陷入城市化的误区”。
中国经济已经走过只重发展速度的阶段，开始进入追求经济运行的效益和计算投入产出比，但县域层面，竞争的压力不是缩小而是更加白热化。
高焕喜凭借多年来对县域经济的持续关注，向记者分析山东县域面临的发展环境，“山东周边省份对县域经济的发展也越来越重视，河北、河南、安徽、苏北都在加速。江苏搞大引进，引进的是世界500强，搞大出口，搞大手笔。它的战略定位非常好，苏南、苏中、苏北各是一个战略。现在江苏每年给苏北的县平均七八个亿的扶持资金，苏北的铜山县已经进入百强县，上升非常快。”
这是“先进”帮扶“后进”，最终实现共富的典型，但是对于先进不“先”的省份呢？
“河北提出在对接北京、服务北京中找准定位，他们也服务天津、对接天津，把北京周边的14个县列为发展重点。河南、安徽同样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安徽在为县级融资服务方面加大了力度。”
而广东这些经济强省，已经开始进入“退县进市”阶段了。“广东原来的不少百强县因实力提升为地级市退出百强榜，现在他们正重视发展镇域经济，搞县级镇的试点。浙江、苏南也在重视镇域经济，甚至发展村级经济。目的都是为了让发展落到实处，让发展服务基层，让发展致富百姓。”
高焕喜表示，山东有“黄”“蓝”两个国家级发展战略，但是如果没有县域经济的加快发展，不从县域经济上去突破，不以县域经济为结点，转型升级谁能来承载？“现在的国家级战略越来越多，如果把握不好，照样会贻误发展。”
7月9日，山东（2011）县域经济发展年会上，山东县域经济研究院成立。图为全国人大农委副主任尹成杰先生（右）和山东省政协副主席王志民为山东县域经济研究院揭牌。
走自己的路
有评论认为，2010上榜县中江苏、浙江、山东三省占的比例最大，且各有一套发展特点。
江苏县域经济规模大、实力强，全国十强县中占有7席，走的是“集体经济+规模经营+资本市场”的路径，区域统筹条件比较突出。浙江县域经济人口规模小，百强县相对富裕程度高、差别小，特点是“民营经济+产业集群+专业市场”，城乡统筹条件比较突出。山东县域经济单位众多，差异性大，百强县突出性不足，“政府主导+经济协作+多种模式”的发展路径，更加强调强势政府对经济的推动作用。
苏州市商务局副局长王志明在《苏州模式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启示》演讲中总结，“苏州模式的本质是开放，灵魂是创新，动力是政府和渴望致富的人民，基础是土地，关键是招商引资，效果是跳跃式发展。”一套完整的、由内而外、相互依存的各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苏州有‘123456’。农民收入全国第一，利用外资和工业总产值全国第二，出口总量全国第三，固定资产投资全国第四，GDP全国第五，财政收入全国第六，2005年率先建成了小康社会。”王志明认为，“政府驱动”是苏州模式成功的关键，也是区别于温州模式和其他县域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
“财政收入数倍于私企遍地的温州就是证明。苏州模式成功后，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都远高于温州的投入，苏州模式的优越性还在于可复制性最好。”
作为经济运行的观察者，北京大学教授夏业良提出了“反向”提醒：“无论十二五规划也好，还是很多地方规划也好，现在越来越看到政府对经济的绝对控制。”
“比如说有这样的时候，县政府可能既有运动员、又是裁判员，又是教练员。我觉得市场经济一个非常重要的经验是，政府的最大成绩在于如何帮助一个赤手空拳的普通人，找到致富的渠道，帮助企业做大、做好，而不是在你的强力主导下上场参加竞赛。我不反对提倡县域经济，我批评过于强调政府功能，我更强调让更多要素通过市场配置资源，流动起来参与竞争，而不是被行政力量主导，过于强调边界以及自己区位的利益。”
作为一个“模式选择”的局外人，中国电信集团电子政务专家、国际注册高级经营师施聪眼中，县域经济发展的真正关键在于“政府自身的能力”，包括对内的执政能力和对外的服务、管理能力。
高焕喜遗憾“全国有2/3的省市区实行了省在财政上直管县的试点，山东试行了，但是在全国偏晚”。
令他更加遗憾的是，在放权县域、用好书记、严格考核、解放思想、创新机制等方面，山东缺乏一种亮剑争先、嗷嗷叫的整体氛围和气势。他甚至危言：“在下一轮强省、强县重新洗牌过程中，山东如果不加快发展，有被甩出百强的可能。”
出于对宏观经济走势的长期研究，夏业良认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挑战在于主动寻求战略性调整。县域当如是。
但是采纳什么模式，探索哪种手段？需要从区域协同的更高层面上整体部署。县域之事，并非一县之责。
（本文首发于《商周刊》2011年第15期）